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1971年7月和8月,我作为加拿大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中国。我
们是自1949年后第二个北美政府访华代表团。第一个是1970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
“友谊比赛”破冰之旅。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受中国政府委托,经由北美“关心亚洲问题研
究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共13名团员。来中国前我当时在美国伯克莱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
,并曾在香港学过汉语。代表团抵达北京后由中国外交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官员热情地表
示:“我们很重视你们的来访,希望大家随处走走看看,多些了解中国。”事实上,我发
现这句话当真正实践起来时,是多么地困难重重甚至相当冒险。
被押到派出所
到达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与一同伴走出饭店去外面闲逛,溜达着就拐进了新街口
附近的一条居民小巷。居民大院门外的树阴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
人民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相当新鲜和具东方魅力,于是我举
起照相机拍了几张民居、街景和老人们的聚会照。就在我端着相机兴致勃勃地拍照时,那
几位老人突然一拥而上吵吵嚷嚷着夺下了我的相机。这时立即围上来数十人,大家情绪愤
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民群众的押解下,我俩被带到了
当地派出所。办公室里值班的警察拿过我的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
子眼,我担心警察会因我的反革命行为而销毁我的胶卷,那样我这些天中国之行的素材就
全毁了。谢天谢地他终没打开相机盖,我松了口气。接下来警察首先问我们是哪国人。我
答“加拿大”。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家,就问:“这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
北美。”警察警惕起来尖着嗓门惊叫:“你是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吓得直哆嗦,忙急
中生智地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国的北方,是另一个独立的国
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这个名字态度立即缓和
了一些。他又问:“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我十分吃惊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
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共产
党的派遣来支持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
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的大好河山
、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
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
诬蔑我国。”我听不懂他这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罪名,但我心惊胆战地意识到自己显
然罪责深重。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于是我打算试试救自己。我的同伴听不懂汉语
,只得呆立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群情激愤的中国人,显出十足的恐惧。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
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你解释清楚。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
来派出所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至此我俩已被扣押了整整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
要接受教训,下次拍照前得先经过我们政府的批准。而且应多拍些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大
好形势光明的方面和先进模范人物。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周恩来开明健谈,张春桥、王洪文一直黑着脸
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周总理迎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他因
在延安骑马时右臂受过伤,所以他边用左手与每一位握手边说:“欢迎你们来中国,你们
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当时文革险峻的政治形势下,一片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极“左
”狂潮下,周的这番表态十分鼓舞我们。当时在周恩来左右两侧作陪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
,这两人没与大家一一握手,3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俩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神情也十分
阴沉不苟言笑。给我的印象是,这两位文革风云人物好似被迫出席此次外事公务,一副不
情愿的样子。周恩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答“在伯克莱(Berkeley)大学读汉学
研究生。”他马上极有兴趣地询问伯克莱这所西方名校的情况,及西方汉学教学研究现状
,还特别关心我学习汉语的困难。当周得知我此次是从香港进入大陆的时,便关切地询问
:“香港怎么样?我们很关心香港的情况。”我客气地回答:“香港是个好地方。”周说
:“我们把香港看的很重要,香港最终我们是会收回来的。”周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健谈
活跃、极其睿智和反应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
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洗耳恭听,待对方
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
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他的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原则或立场。
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甚为惊讶不明
白何意,直到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症病魔来日不多
了。提到台湾问题时,周答:“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注意到周的态度相当温和
,没用当年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周说:“我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西方还有
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请你们来访就是希望与西方人民、政党和社团,互相间增进了解和发
展友谊。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们将与西方国家开展往来,中国也肯定将会对西方敞开国门
。”周又特别强调地表示:“我对中国与西方及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的态度。”
周还希望我们谈谈中国之行的观感。我们都回答:“很好。”这个回答的背景,一来
是出于客气,更重要的则因为我们每天的参观日程都由中国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处都是
经过精心策划布置的,当然我们所见、所闻、所吃、所玩都很满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
我甚至觉得周很喜欢西方人。他感兴趣地了解北美大学的情况。他也告诉我们他从前有过
一些西方朋友,并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己与西方人的友谊,特别是他与白求恩的个人友
谊。周还问我们在中国吃中餐的感受,很关心我们是否喜欢和是否习惯。代表团中有一位
华侨,周问他祖籍是哪里人。他答:“广东中山人”。周马上说:“你知道吗,中山的篮
球队满威风的。那里出足球名将,他们的个子也比较高。”周还关心西方人民反越战的形
势,及加拿大、美国共产党的近况如何。他问有没有共产党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国会内担任
要位。我们回答,北美共产党的势力远达不到在政府及国会内任职的高度,共产党还是小
党缺乏影响力。周为之十分感叹。我们又说,但西方人民反对越战的声势越来越高涨,要
求政府停止越战的呼声已成为大潮流。周还询问了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意见,及反政
府示威游行的趋势。
周又说:“我们现在还很落后,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
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十分吃惊周的坦白,因这与中国媒体
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他们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巨大成就,社
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
西方世界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
很复杂,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受到周对改革
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出现的名词。同时我也
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
的“沉默压力”,及这两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座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
以想像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
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
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分和失控。”然后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
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周在3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
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慧,
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处好吃好住好玩,眼见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曾向外交部提出会见毛泽东主席,中方回答是:“毛主席日理万机。”我们问毛
的身体如何,答:“非常健康。”我们也提出见见江青。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
我们又提出能否拜会林彪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我们每天在中国的活动都由外交部人员安排和陪同。先后参观了苏州园林、上海豫园
、广州烈士陵园。在南京参观了中山陵。南京市委官员介绍这个国民党时期的国都时说:
“南京曾是敌特的老巢,这个城市的敌特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还隐藏着一些反革命分子。
”另一则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
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现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你们外国人想吃
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
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厨师瞧见我们喜欢他的
厨艺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了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
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饭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那时不知晓我
们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餐的情景
,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我们感觉这些生活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
闻的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
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自北美,他们以为苏联人又回来了。71年8月我们乘火
车经过徐州时,车厢过道上一位母亲抱着个3岁的男孩。由于天气酷热我的衣领是敞开着
的,当我经过男孩身旁时,那男孩伸出手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这么死死地抓着,
瞪眼盯着这些奇怪的毛,我怎么哄他都不肯放手。这时男孩的父亲赶过来大声说:“快放
手,他是个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这个鬼就会把你提走下地狱去喂恶魔。”那男孩听
后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我试图劝慰他,我一开口男孩更惊恐地浑身颤抖。
在上海虹桥人民公社,我们有机会与当地公社社员一道在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
食物丰盛得可以说应有尽有,有肉有鱼、有鸡有蛋,有蔬菜豆腐,还有汤和水果,引得代
表团成员们皆佩服羡慕中国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天天如过年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
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所形容的,所谓中国农村的饥荒惨状。我们也被领到城市里的食
品店、百货店随意看看,抬眼所见货架上皆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眼前所目睹的事实证明,
西方报刊上关于中国生活用品、食品短缺,商店内外到处是龙蛇阵的报道,全是些不攻自
破的谣言。瞧,我们眼前是一派多么繁荣的景象,店堂内也很清静根本没见到排队现象。
我们还来到上海宝钢及一间纺织厂参观,一般来说所有的参观程序都一样。进门后先由厂
领导介绍工厂的历史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再就是文革日新月异的风貌。然后由客
人提问,我们常常感兴趣一些技术情况及产量如何,厂方每每皆爽快地对答如流,特别是
产量的吨数,我至今印象里仍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因太庞大记不清具体数字了。只记得每
年都会“超过历史以往的水平。”当然参观工厂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设备非常陈旧,我见到
一台机器上标着1929年制造的字样。但我什么也没说。每次参观完毕后我们都被邀请与厂
领导一起吃顿好饭。这每每引发起西方人对中国人工作午餐质量的赞叹。因在西方,宾客
若参观当地的公司、工厂、学校等任何机构,都会被邀请到该机构的餐厅吃顿普通的工作
餐,绝不会特别为来访的客人开小灶。由于我们是些中国情况“白痴”,故误以为我们每
到一处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国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当然当时我们无
论如何没有想象到,我们每天在中国的见闻都是刻意安排出来的,待我知晓真相时已是文
革结束几年后的事情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们是自1949年后第二个北美政府访华代表团。第一个是1970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
“友谊比赛”破冰之旅。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受中国政府委托,经由北美“关心亚洲问题研
究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共13名团员。来中国前我当时在美国伯克莱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
,并曾在香港学过汉语。代表团抵达北京后由中国外交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官员热情地表
示:“我们很重视你们的来访,希望大家随处走走看看,多些了解中国。”事实上,我发
现这句话当真正实践起来时,是多么地困难重重甚至相当冒险。
被押到派出所
到达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与一同伴走出饭店去外面闲逛,溜达着就拐进了新街口
附近的一条居民小巷。居民大院门外的树阴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
人民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相当新鲜和具东方魅力,于是我举
起照相机拍了几张民居、街景和老人们的聚会照。就在我端着相机兴致勃勃地拍照时,那
几位老人突然一拥而上吵吵嚷嚷着夺下了我的相机。这时立即围上来数十人,大家情绪愤
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民群众的押解下,我俩被带到了
当地派出所。办公室里值班的警察拿过我的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
子眼,我担心警察会因我的反革命行为而销毁我的胶卷,那样我这些天中国之行的素材就
全毁了。谢天谢地他终没打开相机盖,我松了口气。接下来警察首先问我们是哪国人。我
答“加拿大”。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家,就问:“这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
北美。”警察警惕起来尖着嗓门惊叫:“你是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吓得直哆嗦,忙急
中生智地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国的北方,是另一个独立的国
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这个名字态度立即缓和
了一些。他又问:“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我十分吃惊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
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共产
党的派遣来支持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
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的大好河山
、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
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
诬蔑我国。”我听不懂他这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罪名,但我心惊胆战地意识到自己显
然罪责深重。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于是我打算试试救自己。我的同伴听不懂汉语
,只得呆立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群情激愤的中国人,显出十足的恐惧。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
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你解释清楚。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
来派出所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至此我俩已被扣押了整整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
要接受教训,下次拍照前得先经过我们政府的批准。而且应多拍些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大
好形势光明的方面和先进模范人物。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周恩来开明健谈,张春桥、王洪文一直黑着脸
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周总理迎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他因
在延安骑马时右臂受过伤,所以他边用左手与每一位握手边说:“欢迎你们来中国,你们
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当时文革险峻的政治形势下,一片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极“左
”狂潮下,周的这番表态十分鼓舞我们。当时在周恩来左右两侧作陪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
,这两人没与大家一一握手,3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俩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神情也十分
阴沉不苟言笑。给我的印象是,这两位文革风云人物好似被迫出席此次外事公务,一副不
情愿的样子。周恩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答“在伯克莱(Berkeley)大学读汉学
研究生。”他马上极有兴趣地询问伯克莱这所西方名校的情况,及西方汉学教学研究现状
,还特别关心我学习汉语的困难。当周得知我此次是从香港进入大陆的时,便关切地询问
:“香港怎么样?我们很关心香港的情况。”我客气地回答:“香港是个好地方。”周说
:“我们把香港看的很重要,香港最终我们是会收回来的。”周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健谈
活跃、极其睿智和反应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
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洗耳恭听,待对方
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
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他的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原则或立场。
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甚为惊讶不明
白何意,直到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症病魔来日不多
了。提到台湾问题时,周答:“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注意到周的态度相当温和
,没用当年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周说:“我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西方还有
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请你们来访就是希望与西方人民、政党和社团,互相间增进了解和发
展友谊。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们将与西方国家开展往来,中国也肯定将会对西方敞开国门
。”周又特别强调地表示:“我对中国与西方及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的态度。”
周还希望我们谈谈中国之行的观感。我们都回答:“很好。”这个回答的背景,一来
是出于客气,更重要的则因为我们每天的参观日程都由中国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处都是
经过精心策划布置的,当然我们所见、所闻、所吃、所玩都很满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
我甚至觉得周很喜欢西方人。他感兴趣地了解北美大学的情况。他也告诉我们他从前有过
一些西方朋友,并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己与西方人的友谊,特别是他与白求恩的个人友
谊。周还问我们在中国吃中餐的感受,很关心我们是否喜欢和是否习惯。代表团中有一位
华侨,周问他祖籍是哪里人。他答:“广东中山人”。周马上说:“你知道吗,中山的篮
球队满威风的。那里出足球名将,他们的个子也比较高。”周还关心西方人民反越战的形
势,及加拿大、美国共产党的近况如何。他问有没有共产党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国会内担任
要位。我们回答,北美共产党的势力远达不到在政府及国会内任职的高度,共产党还是小
党缺乏影响力。周为之十分感叹。我们又说,但西方人民反对越战的声势越来越高涨,要
求政府停止越战的呼声已成为大潮流。周还询问了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意见,及反政
府示威游行的趋势。
周又说:“我们现在还很落后,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
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十分吃惊周的坦白,因这与中国媒体
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他们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巨大成就,社
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
西方世界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
很复杂,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受到周对改革
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出现的名词。同时我也
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
的“沉默压力”,及这两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座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
以想像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
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
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分和失控。”然后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
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周在3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
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慧,
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处好吃好住好玩,眼见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曾向外交部提出会见毛泽东主席,中方回答是:“毛主席日理万机。”我们问毛
的身体如何,答:“非常健康。”我们也提出见见江青。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
我们又提出能否拜会林彪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我们每天在中国的活动都由外交部人员安排和陪同。先后参观了苏州园林、上海豫园
、广州烈士陵园。在南京参观了中山陵。南京市委官员介绍这个国民党时期的国都时说:
“南京曾是敌特的老巢,这个城市的敌特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还隐藏着一些反革命分子。
”另一则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
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现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你们外国人想吃
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
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厨师瞧见我们喜欢他的
厨艺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了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
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饭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那时不知晓我
们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餐的情景
,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我们感觉这些生活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
闻的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
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自北美,他们以为苏联人又回来了。71年8月我们乘火
车经过徐州时,车厢过道上一位母亲抱着个3岁的男孩。由于天气酷热我的衣领是敞开着
的,当我经过男孩身旁时,那男孩伸出手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这么死死地抓着,
瞪眼盯着这些奇怪的毛,我怎么哄他都不肯放手。这时男孩的父亲赶过来大声说:“快放
手,他是个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这个鬼就会把你提走下地狱去喂恶魔。”那男孩听
后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我试图劝慰他,我一开口男孩更惊恐地浑身颤抖。
在上海虹桥人民公社,我们有机会与当地公社社员一道在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
食物丰盛得可以说应有尽有,有肉有鱼、有鸡有蛋,有蔬菜豆腐,还有汤和水果,引得代
表团成员们皆佩服羡慕中国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天天如过年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
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所形容的,所谓中国农村的饥荒惨状。我们也被领到城市里的食
品店、百货店随意看看,抬眼所见货架上皆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眼前所目睹的事实证明,
西方报刊上关于中国生活用品、食品短缺,商店内外到处是龙蛇阵的报道,全是些不攻自
破的谣言。瞧,我们眼前是一派多么繁荣的景象,店堂内也很清静根本没见到排队现象。
我们还来到上海宝钢及一间纺织厂参观,一般来说所有的参观程序都一样。进门后先由厂
领导介绍工厂的历史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再就是文革日新月异的风貌。然后由客
人提问,我们常常感兴趣一些技术情况及产量如何,厂方每每皆爽快地对答如流,特别是
产量的吨数,我至今印象里仍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因太庞大记不清具体数字了。只记得每
年都会“超过历史以往的水平。”当然参观工厂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设备非常陈旧,我见到
一台机器上标着1929年制造的字样。但我什么也没说。每次参观完毕后我们都被邀请与厂
领导一起吃顿好饭。这每每引发起西方人对中国人工作午餐质量的赞叹。因在西方,宾客
若参观当地的公司、工厂、学校等任何机构,都会被邀请到该机构的餐厅吃顿普通的工作
餐,绝不会特别为来访的客人开小灶。由于我们是些中国情况“白痴”,故误以为我们每
到一处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国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当然当时我们无
论如何没有想象到,我们每天在中国的见闻都是刻意安排出来的,待我知晓真相时已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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