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春秋战国时代，恰好就处在新宗法制度形成的时期。但从那时起，其弊端就已显现出来。强宗豪右往往独霸一方，左右地方行政, 到西汉中期已成严重问题。汉武帝曾利用酷吏予以打击，但情况并未好转，自东汉直到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把持官员遴选，进可以左右朝政，退可以消极对抗。历代帝王都要对他们礼让三分。
而法家思想的主旨就是维护君主的极权，不容许宗法与国法并立，更不允许政权以外还有族权存在。于是国家主义者商鞅用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强制手段，拆掉了宗族社会的墙角。
商鞅的这一政策，把每一户变成只有一个成年男丁的生产单位。 为＂计口为赋＂，＂计口授田＂，以及军功爵位制度的实行，铺造了社会基础。从而使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紧密结合。
此后，秦国的每一个成年男子成为独立个体，没有可能成为宗族势力的一分子，命运沉浮，也不再与他的宗族有任何关系，只能完全受国家赏罚的支配。这就象古代罗马和希腊的个体公民。只不过秦人没有相应的＂公民权＂，只有对国家负兵役和赋税的义务而已。
已故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倡导一种＂大历史观＂。其要义即在于：研究历史人物和活动，及其成败得失的原因，应注意挖掘其背后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商鞅变法之所以比其他列国，甚至比其后历史上各朝变法都更为成功，原因就在于他首先彻底改造了秦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次才是政治的上层建筑。
此外，在那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商鞅还注意到了一个其他改革者都没有重视过的问题，那就是思想言论的统一。
话说变法以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 所以＂秦民初言令不便者＂，也开始称赞新法，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① 这不免令人觉得商鞅似乎有些偏执狂，司马迁便说他＂天资刻薄＂。其实，这件事与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倡议同出而异名，前者禁止言论，后者禁止民间思想学术的传播，都是为了建立他的政治制度而不可缺少的。
蒋介石曾经梦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商鞅用他的“壹言”、“壹教” ②给实现了。这种做法的是非善恶，暂且不去讨论，反正荀子去秦国考察参观一趟之后，对这个连喝酒都被禁止的国家赞不绝口，认为它的政治、社会、军事各方面都是天下第一。
那时候的秦国，不论贵族血统还是普通百姓，既不能买田买地，也无法靠经商做工发家致富，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更是无从谈起。在这个社会里唯一向上爬的途径，只有通过军功获取爵位，从而得到更多的田宅臣仆。甚至官吏的升迁也要走军功这条捷径。难怪出土云梦秦简的墓主人－小吏喜，就多次挂职从军，参与过同韩、魏、楚的作战。
通过商鞅的一番改造，一切经济资源都被君王为核心的政府所掌握；与政府平行或对立的政治势力不复存在；＂壹法＂、＂壹刑＂，法制虽然严密，但是既透明又标准化， 没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③的区别。而且，法的内容不只是刑，还有赏。一套信用度很高，以军功为惟一标准的赏罚制度，对平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来面目。他根本就不象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是什么＂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商鞅变法，也＂跟地主阶级没有任何关系＂④。那么这样的秦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相信读者们很容易在近、现代世界史中找到相似的例子。
对于秦国人来说，战争，就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财富、地位和荣耀。“名出于战，则民致死”。难怪在六国之民皆已被战争拖得苦不堪言时，《商君书》上却说，秦国之“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这绝不是虚假的宣传，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
这样一个在经济、社会、法制各方面全方位并且有思想理论指导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体，不论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还是在２０世纪以前的全世界文明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它是在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百家思想得以在实践中争鸣和提炼的结晶。戏说一下，要是拿破伦能找到一个象商鞅这样的人，他也许就不会失败，亦未可知。
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的哲学成就远不如古希腊，甚至还算不上真正的哲学。其实，先秦诸子的思想多出于时代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注重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多得以在文化和政治上得到检验。从这一方面来说，古希腊哲学体系与之不可同日而语。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商君书》
③《礼记》
④ 杨师群－《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而法家思想的主旨就是维护君主的极权，不容许宗法与国法并立，更不允许政权以外还有族权存在。于是国家主义者商鞅用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强制手段，拆掉了宗族社会的墙角。
商鞅的这一政策，把每一户变成只有一个成年男丁的生产单位。 为＂计口为赋＂，＂计口授田＂，以及军功爵位制度的实行，铺造了社会基础。从而使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紧密结合。
此后，秦国的每一个成年男子成为独立个体，没有可能成为宗族势力的一分子，命运沉浮，也不再与他的宗族有任何关系，只能完全受国家赏罚的支配。这就象古代罗马和希腊的个体公民。只不过秦人没有相应的＂公民权＂，只有对国家负兵役和赋税的义务而已。
已故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倡导一种＂大历史观＂。其要义即在于：研究历史人物和活动，及其成败得失的原因，应注意挖掘其背后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商鞅变法之所以比其他列国，甚至比其后历史上各朝变法都更为成功，原因就在于他首先彻底改造了秦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次才是政治的上层建筑。
此外，在那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商鞅还注意到了一个其他改革者都没有重视过的问题，那就是思想言论的统一。
话说变法以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 所以＂秦民初言令不便者＂，也开始称赞新法，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① 这不免令人觉得商鞅似乎有些偏执狂，司马迁便说他＂天资刻薄＂。其实，这件事与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倡议同出而异名，前者禁止言论，后者禁止民间思想学术的传播，都是为了建立他的政治制度而不可缺少的。
蒋介石曾经梦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商鞅用他的“壹言”、“壹教” ②给实现了。这种做法的是非善恶，暂且不去讨论，反正荀子去秦国考察参观一趟之后，对这个连喝酒都被禁止的国家赞不绝口，认为它的政治、社会、军事各方面都是天下第一。
那时候的秦国，不论贵族血统还是普通百姓，既不能买田买地，也无法靠经商做工发家致富，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更是无从谈起。在这个社会里唯一向上爬的途径，只有通过军功获取爵位，从而得到更多的田宅臣仆。甚至官吏的升迁也要走军功这条捷径。难怪出土云梦秦简的墓主人－小吏喜，就多次挂职从军，参与过同韩、魏、楚的作战。
通过商鞅的一番改造，一切经济资源都被君王为核心的政府所掌握；与政府平行或对立的政治势力不复存在；＂壹法＂、＂壹刑＂，法制虽然严密，但是既透明又标准化， 没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③的区别。而且，法的内容不只是刑，还有赏。一套信用度很高，以军功为惟一标准的赏罚制度，对平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来面目。他根本就不象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是什么＂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商鞅变法，也＂跟地主阶级没有任何关系＂④。那么这样的秦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相信读者们很容易在近、现代世界史中找到相似的例子。
对于秦国人来说，战争，就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财富、地位和荣耀。“名出于战，则民致死”。难怪在六国之民皆已被战争拖得苦不堪言时，《商君书》上却说，秦国之“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这绝不是虚假的宣传，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
这样一个在经济、社会、法制各方面全方位并且有思想理论指导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体，不论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还是在２０世纪以前的全世界文明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它是在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百家思想得以在实践中争鸣和提炼的结晶。戏说一下，要是拿破伦能找到一个象商鞅这样的人，他也许就不会失败，亦未可知。
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的哲学成就远不如古希腊，甚至还算不上真正的哲学。其实，先秦诸子的思想多出于时代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注重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多得以在文化和政治上得到检验。从这一方面来说，古希腊哲学体系与之不可同日而语。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商君书》
③《礼记》
④ 杨师群－《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