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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汉，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摔倒，围观者无人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李大爷才被送医院救治，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李大爷的亲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难道有人不幸摔倒，就真的没人敢扶了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消失了吗？
人们真的在犹豫。因为“扶”的代价可能让你无法承受。近年来，见义勇为者反被栽赃陷害的事在中国大陆屡有所闻。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历历在目。“好人不得好报”，谁还敢做好人？！这类事件的高频率出现，对人们的道德心理产生深刻影响，必然导致围观者的冷漠。这种怪象暴露出，法律竟然站到了道德的对面，不再是道德的维护者、褒扬者，而成了道德的蚕食者。
事实上，这类事件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在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转型期都出现过，而法律在社会道德重建方面体现了独特的作用。例如美国，各州都通过了《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和施救者予以保护。该法律名称来源于《圣经》中的一个故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耶稣基督曾讲这样一个寓言：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不闻不问，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不顾教派隔阂善意照顾他，还自己出钱把犹太人送进旅店。此外，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新加坡、加拿大等都有相关法要求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
中国目前缺少自己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这项法律在中国有一个更明白准确的名字----雷锋法”。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侵蚀、观念的多元与错位、社会的发展与阵痛，使得道德的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社会生态。今年以来，“社会创新管理”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综合运用经济、教育、法律、行政、舆论手段，引导人们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法律是惩恶的利剑，但法律的终极目标是扬善，惩恶正是为了扬善。所以，呼吁具有中国特色的“雷锋法”尽快出台。
“道德倒退”并非中国社会现状
早在2006年，南京小伙彭宇在公交站台搀扶起跌倒在地的徐老太，反被其指认撞人。南京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彭宇给付徐老太损失4万余元。就在此事余波未了之时，更多类似事件接连闯入公众的视野。今年8月，各地发生多起搀扶摔倒老人反被其指肇事的事件。天津车主许云鹤因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王老太，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判赔逾10万元；江苏如皋客车司机殷红彬驾驶途中，发现一老人被压在三轮车下，于是他靠边停车，下车将其搀扶，反被老太认定是在路边撞倒自己……
古代寓言“农夫与蛇”故事的真实版不断上演，让舆论大呼“好人做不得”、“老太扶不起”，终于导致了老人倒地无人施援而致死亡的悲剧。关于“社会道德倒退30年”的讨论四起，“挽救道德”的声音不绝于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就是代表之一。在他看来，南京“彭宇案”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河，这是法律对道德的凌辱，是制度对正义的强暴。夏学銮指出，当今中国正处于“道德荒漠”中。
诚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心态，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但目前这种状况用一句“缺德”就能概括吗？
在感叹于“好人难做”同时，中国社会还涌现出众多被赞为“最美”的草根道德明星。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只身赤手接住2岁坠楼女童，自己竟手臂骨折；90后“最美女孩”余书华跪倒在地，口对口为生命垂危的溺水老人做人工呼吸；65岁“最美爷爷”在湍急的钱塘江中，托起即将淹没的年轻生命；长江大学３名大学生勇救落水少年而献出生命，“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在救人现场和献血路上奔忙的温州市民……这些美丽的身影，有着最朴素的感情，不加修饰，不图利益，他们的行为，是人性真善美的一种自然流露，也同样是社会光明面的真实写照。应该说，近年的中国，虽然仍存在道德缺失问题，但随着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及海内外志愿者的交流，道德水准也在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彭宇案”后，引发了舆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大规模讨论。在此次老人摔倒致死的悲剧发生后，更激起人们的反思。有人将悲剧的发生，怪罪到当年的“彭宇案”判决上。有舆论称，老人摔倒在地，没有人敢上前扶一把，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彭宇案”判决在前，好心未得好报，谁还敢伸出援手！在这一刻，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出现了严重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并非因为社会道德的倒退，而是因为“见义勇为惹祸上身”等新闻事件的高频率出现。
法律更应“扬善”
摔倒在街头的陌生老人不要轻易去扶，否则就有可能引火上身。可能，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造成的影响却十分恶劣。这种很多人言语相传的“事实体验”，比多少篇文章更有效果。当如此内容经由法官亲口宣布并将此作为判案的依据时，引发了人们广泛质疑。“彭宇案”、“徐云鹤案”主审法官“和稀泥”式的审判，对公众心理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至此，不难理解为何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助人为乐。
《罗马百科全书》编纂者塞尔苏斯（Celsus,Aulus Cornelius）说过，“法律是判断是非曲直的艺术。”北京律师协会一名工作人员向表示，对于案件的审查与判断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无论是彭宇案，还是许云鹤案，都会有让法官纠结的证据审查，作出任何结论都会是一个理智与心灵煎熬的过程。其实这也是一个善与恶的合理区分与惩恶扬善的过程，案件的判决寄寓了公众太多的期盼，任何一位法官都会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所以对于法官也需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宽容。但从司法本身来看，问题出在了法律判断中的价值取向。“事实难辩之时，司法应当引导主流价值，而不是相反”。
上述律师进一步阐释，在民事诉讼中有一条基本的原则：谁主张，谁举证。你说我撞到了你，你就应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在无法区分的时候，天平更多地应当倾向于人性本善，这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也是对人性善良的指引。假如我们每做一件好事都要先考量，自己会不会成为被告，那么又会有多少人不顾其中的风险而伸出温暖的手？长此以往，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冷漠、孤独、自私。
这是法律期望的吗？法律是具体化的道德，同时致力于培育新的道德规范。
有一句行话“立法从‘恶’处着手，司法从‘善’起步”。中国正立志于法制建设，那么就须保护法律的形象。当人们一边在享受着法制带给的光辉，一边在法制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暗暗哭泣；一边在唯法是尊，一边是对法律的恶毒攻击和咒骂……那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在《穷人的呼吁》中曾说：“法律以惩罚令人有所戒惧，治安法官以强力迫使人们服从；但树立典范却是一种温和与说服的手段，它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力量吸引人们改过向善。”
中国呼唤“雷锋法”
事实上，所有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时期大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在经过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后，社会结构与道德规范体系也面临一次大转型。当人性趋利避害的一面被放大，仅依靠社会自身的道德纠错机制往往不够，这就需要通过某种途径形成一套普遍的道德与社会约束机制，此时，法律的惩恶扬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全美各州都通过了《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虽然各州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是使那些见义勇为的人，不会因为担心做好事被人起诉而见死不救。比如，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有一位医生在看到后自愿为伤患提供急救。但是，如果伤患在救护过程中不慎受伤，根据《好撒玛利亚人法》，医生就不必担心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都有此类法律，要求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例如及时联系相关政府部门等）。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安全。德国法律规定“无视提供协助的责任”是违法的，在必要情况下，公民有义务提供急救，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损害，则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这一法律规定更是对善意救助者提供了一张“免责金牌”。
在中国《宪法》中也有类似条文：“中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里的“社会公德”包括在遇到老人跌倒遇险时而施以援手。就在一系列“老人倒地无人扶”事件发生后，中国卫生部9月6日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对“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该怎么办？”进行了详细的指导。这些举措都在帮助道德走向现实生活。
有人提出，中国亦需要自己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它应有一个更准确的名称----“雷锋法”。雷锋是一个时代的道德偶像模范，在中国是“好人好事”的代名词。“雷锋精神”所倡导的日常生活中主动帮助别人，正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道德有了法律的护航，善心才能得施。“彭宇”系列案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时有发生。而社会里的每个个体都不是一座孤岛，在“后彭宇案时代”日趋冷漠的群体环境里，善心更需要有善法的呵护才能发扬光大。别让冷漠传染开来，别让“老无所依”成为常态，别让摔倒在地的老人感受到比地面更凄凉的人情。中国需要“雷锋法”，是需要给善良者买一份“保险”的时候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