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林沛理: 認真審視龍應台/龍應台的感傷主義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突显说书人与历史叙述者的角色冲突，成为“过度书写”的作品。」
这几个星期都在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越看就越发觉这本龙应台用了“六亲不认”的400天写成的书问题重重。作为一宗精心策划的媒体事件，《大江大海》的市场推广工作做得出色至极，为“如何制造一本超级畅销书”这个课题提供了最好的教材。然而若视之为一本要从惨痛历史中汲取教训、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的著作，《大江大海》却突显了说书人（storyteller）与历史的叙述者（narrative historian）难以协调的角色冲突、修辞技巧的“双刃剑”本质，以及谦逊作为一种历史写作的美德与修养之必要。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承载着《大江大海》遨游的一片赞美之声中，几乎没有浮上过水面。是出版社的公关手段超卓，还是香港根本没有几个人认真写书评？这样对龙应台本人也不公平，《大江大海》既是她呕心沥血之作，我们便应给予它最一丝不苟的审视。正如龙应台在书中对她的19岁儿子菲利普所说，“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龙应台从不讳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讲故事”——在题为《行道树》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儿子飞力普“讲故事”，给他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去理解她来自的时代。当然，《大江大海》绝对不只是母亲对儿子的 “爱的教育”。较诸《亲爱的安德烈》，《大江大海》的野心要大得多。
在一种严肃的使命感和正义感的驱使下，龙应台深信自己正在进行开创性的历史研究。她对《亚洲周刊》的记者说：“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
令人意外的是龙应台似乎没有想到“讲故事”与“写历史”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追求，历史的真与故事的完整和动人未必可以共存。
读了《大江大海》三遍，我的结论是作为讲故事圣手的龙应台，在书中始终支配着作为严谨历史学者的龙应台。《大江大海》的叙事方式充满电影的感性和兴味，某些段落的铺排和写法简直像经过摄影和美术指导的“教路”一样，专为摄影机——即观众的眼睛——而设。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应台图文并茂地在台北军史馆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访问诗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龙应台）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
的确，在多于一层的意义上，《大江大海》都堪称为一出“文学巨制”：从它史诗式的题材到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从作者运用的时空交错“剪接手法”到它“粒粒皆星”的“演员阵容”——在书中的大叙述出现过的知名人士多如繁星，顺手拈来的就有朱经武、白先勇、马英九、林百里、钱穆、余英时等等。
特别令人诧异的是龙应台对实业家蒋震的描述，她说蒋震在香港“极受尊敬”，来自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她知道蒋震原来参过军，在战争期间曾经参与多场惨烈战役之后，“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蔼蔼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如此戏剧化甚至近乎通俗剧的笔触出自一贯冷静的龙应台，端得令人措手不及。
龙应台的词锋犀利，众所周知。在《行道树》一文中，她将父母比喻为城市里的行道树，“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飘浮着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两岸三地能够写出如此诗意盎然而感情充沛的句子，大概没有几人。
可惜的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龙应台的犀利词锋，同时使《大江大海》成为一部 “过度书写”的作品。
「历史教训与启示存在于历史本身的矛盾、暧昧与反讽中，道德优越感的说教难靠近真相。」
龙应台的写作向来带有强烈的说教味道，不时散发着一种“深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伸张正义”的道德优越感。问题是要用这种方式写作，作者便必须具备过人的道德感悟（moral perception）、道德敏锐（moral sensitivity）和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倘若作者未能身体力行、躬行己说，即英文所谓的“practices what one preaches”；那他/她在重大道德议题上所持的立场，就难免被诠释为一种道德上的矫揉造作和故作姿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却又同时带着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为各式各样、来自那个时代的杰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树碑立传。龙应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在一个崇拜名人的社会里，“报大名”（name dropping）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无往而不利。于是，在她笔下，朱经武是“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梁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席慕蓉的诗 “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坦白说，如果《大江大海》写的只是“被时代践踏、侮辱和伤害者”的“伤害、遗忘和痛苦”，它断不会成为目前这本全球已卖出逾20万本的超级畅销书。
龙应台在后记中自言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不知所措；有如“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的小红帽”，每走到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因为“两条路，我都想走”。实情是龙应台“都想走”的“两条路”是“讲故事”和“写历史”，结果她选择了将历史改写成故事。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在这里不谈《大江大海》忠于历史和事实的程度而只谈它的语言。
一般来说，历史写作皆奉行“少即多”的简约主义风格，因为事实不需要装饰；而历史所包含的权力冲突和人性戏剧，自有其内在的动人力量。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需要做的，往往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大江大海》最大的败笔是用感伤主义的笔触来渲染悲情，我没有正式统计过，但几乎可以肯定，《大江大海》所用的“最高级词语”之多，超越龙应台之前的所有作品。这种修辞上的夸张在书中随处可见——龙应台回忆儿时住在大仓库，“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在一本一字一句都蕴含反战信息的作品里，“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又怎能用作比喻呢？诚然，由于时时刻刻都想着要感动人、震撼人，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中写出了很多奇怪的句子，例如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这句分明是从英文“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翻译过来，文体家龙应台竟可如此囫囵吞枣，实在令人诧异。
龙应台千方百计要为这批战争中的“失败者”伸冤，可是在她不自觉地把他们“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的过程中，也可能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们当中，不是每一个都是被国家和领袖出卖的受害者。有些人为信念而战结果战死沙场，有些人为理想而活结果含恨而终。将所有的战争混为一谈就是将战争“同质化”，将所有的牺牲一视同仁就是将人的复杂动机概念化。
化繁为简原是说书人的特权，研究历史的人没有这个特权，因为历史从来就充满自相矛盾、似是而非、暧昧与反讽，而它的教训与启示，亦只会存在于这些矛盾、暧昧与反讽之中。
所以，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最终应该是一趟让人学懂谦卑的经验；也只有真正谦卑的人，才会靠近历史的真相。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突显说书人与历史叙述者的角色冲突，成为“过度书写”的作品。」
这几个星期都在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越看就越发觉这本龙应台用了“六亲不认”的400天写成的书问题重重。作为一宗精心策划的媒体事件，《大江大海》的市场推广工作做得出色至极，为“如何制造一本超级畅销书”这个课题提供了最好的教材。然而若视之为一本要从惨痛历史中汲取教训、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的著作，《大江大海》却突显了说书人（storyteller）与历史的叙述者（narrative historian）难以协调的角色冲突、修辞技巧的“双刃剑”本质，以及谦逊作为一种历史写作的美德与修养之必要。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承载着《大江大海》遨游的一片赞美之声中，几乎没有浮上过水面。是出版社的公关手段超卓，还是香港根本没有几个人认真写书评？这样对龙应台本人也不公平，《大江大海》既是她呕心沥血之作，我们便应给予它最一丝不苟的审视。正如龙应台在书中对她的19岁儿子菲利普所说，“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龙应台从不讳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讲故事”——在题为《行道树》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儿子飞力普“讲故事”，给他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去理解她来自的时代。当然，《大江大海》绝对不只是母亲对儿子的 “爱的教育”。较诸《亲爱的安德烈》，《大江大海》的野心要大得多。
在一种严肃的使命感和正义感的驱使下，龙应台深信自己正在进行开创性的历史研究。她对《亚洲周刊》的记者说：“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
令人意外的是龙应台似乎没有想到“讲故事”与“写历史”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追求，历史的真与故事的完整和动人未必可以共存。
读了《大江大海》三遍，我的结论是作为讲故事圣手的龙应台，在书中始终支配着作为严谨历史学者的龙应台。《大江大海》的叙事方式充满电影的感性和兴味，某些段落的铺排和写法简直像经过摄影和美术指导的“教路”一样，专为摄影机——即观众的眼睛——而设。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应台图文并茂地在台北军史馆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访问诗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龙应台）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
的确，在多于一层的意义上，《大江大海》都堪称为一出“文学巨制”：从它史诗式的题材到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从作者运用的时空交错“剪接手法”到它“粒粒皆星”的“演员阵容”——在书中的大叙述出现过的知名人士多如繁星，顺手拈来的就有朱经武、白先勇、马英九、林百里、钱穆、余英时等等。
特别令人诧异的是龙应台对实业家蒋震的描述，她说蒋震在香港“极受尊敬”，来自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她知道蒋震原来参过军，在战争期间曾经参与多场惨烈战役之后，“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蔼蔼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如此戏剧化甚至近乎通俗剧的笔触出自一贯冷静的龙应台，端得令人措手不及。
龙应台的词锋犀利，众所周知。在《行道树》一文中，她将父母比喻为城市里的行道树，“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飘浮着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两岸三地能够写出如此诗意盎然而感情充沛的句子，大概没有几人。
可惜的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龙应台的犀利词锋，同时使《大江大海》成为一部 “过度书写”的作品。
「历史教训与启示存在于历史本身的矛盾、暧昧与反讽中，道德优越感的说教难靠近真相。」
龙应台的写作向来带有强烈的说教味道，不时散发着一种“深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伸张正义”的道德优越感。问题是要用这种方式写作，作者便必须具备过人的道德感悟（moral perception）、道德敏锐（moral sensitivity）和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倘若作者未能身体力行、躬行己说，即英文所谓的“practices what one preaches”；那他/她在重大道德议题上所持的立场，就难免被诠释为一种道德上的矫揉造作和故作姿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却又同时带着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为各式各样、来自那个时代的杰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树碑立传。龙应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在一个崇拜名人的社会里，“报大名”（name dropping）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无往而不利。于是，在她笔下，朱经武是“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梁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席慕蓉的诗 “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坦白说，如果《大江大海》写的只是“被时代践踏、侮辱和伤害者”的“伤害、遗忘和痛苦”，它断不会成为目前这本全球已卖出逾20万本的超级畅销书。
龙应台在后记中自言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不知所措；有如“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的小红帽”，每走到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因为“两条路，我都想走”。实情是龙应台“都想走”的“两条路”是“讲故事”和“写历史”，结果她选择了将历史改写成故事。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在这里不谈《大江大海》忠于历史和事实的程度而只谈它的语言。
一般来说，历史写作皆奉行“少即多”的简约主义风格，因为事实不需要装饰；而历史所包含的权力冲突和人性戏剧，自有其内在的动人力量。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需要做的，往往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大江大海》最大的败笔是用感伤主义的笔触来渲染悲情，我没有正式统计过，但几乎可以肯定，《大江大海》所用的“最高级词语”之多，超越龙应台之前的所有作品。这种修辞上的夸张在书中随处可见——龙应台回忆儿时住在大仓库，“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在一本一字一句都蕴含反战信息的作品里，“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又怎能用作比喻呢？诚然，由于时时刻刻都想着要感动人、震撼人，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中写出了很多奇怪的句子，例如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这句分明是从英文“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翻译过来，文体家龙应台竟可如此囫囵吞枣，实在令人诧异。
龙应台千方百计要为这批战争中的“失败者”伸冤，可是在她不自觉地把他们“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的过程中，也可能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们当中，不是每一个都是被国家和领袖出卖的受害者。有些人为信念而战结果战死沙场，有些人为理想而活结果含恨而终。将所有的战争混为一谈就是将战争“同质化”，将所有的牺牲一视同仁就是将人的复杂动机概念化。
化繁为简原是说书人的特权，研究历史的人没有这个特权，因为历史从来就充满自相矛盾、似是而非、暧昧与反讽，而它的教训与启示，亦只会存在于这些矛盾、暧昧与反讽之中。
所以，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最终应该是一趟让人学懂谦卑的经验；也只有真正谦卑的人，才会靠近历史的真相。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