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如果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怎么解释，十有八九会得到一个类似下面的颇具爱国主义抱负的回答：“国家有难的话，每个人都应承担责任，否则就要做亡国奴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显然是被后世误解很深的一句话。原文语出顾亭林《日知录》中的《正始》篇，从被写出的一刻起，几百年来被人不断地阅读、景仰、诠释，其涵义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演化成了今天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版本，然而却不知离它最初的意思相去已有几何。您可能觉得诧异，这么明白的八个字怎么会生出理解上的谬误呢？我们且从三百多年前的惊世巨变说起。
对于和顾炎武一样出生在晚明、经历了鼎革世变、目睹了残山剩水的景象、并在新朝苟且偷生的士人们来说，明帝国近三百年基业在一朝轰然倒塌，震惊和心痛之余也使他们陷入惨痛省思之中。士大夫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问题，即明王朝何以会覆灭？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清初士人对明亡的原因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说法。有的认为流贼和党争掏空了晚明的精髓；有的认为士林醉心于空疏清谈的风气致使国家的知识阶层不振；有的归罪于“守令贪残”、“武臣骄蹇”的政治混乱；也有人从整个明代的政治建制上去寻找导致明末乱局的原因，列举出“宦官无制”、“叔父凌嫡”、“科举误才”、“易储废后”等等过失。
对问题的回答总是引发出新的问题的提出。如果说明朝的覆亡是近三百年的政治积弊累积所致，那么在更长的时段内，又是什么造成这些积弊的出现呢？有人开始把目光投向那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起初，人们针对万历帝、崇祯帝等人行政的失德寡道进行批判，随着这种批判的展开，若干思想者逐渐超越了对某一两位君主个人品质和行为的批判，转而发展到对整个君主制度的总体清算。
在古代中国的思想观念里，“天子”原本是服务于天下的。《白虎通》卷一里说：“天子者，爵称也。”《孟子•万章篇》又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可见天子虽然尊贵，还不过是社会各阶层中的一员，并不和其余的人截然相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无论是他发出的命令还是对自己的称谓，都要定出一个特别名词来，天子之尊从此便殊绝于人了。到了西汉初年，叔孙通为汉室制定了一系列礼仪，使朝廷里上下尊卑的秩序得到了清理，张大了皇权的地位，使汉高祖体会到了皇帝威加海内的尊严。文帝时，一班博士诸生又奉命撰写了《王制》，把国家朝聘、贡奉、法律、生产、祭祀的责任和权利规定得极其明确，使君主感受到了“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可能。“天子”或“皇帝”已从原先的服务于天下的角色转变为威权无穷、炙手可热的“独夫”。
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做天子本是件辛苦差事，因为他要为天下人谋福祉，就要付出千倍于常人的劳动，自己却并不从中得到好处，所以古人避之不及。可是后来情形变了：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主在“天下”的社会格局中原是处于从属地位，他毕生所经营的一切都是属于天下人的。而今把君主置于天下人之上：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人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在一个人未得到君位时，靠屠杀和残害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并且以创立基业为由，为自己开脱；等他取得君位后，又变本加厉地盘剥天下人，以为自己功勋卓著，堂而皇之地说这是他辛苦半生所应得的！
黄宗羲犀利的言语对“天下”的统治者们在道德上进行了强烈抨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讲的“天下”是安宁还是动乱，取决于老百姓是幸福还是痛苦，而并非一姓王朝是兴盛还是衰落。顾炎武继而将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他看来，道德已不仅仅是“天下”的统治者所必须的一种品质，而且是“天下”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天下”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对比来看，后者指土地和人民，还有维护这片土地和人民所需的武力保障。但“天下”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的概念，它的涵义比一种靠权力和武力所据有的政治单位要宽泛得多，远远超出“国家”这个词所能代表的东西。顾炎武说，所谓“有天下”就是“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他有一段常常被引用的名言：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亡国只是皇帝易姓国家改号，而亡天下则是文明与道德的沦丧。文明与道德，即整个人类的价值世界都属于“天下”的范畴，如果人们只知道保卫某一个政权，亦即“国家”，那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个人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在维护一个政权或国家机器上，这种行为即使勇气可嘉，仍只是停留在“肉食者”（这里指野蛮人）的层次上。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懂得“保天下”，保卫那脆弱而又珍贵的文明与道德和它们背后的价值世界。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顾炎武发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纵观中国历史，不具备“仁”的人只能得“国”，而不能得“天下”。孟子说这话的意思是想警告那些具有政治野心的“国”的统治者们，暴政和专制是不能使他们赢得“天下”的。它也提醒我们这些后人要想一想，是要屈服于权势呢，还是屈服于人类的理想。如果是前者，那我们就是生活在“国”中的奴隶；如果是后者，那我们就是生活在“天下”的堂堂正正的人。
“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要求的个体道德的高度自觉在张载的《西铭》里得到了完美的表述。天地就是我的父母，民众就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人就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了更高的了解，对一切个人的利害穷达都能以超越的态度等闲视之。从这种“民胞物与”的立场来看，天下的一切都无不与自己有直接的关系，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应当以实现个体对天下的义务为出发点。有了这种“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认识，个人的生死贫富贵贱得失都变得微不足道，人就能把生命投入到为天下的兴亡而奋不顾身的事业中了。
写于辛亥革命百年
2011-10-02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对于和顾炎武一样出生在晚明、经历了鼎革世变、目睹了残山剩水的景象、并在新朝苟且偷生的士人们来说，明帝国近三百年基业在一朝轰然倒塌，震惊和心痛之余也使他们陷入惨痛省思之中。士大夫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问题，即明王朝何以会覆灭？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清初士人对明亡的原因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说法。有的认为流贼和党争掏空了晚明的精髓；有的认为士林醉心于空疏清谈的风气致使国家的知识阶层不振；有的归罪于“守令贪残”、“武臣骄蹇”的政治混乱；也有人从整个明代的政治建制上去寻找导致明末乱局的原因，列举出“宦官无制”、“叔父凌嫡”、“科举误才”、“易储废后”等等过失。
对问题的回答总是引发出新的问题的提出。如果说明朝的覆亡是近三百年的政治积弊累积所致，那么在更长的时段内，又是什么造成这些积弊的出现呢？有人开始把目光投向那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起初，人们针对万历帝、崇祯帝等人行政的失德寡道进行批判，随着这种批判的展开，若干思想者逐渐超越了对某一两位君主个人品质和行为的批判，转而发展到对整个君主制度的总体清算。
在古代中国的思想观念里，“天子”原本是服务于天下的。《白虎通》卷一里说：“天子者，爵称也。”《孟子•万章篇》又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可见天子虽然尊贵，还不过是社会各阶层中的一员，并不和其余的人截然相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无论是他发出的命令还是对自己的称谓，都要定出一个特别名词来，天子之尊从此便殊绝于人了。到了西汉初年，叔孙通为汉室制定了一系列礼仪，使朝廷里上下尊卑的秩序得到了清理，张大了皇权的地位，使汉高祖体会到了皇帝威加海内的尊严。文帝时，一班博士诸生又奉命撰写了《王制》，把国家朝聘、贡奉、法律、生产、祭祀的责任和权利规定得极其明确，使君主感受到了“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可能。“天子”或“皇帝”已从原先的服务于天下的角色转变为威权无穷、炙手可热的“独夫”。
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做天子本是件辛苦差事，因为他要为天下人谋福祉，就要付出千倍于常人的劳动，自己却并不从中得到好处，所以古人避之不及。可是后来情形变了：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主在“天下”的社会格局中原是处于从属地位，他毕生所经营的一切都是属于天下人的。而今把君主置于天下人之上：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人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在一个人未得到君位时，靠屠杀和残害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并且以创立基业为由，为自己开脱；等他取得君位后，又变本加厉地盘剥天下人，以为自己功勋卓著，堂而皇之地说这是他辛苦半生所应得的！
黄宗羲犀利的言语对“天下”的统治者们在道德上进行了强烈抨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讲的“天下”是安宁还是动乱，取决于老百姓是幸福还是痛苦，而并非一姓王朝是兴盛还是衰落。顾炎武继而将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他看来，道德已不仅仅是“天下”的统治者所必须的一种品质，而且是“天下”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天下”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对比来看，后者指土地和人民，还有维护这片土地和人民所需的武力保障。但“天下”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的概念，它的涵义比一种靠权力和武力所据有的政治单位要宽泛得多，远远超出“国家”这个词所能代表的东西。顾炎武说，所谓“有天下”就是“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他有一段常常被引用的名言：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亡国只是皇帝易姓国家改号，而亡天下则是文明与道德的沦丧。文明与道德，即整个人类的价值世界都属于“天下”的范畴，如果人们只知道保卫某一个政权，亦即“国家”，那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个人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在维护一个政权或国家机器上，这种行为即使勇气可嘉，仍只是停留在“肉食者”（这里指野蛮人）的层次上。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懂得“保天下”，保卫那脆弱而又珍贵的文明与道德和它们背后的价值世界。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顾炎武发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纵观中国历史，不具备“仁”的人只能得“国”，而不能得“天下”。孟子说这话的意思是想警告那些具有政治野心的“国”的统治者们，暴政和专制是不能使他们赢得“天下”的。它也提醒我们这些后人要想一想，是要屈服于权势呢，还是屈服于人类的理想。如果是前者，那我们就是生活在“国”中的奴隶；如果是后者，那我们就是生活在“天下”的堂堂正正的人。
“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要求的个体道德的高度自觉在张载的《西铭》里得到了完美的表述。天地就是我的父母，民众就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人就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了更高的了解，对一切个人的利害穷达都能以超越的态度等闲视之。从这种“民胞物与”的立场来看，天下的一切都无不与自己有直接的关系，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应当以实现个体对天下的义务为出发点。有了这种“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认识，个人的生死贫富贵贱得失都变得微不足道，人就能把生命投入到为天下的兴亡而奋不顾身的事业中了。
写于辛亥革命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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