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献给70年代的同学们（一）
文章来源: 光合树
小说刚写了一半，闭门造车，不是很有信心，希望大家多加跟帖。
在一个虚伪的、耻于言性却又处处为性的大人世界里，成长是一个小孩找不到暗示而不得不一个人仓促应对的麻烦事。
青色情色
我在六岁那年就已经因为男女关系而声名狼籍了。所以在十九岁被大学开除，背着行李离开大学校园时，我不得不承认我天生就不是一个正经女人。
六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胳膊上戴的虽然只是一道杠，但总是被我擦得醒目而耀眼，凭着它我就可以神气活现地收走同学们的画片和小人书。但在我上面还有大班长，一个比我们大一点的戴着两道杠的男生。有一次下课时，他说想趁课间和我谈一谈班上的工作。我嗫嚅着说要去上厕所。
“没关系，我陪你去，”他大度地说，“我们边走边谈吧！”
走在去厕所的路上，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和我谈着怎样帮助后进生，怎样协助班主任起好带头作用。
他娓娓地讲，我不住地点头。
一米二米三
三幺幺
幺幺的九
九九的幺
三面红旗
解放台湾
一个冰糕棍儿
咱俩换换位儿
……
阳光下几个女生在蹦蹦跳跳做游戏，鲜红的蝴蝶结欢快地上下翻飞。几个在树荫下弹溜溜弹儿的男生不时发出一阵欢呼。不知道是阳光照在身上的缘故，还是因为他搭在我肩上的手让我感到了一种国家领导人的信任与庄重，我浑身有一种陌生的暖洋洋的感觉，舒服极了。
我有点希望厕所远一点。
然而回到教室时，很多同学在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放学时，和我一起走的柳青责问我：“你怎么能让班长陪你去上厕所呢？还让他把手搭在你肩上！”
“这有什么不对吗？”我惶惑地问。
她斜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意思是说别装了。
无论如何，这小小的风波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不久，在班干部改选时，我竟然逆风而上，给这位现任班长投了一票，终于招致了全班同学的鄙弃。
我们选班干部都是由老师提名，然后同学们举手表决，同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男生只给男生举手，女生只给女生举手。
我忘了当时是根本没注意到这一点，还是注意到了没加以理会，总之我给他举了手。
为什么不给他举手呢？他学习好，又爱帮助人，一笑还有一口白牙。班里很多同学都在换牙，牙掉得乱七八糟的。在很多同学因为腿还不够长，骑自行车时还不能把脚蹬踩到底时，他竟然能把两只脚放在大梁上，“嗤”一下滑过有水的路面。
接下来的情形糟糕得让我始料不及。
班上不再有人和我说话，教室的后黑板上按座次写着全班同学的名字，但那段时间被擦得只剩下我们俩的。更令人难过的是，再次当选班长的他似乎也并不领我的情，老远看见我就避开走。
所以我最早遭遇情色是在六岁那年。但我担心过于喋喋不休地执着于一些童年琐事会很有自恋的嫌疑，所以在决定讲述自己的情色经历时就很费了一番踌躇来决定从几岁开始写。
最后我选定了十二岁。
那时我们家在油田的一个基地。一个油田除总部外大约有十几个这样的基地，一个这样的基地大约有几千户人家。基地四面都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之外就是农村，一南一北两个出口都有警卫把守，据说是为了防止油田物资外流。每一个外来人员仿佛都是潜在的盗窃犯，都要被严格盘查。骑自行车从南门到北门用不了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你会经过林林总总按油田系统工种起名的单位，如管子站，跑不了是管输油管道的；钻前，大约是管钻头的。每天放学路过这些单位，顺手捡两块废铁交给学校门口卖零食的小贩,他们都会忙不迭地递上来一大堆小豆冰棍儿、拽糖、焦豆之类的好吃的。电视广告里的“Toshiba，Toshiba，新时代的东芝”在我们嘴里就成了“偷去吧，偷去吧，大家的东西”。在换来的零食里，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酸梅精的小袋装的白色粉末，酸酸甜甜的，吃了还想吃，更重要的是每袋里面都有一个小勺子，勺柄各不相同，有的是孙悟空，有的是小仙女，为了集齐不同的勺子，小学时我的书包里每天都沉甸甸地装着一堆破铜烂铁。
油田最大的特点是来自五湖四海，口音也是五花八门：老油田大多是油田刚成立时从全国各地农村招工进来或是从其他油田调过来的，对门邻居吵架，可能互相听不懂，各骂各的，为了弥补这种差异，年轻一代都讲普通话。但无论如何只要一出油田门，当地人很快就能辨认出谁是油田人，这时他们往往会暗暗地将东西的价钱抬高一些：谁都知道这里的职工收入高不说，房子，公家分的，房子里的家具和家电，公家分的，自来水、电、煤气、暖气全是免费，每个月按户配给吃不完的鸡鸭鱼肉蛋，夏分夏装，冬分冬装。吃不完花不完，不赚他们的赚谁的？
尽管如此，许多人家还保留了种菜的习惯，甚至还有人偷偷地养鸡。一楼人家的院子里就不用说了，就连公共场所，哪怕已经铺上了草坪，也总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萝卜、大葱。所以无论是厂区还是家属区，到处都是一派菜绿鸡鸣的田园风光。
大人对孩子的期望也不外乎考上油田内部的技校，在内部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谁家的孩子能考上中专，那是大大了不起的成就，全家人都会觉得面上有光。所以在这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中考，高中都是那些什么都考不上的人才上的。但如果连高中也考不上，问题也不大，在家呆一段时间，赶上招工就也变成公家人，有公家养了。所以学校里大街上到处都晃动着穿着白衬衣，绿军裤，白色有狼或鹰图案的袜子，白边儿黑布鞋，叼着烟卷儿的男生，翻开他们的绿色军用书包，里面没几本书却有半块砖头，书包带上无一例外地用圆珠笔重重地描着一个张牙舞爪的“忍”字。他们的装扮随着潮流的发展不断地改变，有一段时间是一窝蜂地留长头发，在学校开始抓长头发之后他们又转而剃光头，于是学校又开始禁止剃光头。但装扮的改变大多赶不上面孔的改变，同样的面孔今天还出现在校园里，明天可能就出现在井队回来的班车上满身油污的工人里，等再看到他们也许已经是在抱着孩子赶往医院的路上了。他们会用不屑的目光看着一茬全新的面孔在大街上不可一世：“小兔崽子，老子当年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奶呢！”
无论如何，油田象一艘平稳结实、永不沉没的大船，稳稳地载着大家驶向共产主义。
十二岁的我上初一，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常年穿着大人发的工作服，耷拉着两截长长的袖子。所以我们学校不用发校服，大家的着装就出奇得统一。在操场上集合时，从主席台上望下去，绿压压一片，象大青虫别动队。
相貌似乎也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小眼睛，塌鼻子，咧开嘴大笑时还能看到牙齿上套着的矫正器。所有和明眸善睐、长袖善舞有关的事从没找到过我的头上。唯一一次上台机会是音乐老师发现我音质不错，正好又赶上学校能歌善舞的小红人儿病了，于是让我作为替补参加一个小合唱。歌词是老师自己写的：
“小油娃呀，
乐哈哈，
年纪虽小志气大，
出个题目大家答，
谁的理想最远大。”
唱到这里大家轮流站出来拍着胸脯描绘自己的远大理想。我替补的是第一个站出来的“玲玲”：
“玲玲一旁把话答，
我的理想最远大，
等到将来我长大，
头带钢盔上井架，
找出高产大油田，
多采石油为国家。”
但每次排练时，唱完合唱部分我就和大家一块儿背着手摇头晃脑，拉风琴的音乐老师冲我挤眉弄眼，我就也冲他挤眉弄眼，直到旁边人使劲拉我，我才突然想起来该我独唱了。就这样我的迷糊让我失去了唯一一次上台的机会。
学习成绩也不再象小学时那么风光，上不上，下不下，懒洋洋地浮动在中游一带。学生手册上每一页都用不同的字迹写着：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学习，热爱劳动，能自觉遵守学校纪律。数一数，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在小学三年级一次落选之后，学习委员也早就不当了。
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明明是比那个汪兰兰多三票的，可老师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选班干部要更加注重实际工作能力，就把我给扔一边儿了。回到家我就搬了个椅子坐在阳台上专心致志地哭了一下午，从上学以来都当了三年的班干部了，一下子被这样不明不白削了职，面子上怎么能过得去？妈妈问我谁当选了，我说汪兰兰，妈妈就叹了口气说那当然了，人家爸爸给你们学校弄了那么大一片操场，学校还能不对她有点特殊照顾呀！
那一天妈妈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鸡蛋羹。
可我始终认为老师不让我当班干部就是因为我实际工作能力不够。
什么是实际工作能力呢？
在这个问题困扰下的我甚至不敢直视汪兰兰。
我每天按时收发作业，老师不在的课上我就板着脸提个教鞭在教室里逡巡，发现哪个学生在偷偷看小人书或用冰糕棍儿编扇子，就悄悄走过去，出其不意一鞭子打在他的课桌上，吓得那个学生一激灵，然后还得陪着笑脸求我不要告诉老师，我总是努力地一本正经板着脸，直到他们把好话说尽才慢慢地显着犹豫地把他们的名字从本子上划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愿意选我当班干部：他们从家里带过来的瓜子糖果再舍不得也总能分我一些，他们已经拿准了我不会真给他们告老师。
卸任之后我在班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再有人没话找话地跟我套近乎儿，这让我的心里非常失落。但很快我就惊喜地发现大家都不喜欢刚上任的汪兰兰，在底下偷偷议论她是靠走后门上去的。
我们每天下午上课前都要由学习委员起几首歌。学习委员唱第一句，大家就接着唱，学习委员还要在讲台上象乐队指挥一样用手打着拍子。汪兰兰起的歌都是音乐课上学的“小红花，向太阳，小朋友们热爱共产党”之类老掉牙的歌，大家都不唱或是瞎起哄。有一次她起：“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预备——唱！”接下来应该是：“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可大家唱的是：“小鸟说，糟糟糟，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校长不知道，线一拉，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不见了……”
汪兰兰气得脸通红，跑回座位上哭起来，还扬言要告老师。可大家反过来指责她指挥得不好，纷纷要求我上去起歌。
在大家的推搡下，我扭扭捏捏惺惺作态地走上台去。
起什么呢？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
“脚印儿！”有人喊道。
《脚印》是一首正在校园里流行的台湾歌曲。本来我是会唱的，但这会儿一紧张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憋了半天，我小声咕哝了一句：“脚印儿！”同学们却出奇整齐地唱起来：“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了我的校园，漫步走在那小路上，留下脚印一串串……”大家的热情配合极大地鼓励了我，指挥也越发放得开，后来干脆是支棱着两个胳膊一通瞎比划。接下来，我又起：“哇达西哇，塞依那欧，预备——唱！”大家就咿咿呀呀地跟着唱。这是日本电视剧《血疑》里的主题歌，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可一个比一个唱得起劲儿。
“年轻的朋友们，预备——唱！”我的嗓子已经有点哑了。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穿起喇叭裤，跳起芭蕾舞……”社会上的小青年都是这么唱的，原来的歌词是什么反倒没有人知道。唱到喇叭裤、芭蕾舞，有个男生干脆兴奋地扭了起来。
我们一个班的歌声盖过了整个教学楼的歌声。
突然，教室里的光线暗了下去，老师站在了教室门口。
同学们的歌声戛然而止，我比划得正起劲的胳膊也在半空中僵住。
我为自己所出的风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老师办公室我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作为前任班干部竟然在班上领唱社会上的流氓歌曲的行为，我堕落的速度连自己都感到吃惊。
在那之后，我自觉地远离了仕途，老老实实地当一个平凡的小学生。但是内心里，渴望与众不同，引起别人的注意的愿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我会象男生一样粗着嗓子学电视里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然后心满意足地看着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最厉害的是那些平时文静如水的女生，在笑得支撑不住时，她们会用手背娇柔地扶着腰。
每当这时我又警觉地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笑，也许她们只是很高兴有人能衬托她们的文雅矜持罢了。
这样一想，我的得意很快就变成了懊恼：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呢！你不是已经发誓要变得文雅矜持了吗？好，就从今天开始！切记！
可是课堂上当历史老师讲得正起劲，全然不知道一件秋衣一点一点从大衣里滑出来，最后掉在地上时，我还是咧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但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笑声放肆、尖利而刺耳，于是马上去捂嘴，可已经晚了，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历史老师更是边仓皇地把秋衣捡起来往大衣兜里塞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文静的记性是长不了了，矜持更是完蛋！
我最见不得别人给我好脸，遇见别人跟我说两句热络话，就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人家。
——我家猫刚生了三只小猫，两只白的，一只花的
——我发现你把三支笔绑在一起可以同时写出三行字，就象这样，这样老师罚抄一百遍的作业你只要写三十三遍，再补一遍就可以了
——哎，哪天你到我家看猫去？
…….
说到最后，听的人都只剩应付了。
在我课本所有空白的地方都重重叠叠挤满了随手写下的莫名其妙的话，有的干脆是一团疯狂的线条。所有插图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大姑娘长着两撇小胡子，亲切会晤的两国领导人每人一双水汪汪、长长的睫毛扑楞扑楞的大眼睛。
我最讨厌上数学课。
因为听不懂，所以就干脆不听。但这样很危险，因为刘老头一旦发现谁走神了，就专门点谁回答问题，如果众目睽睽之下回答不上来，会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好在我练就了一个好本事：眼睛专注地盯着老师，随着他语气的抑扬顿挫而微微点头，如果他用设问的、诱敌深入的口气，我就配合地做蹙眉不解但又饶有兴趣状，如果他用深入后终于浅出的口气，我就随之做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状。有时候看到他在我的鼓励下，越讲越起劲，我会有点内疚。
很多人说象我这样数学差的人分在他担班主任的班里是很大的幸运。他的数学教得好是全校有名的，不仅如此，他衣着朴素，不苟言笑，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一双刷得干干净净的白球鞋。每次看到他都让我对数学又多出一重敬畏，因为我似乎不仅学不好数学，而且还缺少一个精通数学的人所具备的优秀品质。
我会因为刚得到一件新的淡紫色雨披，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窗户上看有没有下雨，还会因为刚穿一件蝙蝠衫，走在操场上时尽量放慢脚步，好让全教学楼的人都看到我的新衣服。
的确，这就是十二岁的我，但并不是十二岁的我的全部。事实上，十二岁时我就有了很多的青涩心事，我之所以选十二岁作为讲述的开始也正是因为我认为十二岁是一个伤疤好了忘了疼的年龄，所以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年龄。翻开十二岁的日记，很可能在嘲笑那稚拙字迹的同时把里面的心事一块儿嘲笑了，但仔细看，每个字分明都在伸胳膊蹬腿儿地叫着痛苦。很多人花大把的时间去回味和把玩少年时代的甜蜜与伤痛，虽然那也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粉饰，但十二岁也是不包括在内的，他们宁愿记得那个年龄他们还在和泥巴。即使从英文字面上来看，十二岁也还差一岁才能跨入teenager的行列，他们的感情甚至还算不上是“小猫小狗的游戏”。
十二岁的我痛苦地暗恋着班上最帅的男生，日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名字。 每当他和别的女生打闹说笑时，我就会觉得他在故意羞辱我，虽然我不能确定他是否知道我喜欢他。甚至如果某个女老师频频提问他，也会让我感到如临大敌的紧张，继而便是无比的愤恨，因为她在利用职权接近他。
十二岁的我写作文爱用省略号，在课堂上写日记，写完鬼鬼祟祟到处藏，同时又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写日记，但如果他们真的好奇地探过来脑袋，我一定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捂住，然后正色告诉他们：“这是个人隐私。”
我憎恨别人把我当小孩，我讨厌儿童节，从内容到形式。
每次儿童节要来时，我都想今年肯定不用过了，然后还翻着一本本辛辛苦苦积攒的糖纸、小人书，假惺惺地感慨一下童年已逝。可到时候老师一样会要求我们搬上板凳到操场上开大会。
大会进行第一项，全体起立唱《少年先锋队队歌》，于是我们就稀稀拉拉站起来，拖着长腔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要把敌人消灭干净，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大会进行第二项，校长讲话。校长的声音不紧不慢，从甲午战争中华民族的屈辱到解放战争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再到学校去年的升学率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一一娓娓道来；
大会进行第三项，优秀少先队员代表讲话。
这时就会有一个稚气的童声用和平时完全不同的、一字一顿的腔调代表我们向党和国家和辛勤栽培我们的园丁表示感谢，并发誓一定会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最后，还要敬一个高过头的少先队队礼。
我们一直在下面窃窃私笑，挤眉弄眼，以争相表白自己已经足够老练去分辨这样的陈词滥调的虚伪做作。想到在小学时代，在数学还没有这么难，成绩还没有这么差时，我就是那个假模假势讲话的代表，当时心里还那么骄傲，真是为那时的幼稚汗颜。
总之，十二岁时我认为自己完全称得上是“少女”了。这个词似乎本身就带着令人心驰神往的粉红色。在读书读报时我特别留意别人对“少女”年龄的界定。最常见的是“十八岁少女”，偶尔还见过“十六岁少女”，最小的是十五岁，反正似乎没有谁打算把十二岁当成“少女”，愿意替它浪费一点口舌笔墨。
有一次，在一个磁带店里，我看到一盘磁带的名字是《十二少女》，当时感动得差点掉下来眼泪，单凭这个名字我就爱上了这盘磁带！
在付钱时，我注意到磁带皮上的那些女孩儿看起来要比我和我的同学们——大一些，于是就问老板：“她们真的十二岁吗？”
他似乎有一点吃惊：“十二岁？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十二个女孩吗？这是一个十二人乐队组合。”
我仿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被揭穿了一样，脸一下子红了：
“那我不要了。”
走出磁带店，我的失望渐渐转化成了愤怒。怎么可能呢？有什么不可能呢？
我最好的朋友叫柳青，我们住同一栋楼，又是同一天入学，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一直都在一个班，每天放学都一起走，两家大人也都非常赞成。
每天我们回家的路上都要经过一个人工湖，附近技校的学生男男女女很多在那里散步，天冷的时候，还见过男生和女生的手揣在一个大衣兜里，走过他们的时候，我们总是斜眼观察那些女生的表情。
她们的表情平静自若。
“真能装！”柳青总是说。
的确，手握着手，连想一想都要晕过去！
我一千次地设想和那个最帅的男生在这里散步的情景，他要穿一件黑色的大衣，系一条白色的围巾。
当时学校正在流行白围巾，而且越长越好，很多高年级学生的绿工装棉袄下面都露出风流倜傥的两截白。
而我肯定要穿一件蓝白相间的海军式裙子，不过这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季节，不过也没关系，这样他就可以用充满怜惜的目光看着我，问我：
“你冷吗？”
每次想到这儿，我的心都颤栗得不能再往下想。
要享受那样那样的幸福，怎么也得等到十八岁了，至少也要十六岁吧。
那也行吧！
然而就连这似乎也不确定，十八岁是终究会来的，而那样庞大到令人窒息的幸福真的会来吗？
虽然我很为自己在数学课上的高超演技而得意，但始终不能痛痛快快地开小差，一堂课下来还是很累。所以我惟恐天下不乱地希望课堂上多一些插曲。我记得最来劲的一个插曲是正上着课，教导主任带着警察走进教室，说是要用能查出金属物的仪器搜刀，结果有人故意把钢板尺藏在腰里，被查出后让教导主任当众一顿狠抽。当然这种好事不可能天天有，所以哪怕只是老师打学生这样毫无创意的事也能让我兴奋一阵子。如果有桀骜一点的学生和老师对打起来，那将真正成为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漫长的四十五分钟刷一下就过去了。但这种机会并不多，大多数时候，无论老师怎样出招儿，拳脚相加，并辅以语言上的羞辱，那个没有回答对问题或在课堂上做小动作的学生都仿佛自知有错，只象练功房里的沙袋一样，瘫软、无力，以此化解对手的进攻性。
老师们识破了这种险恶用心，越发勃然大怒，大打出手。
所以聪明一点的学生都知道控制局面的最好办法是在老师刚一出招时夸张地叫唤。
但这样一来，我还得硬着头皮装模做样地熬过漫长的一节课，所以我希望他们冒着被开除的危险还手。
有我这样心理的学生绝对不止一个，而且我一直相信，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大打出手，绝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做错一道题有那么严重，他们只是突然对自己要保持匀速的喋喋不休心生厌倦和怀疑，并要找一种安全的方式来排解这种厌倦和怀疑。
然而在那起“情诗”事件发生时，我们班同学都吃惊地发现不苟言笑的刘老头原来对此另有高招儿。
我们班教室后排坐着一个叫周丽的老留级生，听说她要不留级都该上初三了。她总叫我们“小孩儿”，在和我们这些“小孩儿”说话时，总有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气：“你们不懂的。”
这话让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不就是留了几级吗？难道这也值得骄傲？
而且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戴胸罩的。夏天时透过薄薄的衣衫能隐隐看到胸罩的轮廓，走路时还能看到那下面的两坨肉随之上下跳动，而我们似乎就在不久前还在穿二梁背心呢！这无形中越发拉远了我们和她之间的距离，于是她在班上便显得很孤立。
那一天是刘老头的数学课。
他正讲到慷慨激昂处，手势突然在半空中停住，快步向教室的后排走去。
要有插曲了！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刘老头径直走到周丽的座位前，从她的课本下面抽出一个本子。他边看边笑：“想不到某些同学学习不怎么样，却很会写诗呀，要不要我给大家念一下？”
同学们难得看到他情绪这么好，纷纷响应。
刘老头清清嗓子，念了起来：
“你若是那含泪的射手，我就是那一只决心不再躲闪的白鸟……”
他平时的普通话就带有浓重的宝鸡口音，说“我”就象打一个饱嗝儿。这时他更是故意加重了这种口音，听得同学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几个男生擂着桌子，课堂气氛空前高涨。
刘老头得到了鼓励，念得越发“抒情”：
“你若是这世间唯一能伤我的射手，我就是你所有的青春岁月，所有不能忘的欢乐和悲愁，就好象是最后一朵云彩，隐没在那无限澄蓝的天空，那么让我死在你的手下，就好象是终于能死在你的怀中！”
念到最后一句时，刘老头还做出一个哏儿屁着凉死翘翘的样儿：“终于死在你怀里了！死在男人的怀里是不是很舒服呀？”
这样新鲜而刺激的语句由平时不苟言笑的刘老头说出来的。同学们的哄笑分外放肆分外给面子，甚至有人吹了一声口哨儿。
周丽趴在桌子上哭起来,耳朵和脖子都红红的。
“害羞啦？害羞还抄这些黄诗？看不出来小小年纪挺风流呀！这么会风流还上什么学呀，趁着长的还有几分姿色，勾引个男人养你不就行了！”
刘老头的话把教室的气氛越发推向了狂欢，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听到“黄诗”、“风流”、“勾引”这样的词，即使听过，也是单独的经验，大家在一起听，感觉就又不一样了。比如这时我就偷偷看了一眼那个最帅的男生，他正和几个男生一起擂桌子。
我很庆幸自己不是周丽，但又觉得那首诗很美，很想借过来抄抄。
几天后的一个课间操时间，同学们都出去玩了，她象平时一样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我走过来对她说：“上次那首诗能给我看看吗？”
“干什么？”她很警觉地问。
我想了想，说：“挺美的。”
果然，她笑了，但并没有给我找那个本子，却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座位对我说：“你坐这儿，我给你看点儿别的东西。”
我顺从地坐下。
她神秘地从课桌里拿出几张照片，让我凑近，用课本挡着翻给我看。
“挺好看的。是你吗？”我故作镇静，心里却暗暗吃惊。
我一直觉得她长得还行，但没想到在照片上会是那么美。她穿着一件露肩的白纱裙，头上戴着红色的礼帽，礼帽上垂下来的黑网纱挡住了半个脸，化着很浓的妆，在如梦如幻的灯光下，肌肤如雪，嘴唇鲜艳欲滴，那眼神儿更是朦胧而充满渴求。
“灯光不错，妆化得有点太浓了。”
我假装内行地从技术角度评论着，心里酸溜溜的感觉让我没有如她所愿尖叫“太美了”，我不想让她太得意。我也没有对她竟敢穿露肩装大惊小怪，否则她会觉得我是“小孩儿”，少见多怪，以后就不会这么亲热地跟我说话，给我看这些有趣的东西了。
我的反应让她有点失望，草草地把照片收了起来。
“旁边那男的是你男朋友吗？”
她白我一眼：“看就看了，还问那么多干嘛！”
我站起来说：“那我走了。”
她忙叫住我：“别走啊！要不跟你说点别的吧！”
我又坐下来。
她看看周围没人，压低声音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刘老头这两天腿有点瘸，眼角有点肿？”
我回忆了一下，好象是有点儿。
“怎么了？”我问。
“我让人打的。”她咬牙切齿又带着几分得意的笑说。
“为什么？”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就因为上次他在班里念你那首诗吗？”
“要光是那个我也不至于让人打他，可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羞辱我吗？”
她的神情变得很诡秘。
我呆楞楞地摇摇头，急切的问：“为什么？”
“算了，不告诉你了！小孩儿，又到处乱说！”
“为什么嘛，你都说了要告诉我又不说了！”
她犹豫了一下，凑近我耳朵说：“他想调戏我，被我拒绝了。”
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不可能！”我叫到。
她声音压得更低了：“我指天发誓，不信你可以看看他后脖子梗上有两道印儿，那是我抓的。”
她顿了顿说：“那天他让我放学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要跟我谈谈我的学习，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办公室还有另外一个老师，他就让我坐着等他一会儿，让他把那几本作业批完。”
“等那个老师走了，他对我说：‘你看看你这次测验的卷子，这样下去你今年还得留级。’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就给我擦泪，说：‘你们都和我孩子一样大，照顾好你们也是我的职责。你放心，有我在，今年肯定不能让你再留级。’说着就亲我的嘴，还摸我的腿。我推也推不开他，急了就在他脖子上狠狠抓了两下，他疼得叫起来，这才停了，说：‘你真行，咱们走着瞧！’”
我已经完全听傻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在这时上课铃声响了。我回到了座位上。
这是一节数学课。
刘老头走上讲台。
我注意到他的腿的确有点瘸，眼睛也确实有点肿，在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脖子上那几道印儿。
几道浅浅的小白印，却是触目惊心。
我回过头，目光正好和周丽相遇。她冲我微微一笑，意思是“看到了吧！没骗你吧！”
整整一堂课，我都在盯着那几道印儿发呆。
我想象着周丽经历的那一幕。我无法把那个摸周丽腿的形象和眼前这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白色球鞋，不苟言笑，能把数学讲得绘声绘色的老师联系在一起。
我不该听到这个秘密，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真想找人说说。
以后每次刘老头叫人到办公室，我都远远地张望着，但似乎一切如常。
他辅导学生耐心而细致，批改作业认真而及时，再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渐渐地，我怀疑周丽说的不是真的。
她也许只是在报复刘老头让她在课堂上出洋相，或者只是想以此说明她很有魅力。
她做得出来的。
体育课上老师让跑步，就她不跑。老师问为什么，她就飞老师一个媚眼：“我肚子疼。”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出队伍。
其实我们几个女生都隐约知道是怎么回事，她那是“倒霉”了，上课时我们见过她在下面偷偷叠卫生纸。但她那得意的样子实在让人看不惯，仿佛因此就超越在我们这些“小孩儿”之上，享有什么特权似的。再说了，几乎一上体育课，她就“倒霉”，怎么可能呢？
我听过几个同学议论她，说追她的社会青年可多了，别看那些人什么都不吝，但特别听她的话，她让他们收拾谁他们就收拾谁。
“为什么就追她呀？” 我在旁边忍不住问。
一个女生用不屑的眼神白我一眼，撇撇嘴说：“人家发育得好呗！”
这个女生的话让我很受触动。
“发育得好”，这是一个新说法。
以前看到别人描绘一个女孩儿长得好看，总是说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这些和我好象都没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早上醒来，我会发现眼睛变成了大大的双眼皮，这使我一上午都不敢使劲眨眼，生怕又变了回去。
柳青就有一双大眼睛，所以她一说哪个明星长得漂亮，就说看人家不愧是明星，眼睛长多大！
我虽然对她这种言辞非常反感，但也没话可说。
其实她长得也不好看，眼睛大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而且鼻子、嘴巴、脸都跟着大，好象还有点鼻孔朝天。学校不让留披肩发，可她还是经常披散着头发，而且总有借口，有时候是皮筋丢了，有时候是刚洗过头，时间长了，同学们都叫她“梅超风”，她也乐呵呵地接受了。
想到外貌在刚生下来就已经注定而且无法更改，你会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得不公平！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对这个分析起来其实并不重要的东西的趋之若骛。甚至童话中的人物都可以用外貌来区分好坏，美丽的必然是善良、勇敢，丑陋的必然是邪恶、阴险。
小时侯，邻居一个阿姨看《花仙子》时逗我：“你看人家小姑娘长那么漂亮，你怎么长那么难看呀？”
她的话让我差点哭了，但还是坚强而认真地对她说：“可是我心地很善良。”
这成了我在老邻居中间历久弥新的一个笑柄。
所幸的是，现在在高鼻梁、大眼睛之外又多出一个“发育得好”，这好象是中考又多了一场加试，给每一个落榜者一次新的机会。
我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呢？
我当然明白发育更多的是指身体，所以再去公共浴池，我就更多地留意那些女人们的身体。
差别真是很大。
年纪大的女人肉多而松弛，全身好象是用肉皮做的空袋子一层层堆起来的，凭着乳头你才能辨认出哪两个袋子是乳房，很象小时候当气球吹的避孕套放完气的样儿。搓澡时要把它们掀起来，长得几乎能搭到肩上，搓完放下来时，几乎能听到“啪”的一声。
这些女人在澡堂里洗得最欢畅、最忘我，水花四溅，而且她们恨不得把全家的衣服都带到澡堂来洗。
我总是离她们远远的，我怕她们身上的水溅到我身上。
我喜欢那种皮肉绷得紧紧的、腰细细的、乳房尖尖翘翘的、乳头象两个撅起的粉红色小嘴的女人。她们大都洗得慢条斯理，很优雅，很安静，用的香皂和洗发香波也都很讲究，香味扑鼻。
有一次我目瞪口呆地看一个这样的女人洗完，然后目送她走出澡堂，才发现自己站在水龙头边上已是冻得浑身冰凉，而她一直占了我的位儿。
再低头看自己的身体，细细的胳膊，细细的腿，不用摸都能数清有多少根肋骨，看不到任何山雨欲来的前兆。唯一的变化在胸部，原来的小米粒变成了小枣，枣还有核，一捏硬硬的。
这就叫发育了吗？
紧张的期末考试结束后，每个同学都在兴奋地收拾东西，谈论着自己的暑假计划。当刘老头走进来做学年总结时，教室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谁还怕他呢，明年谁是班主任还不知道呢！然而，在这样的喧闹中，我还是听到了一句话，那就是周丽留级了。这句话淹没在暑假期间要劳逸结合，玩的同时做好暑假作业，帮助父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到水库游泳等等一大堆暑假前例行讲话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感到我有责任回过头穿过兴奋的人群向她投去同情的一瞥，她也一定在看着我，等着我看她，毕竟我可能是唯一与她分担这个秘密的人。她也许只是想冲我撇撇嘴，耸耸肩：你看，不出我所料吧！但我不敢回头，我用和同桌高声的谈笑来掩饰我内心的恐惧和慌张。
她已经留那么多次级了，这对她也许不算什么，我这样安慰自己。
在升到初二后，我没有再见过周丽，听说她退学了，顶了她爸的班。我当时只知道她比我们大很多，现在想起来，她那时最多也不过十五六岁。
献给70年代的同学们（二）
初二那年，也就是我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在我临小学毕业时爸爸又提了副院长。他们俩在大学里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我通过各种渠道听过无数遍，讲的人无不啧啧称赞、羡慕，毕竟那个时代自由恋爱终成眷属的为数不多。
在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地方，他们俩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
他们每个周末都到舞厅去跳舞，而在我们这儿，舞厅是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才去的地方，不管放什么曲子，他们都只管群魔乱舞一通，装作无意地往姑娘身上碰。所以我的父母置身其中就显得很不一样，放什么曲子跳什么舞，分得很清楚。他们跳到哪儿，那些群魔乱舞的小青年就会自动闪开一条道。
有时候他们去早了，舞厅还没有开门，他们就在舞厅门口的空地上随着远处广播里的音乐翩翩起舞，吸引来一圈人围观。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表情也很奇怪，说鄙夷还带着几分向往。女人总是一推男人：“你什么时候能带我这样跳！”
男人也不示弱：“你能跳你跳呀，我又没拉着你！”
爸爸妈妈完全沉浸在舞蹈中，这些话他们听不到，听到了也只是彼此相视一笑。
有时他们也表示要教那些围观的人，但那些人总显出避犹不及的神气，连连摆手：“这玩意儿，跳不好！”
我们家也是表里如一得整洁。所有的家具都擦得光可鉴人，所有的餐具都散发着医院里消毒水的味儿，壁柜里整齐地放着爸爸妈妈历年的先进工作者证书，每个房间里都挂有病人送的匾，上面无一例外地写有“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的字样。
妈妈恨不得把她所有的医学知识都用在调理我们家的生活起居上：在每个房间的角落里都摆放着修剪整齐的绿色植物，据说这是为了保证每个房间都有充足的氧气；一三五吃什么，二四六吃什么，怎么才能保证饮食既有营养，又不致造成营养过剩，她有一套严密而不可动摇的理论。如果我抱怨她做的饭不好吃，她就会告诉我味道不重要，营养和卫生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哪一天我和同学在外面的小吃店解了谗，回来总要面对她神情紧张的盘问：在哪吃的，吃的什么，卫生不卫生，要不要吃几片消炎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爸爸,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小孩子谗了，在外面吃个零嘴还不太正常了吗？要是这样吃上一次就得上肝炎了，那人还不都死光了？妈妈也不甘示弱：孩子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任何疾病都会对她的发育造成很大影响，万一吃出个什么毛病你负责得了啊？这时候，爸爸也就不再说话了。
我喜欢他们这样的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他们似乎在争相表白自己爱我更多一些。
睡觉前躺在床上，我会设想一下如果我一不小心突然死去，比如被车撞了，或得了不可治愈的疾病，爸爸妈妈会是多么得悲痛欲绝、寸肠欲断，想着想着我被自己感动得流下了泪水，然后在唏嘘中渐渐睡去。
在这样平淡清浅的幸福中，命运的转折来得让人那么猝不及防。
有一天，老师生病，我们提前放学，我又忘了带钥匙，就去医院找爸爸。
院长办公室门没锁。
我走进来，他不在，衣服在椅子背上搭着，看来是没走远。坐在沙发上等着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书桌没有锁，钥匙还插在上面，不由心头一阵暗喜。
爸爸不让我动他的抽屉，但我总是偷偷地翻，每次都能从里面翻出几个漂亮的小夹子，或是一盒新圆珠笔芯，爸爸注意不到，但拿到学校分给同学们，他们总是很高兴。
拉开抽屉，我看到一件新的红毛衣，旁边还有一封信，一看地址就知道是上海的姑姑写来的，我打开信读了起来。在很多想念的话之后，她说：天渐渐冷了，给未未买了一件毛衣寄去，这么多年没见，不知她长高了没有…….
我迫不及待地把毛衣在身上比量着。
兔毛的毛衣摸起来软软的，滑滑的，领口、袖口都有闪亮的流苏，胸口还有一朵精致的胸花，我没见过学校有人穿这样的毛衣，我肯定是头一个，可惜有点大了，但这也没关系……
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爸爸的脚步声，我忙把毛衣原样收好。
一直到拿到钥匙回到家，我的心还沉浸在对姑姑的感激和要穿新衣服的喜悦中。
我以为爸爸回家时一定会把毛衣带回来，但是没有。
他肯定是忘了，我安慰自己。
但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
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了。
到吃晚饭时，我说：“我想再买一件毛衣。”
“还要什么毛衣？你不是有好几件吗？”妈妈说。
“那几件都不好看了。我看同学有的穿一种兔毛毛衣，红色的，前面还带一朵胸花，可好看了！”我借势说。
“你那几件毛衣都是去年刚买的，怎么就不好看了！”
接着，妈妈就开始唠叨我长得快，刚买的衣服眨眼就不能穿了，下面也没有谁能捡，就这还老要买新衣服，有个穿着不就行了。
奇怪的是爸爸始终一声不吭。
第二天，我找了个机会又溜到医院去找爸爸，想再看看我的毛衣。
在楼道里，迎面碰上了马琴。
她是儿科的医生，刚从医专毕业分过来。我经常听妈妈和别的女大夫议论起她，说她能笑，笑声尖利刺耳，全楼都能听到，而且发音和节奏都严格对照书上的：“哈哈哈，哈哈哈，.…..”就因为不知道是谁说过一句她长得象翁美玲，这以后她笑起来就使劲咧着嘴，好让别人都看到她那一对虎牙。她还特别能招引男大夫，他们叫她马头琴，还说要学一学弹这个琴，她也不气不恼，顶多挥舞着小拳头在他们身上一顿轻捶，捶得那些男大夫都乐得合不拢嘴。
“缺心眼儿！”
“她才不缺心眼儿呢，她那是卖浪！”
议论到最后，她们总会这么说。
我也不太喜欢她，但我不喜欢她的原因是她不象医院别的大夫那样喜欢我，经常对我不理不睬，所以我对她也装做视而不见。
但今天当她迎面向我走来时，却不由得我不盯着她看，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毛衣。
她把红毛衣的领子翻在白大褂的外面，非常醒目。她的白大褂似乎比别人的要小一些，一朵精致的胸花仿佛不堪重压从白大褂的领口挤了出来，高高地挂在圆滚滚的胸脯上，使我准确无误地看出那毛衣和姑姑给我买的那件一模一样。
她似乎并没有看见我，和我擦肩而过的一刹那，还猛地一甩披肩发，发梢差点打在我的脸上，带过来一阵香味儿，等她走远了，这香味儿又变成了一股淡淡的膻味儿，象羊奶。
我有点懊恼，我的毛衣还没穿呢，就有人已经抢先出了风头。更令人懊恼的是，她穿着明显比我合适，我穿上光袖子就长了一大截，这样我再穿时，肯定就不会有人说好看了。
我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爸爸。我快步向他办公室走去，我要直接开口向他要我的毛衣。
然而办公室没有人，旁边科室的人告诉我他出去了。刚走。
晚饭已经快凉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妈妈说：“咱们先吃吧，不等他了。”
爸爸经常被人临时叫去看各种疑难杂症，我和妈妈早已对他的晚归习以为常。但这一次，直到第二天早晨他还没有回来。
接下来这一天，医院里也没有他，很多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文件到办公室找他，都失望而归。
和他同时失踪的还有马琴，那个自以为长得象翁美玲的儿科医生。
第三天，还是没有人影。
人们当然也去马琴家了解情况了。第一次去，她的父母听说一夜未归的女儿也没有去单位上班，无异于五雷轰顶，她的妈妈甚至当场哭了起来。第二次去时，他们还是做出担心的样子，但这对善良的老人并不擅长演戏，有人观察到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担心了，有的只是难言的苦闷与落寞。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地议论，但没有人傻到去报警。整个医院洋溢着一种诡异的气氛：人人都是兴奋的，人人都觉得不该有这种兴奋，但在彼此的试探中他们发现了彼此的兴奋，并证实了自己的兴奋，于是在医院日常的忙碌的表象下汇集成了一股股兴奋的暗流，但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人们又小心地控制着不让它奔涌而出。
当然没有人与我交流这些调查与分析。
我认为爸爸只是临时有事出趟门没来得及和家里打招呼，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惊，那时候我就可以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 我只是遗憾要晚些天才能穿上我的新毛衣了。
我还想象着爸爸回来时的情景，他会耐心地向我和妈妈解释为什么一直没和家里联系，他还会象以前每次出差回来时一样抱住我，问我想爸爸没？
我当然会说想了。
哪儿想？鼻子想，眼睛想还是嘴巴想？
小时侯我暗自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设问，预设的答案里没有一个会想的，但我知道我告诉他哪儿想，他便会用胡子茬扎哪儿。 我不想让他扎我，于是便告诉他：牙想。
哪颗牙想？
我便随手一指：这颗。
结果爸爸就做满屋找小锤状，声称要敲掉那一颗想他的牙齿，下次出差时揣在兜里，我就不会想他了。
这已经成了爸爸每次出差回来时我们之间的一个固定节目，他的乐此不疲让我每次都装着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硬着头皮陪他玩儿。
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只是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妈妈失魂落魄的样子。她现在不去医院上班，整天整天地呆在家里守着电话，我弄出的任何一点动静都能使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去按电话，相反，我跟她说话她却象是听不见。她似乎忘了给我做饭，我给她做了饭端过去，到晚上回来饭还放在那儿。而我也乐得在外面小吃店乱吃，馄饨、凉皮、肉夹馍，顿顿都有新花样。回到家，妈妈也不问我吃饭没有。
那是爸爸离家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对坐在窗台边发呆的妈妈说：“我去上学了，早饭我在外面吃了，你也弄点东西吃吧。”看她没有反应，便转身要走。妈妈一把拉住了我，她看着我的眼睛，清晰而缓慢地说：“我想应该让你知道，你爸他不会回来了。”
她的样子让我有点害怕，但还在故做镇静：“你怎么知道？”
“他昨天打过电话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了？”我还不死心。
“他说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叫马琴的浪女人。”
妈妈顿了一下，似乎在等着看我的反应，看我好象没有什么反应，她就接着说下去。
“他说咱们的生活太‘对’了，他厌倦了这种太‘对’的生活。‘对’有什么不好，有多少人羡慕咱家呀！他要不喜欢‘对’，他可以跟我说呀，我不让它‘对’，我让它‘错’还不行，‘错’谁还不会呀……”
妈妈越说越象是自言自语，最后竟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
我咧了几下嘴也开始哇哇大哭起来。
小时侯被爸爸妈妈带到剧院看话剧，台上是红男绿女一惊一乍夸张的表演，我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争吵、愤怒，但当我看到黑暗中所有的观众都在哭泣、流泪时，我也开始大哭。
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种可怕因为超乎我的理解之上而被无限地夸大。
我是被吓哭的。
现在也一样。
这突如袭来的转折因为太重大，所以象一个蹩脚的哗众取宠的剧本无法使我真正进入剧情,我不知道如此重大的转折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用大大的哭声掩饰着我对未知的灾难的恐惧。
我的脑子象倒带一样快速搜索着我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是在我拐弯抹角要毛衣的那顿晚饭上，妈妈唠叨我长得太快，可是爸爸一声不吭。他那时就已经决定要走了吗？他有没有因此在我撅着嘴抱怨时多看我们两眼？
妈妈没有说那个女人是谁，但我想我知道。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我惹的祸。我无意中看到了那件毛衣，可爸爸并不知道，他把它按原计划送给了那个女人，在那顿晚饭上，他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毛衣，可当他试图向那个女人要回时，她不给他，不仅如此，她还要把它以最醒目的方式穿出来。她要的就是这个。
在我没有带钥匙，闯入没锁的院长办公室的那个下午，我并不知道自己正象一个冒失的趁导演转身而没按出场次序闯入镜头的演员，导致的后果是整场戏的穿帮。绿色植物、获奖证书、写有“妙手回春”字样的镜匾都是这出戏里廉价但精心搭设的道具，共同强化着一个幸福家庭的概念。在男主角拂袖而去之后，它们就和女主角面面相觑地落寞着。
我害怕它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要向它们隐瞒真相，我要对此守口如瓶，可我分明已经看到它们正饱蘸着黑色的毒汁向我扑来。
我睡得迷迷糊糊时听到妈妈和楼下职高校长的老婆在小声说话。
“你估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职高校长老婆的声音。
“那个浪女人去年才分过来，顶多也就一年吧！”妈妈啜泣的声音。
“那你估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关系的？”
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我希望听到妈妈否认，可她只是哭着说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叫发生关系。
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柳青神情严肃地说有点事她认为有必要让我知道。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男女、怀孕是怎么回事。
在此之前妈妈总是讳莫如深地笑着告诉我小孩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或从树上掉下来的。
我当然不会相信，我怎么就没见过小孩从树上掉下来？她每次自相矛盾的回答似乎也不打算让我相信。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无从搞清楚。
有一次大人都在等着看很晚才开始的《雷雨》，说是这一集小孩儿就要生了。
就因为这句话，无论他们怎么哄我，我也不去睡觉，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就是想看看小孩儿是怎么生出来的。
苦撑苦等到后来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帘子里一声啼哭，小孩儿就抱出来了。
柳青讲述的口气极其庄重，生怕我因此看不起她。
但她的话还是让我极其震惊，我甚至认为她是以讹传讹、危言耸听，故意把能想到的最羞于启齿的地方往一块儿说。
那该是多么丑陋的一幅画面呀！谁没事儿非要那样呀！那还不难受死了！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在家里堆满书架的医学书籍里翻到一本彩绘的人体解剖图，虽然那些解说言辞闪烁、语焉不详，但结合柳青讲的，我隐隐又绝望地意识到她说的大概是对的。
那些手绘的器官奇丑无比，触目惊心，以至于我每隔一段时间都怀疑原来看到的不是真的，于是就乘爸妈不在又翻出来看看。
有一次看完之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从哪本书后面拿出来的，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把所有的书都给搬下来重新排了个队。
这之后，我常常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婚礼上的新娘，把鄙夷的目光投向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走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常常让我不寒而栗。
很难相信哪怕是看上去最木讷老实的一个人都是一次那样的结果，他们让我吃惊地发现那么丑恶的事竟然离我这样近，与我的生活这样息息相关。
他们坦然地说笑、买菜，似乎一点不为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感到羞耻。
如果结婚就要那样，我情愿不结婚。
我是想和班上最帅的男生在一起，但那也只是在湖边散散步，也许还会拉拉手，想到接吻已经要晕过去了。
回家我就冷眼观察爸爸妈妈，他们竟然都做过那样的事了，还能这样若无其事。
而爸爸竟然和那个马琴也做过了！
那个红毛衣紧裹着的散发着羊奶膻味儿的身体……
爸爸一直带着那股气味儿从容地生活在我和妈妈的旁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在他用胡子扎我的时候，我怎么就没闻出来异样呢？
我趴在被窝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妈妈。边哭边狠狠地擦被爸爸亲过的脸，脸被擦得生疼，我也越哭越伤心，索性哇哇大哭起来。
我睡梦中突然的大哭使那两个女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私奔，和常在厕所的墙壁上看到的性交、骚x、姘妇这些词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散发着浓烈的动物皮毛里的肾上腺气味，我无法把它和我的穿着洁白的衬衣、口腔里总留有一股留兰香气的爸爸联系在一起。但周围的议论似乎达成了某种一致，一定要共同强化我接受这个结合。
强化的结果是我怕听到这个词。
但似乎越不愿听到的词，耳朵就越是敏于捕捉，常常是我先听到这个词，然后才注意到周围有人在说话。他们还会假意上前，扯东扯西，最后总是无意地问：“你爸爸在家吗？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妈妈似乎早就料到会有人这样问我，她教我的答案是：我爸爸死了。可每次即将出口时，我都仿佛看到爸爸正带着温暖的微笑看着我，我为自己就要诅咒他感到罪恶，慌乱中回答到一半我的答案就变成：我不知道。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的不知所措，继续追问：“那你想他吗？”
是的，我想他吗？
我似乎一直在回避去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离得很近了，我会突然窘迫地掉头。
我为自己情不自禁地想他感到羞耻。
半年后的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嗫嚅了半天，才说清楚了来意，原来他们是来拆电话的。他们说主要是因为新的院长提拔上来了，级别够了，当然就要装电话，而院里总共有几部电话是有明确的指标限制的…….妈妈没有等他们说完,就平静地指了指墙角的电话:拆吧。
在我们这个大型国营企业里，只有副科级以上家里才有资格装电话，电话费自然也是公家付，所以有电话无言中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放学时，同学间互说“给我打电话”时声音也是格外得大。常常，妈妈和楼下的职高校长太太在电话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她们抱着话筒在各自家里看同一个频道同一个电视剧，不时地在电话上交流几句对剧中人物的看法，看到好玩处一起哈哈大笑。
在那两个人走后，妈妈开始收拾屋子里和爸爸有关的一切东西。从影集里的照片到柜子里的衣服。
她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
她的平静让我心惊肉跳，大气不敢出。
散落了一地的照片上，爸爸以各种姿势笑着。其中有一张是爸爸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照的。我大概两三岁，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我模糊地记得那次是他要带我到照相馆照相，让我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好了他再上车，结果是我乖乖地坐着，手牢牢地抓着车座前的铁杆，他在上车时却把我忘了，习惯性地从后面抬脚上车，一脚把我给掀下去了。
我开始理直气壮地哇哇大哭。
因为我认为我是乖的，忽略了我是他的错。
他当时是那样得惊慌失措，连连向我赔不是，还打自己的脸，说爸爸是个混蛋，又给我买来了糖葫芦，到最后我都不好意思再哭下去了。
这样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现在我突然又找到了那种委屈的感觉，他害怕私情败露仓皇而逃，没有带上我任何一颗想他的牙齿。
但这次我没有哭。
哭是对身边那个人的反应十拿九稳时的一种示威，当你想向他示威的那个人根本听不到时，就连哭也懒得哭了。
妈妈把堆了一地的东西打包装好，然后她直起身来对我说：你以后跟我姓，姓辛。
当十四岁的我在作业本上写下“辛未未”三个字时，我发现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是那么得上口，好象它们本来就是一套，而以前那个姓只是一场误会，一段弯路。我意识到从此那个我叫爸爸的男人是真的走出我的生活了，就连他给我修过的文具盒也赶在前两天又坏了，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这一段感情的折戟沉沙，死无对证。
献给70年代的同学们（三）
文章来源: 光合树 于 2002-3-19 7:46:00:
同桌拿着课本使劲扇：“热死了，真是夏天了。”她是个小胖墩儿，动一动就是浑身大汗淋漓。何况现在都是五月末了，她还严严实实地穿着衬衣，领口、袖口都扣得严严的。她一热身上就散发一股狐臭味，熏得我透不过气来。
“热你还穿那么多！”我没好气地说。
“那我也不能穿裙子呀！”
“要是我那么热我就穿！”
“哎，要不商量商量，”她压低声音说，“六一咱俩一起穿裙子吧！”
早晨给我梳头时，妈妈对我说：“把头发剪了吧！”
我说：“好吧。”
很难相信，到现在为止，都是妈妈给我梳头。把那么多头发按照自己的意思归拢起来，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的头发从小学起就没剪过，现在已经过腰长了。妈妈每天早晨给我梳头的时候都要唠叨我自己学不会梳头，还不肯剪掉，费事不说，还耽误早晨上学。她唠叨我也不吭声，如果碰到我的头发缠在一起梳不开，她就拿梳子使劲勒，我也忍着疼不叫唤。
长长的头发是我海军裙梦中的一部分。
但这次我之所以痛快地答应剪掉是因为暑假过后我就要上初三了，也就是我就要参加中考了。妈妈已经为此咬牙切齿，做好了冲锋陷阵的一切准备，我似乎惟有答应把头发剪掉才足以表明我愿意积极地投身到这场战争中去。我答应的另一个原因是，妈妈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话了。
她现在是一个敏感而多疑的女人。
如果一个有几次在她这儿看病的人到了内科找的是别的大夫，她就会找个机会就对那个大夫连讽刺带挖苦。
尤其是她加倍地工作，到年底却没有评上先进的时候，她更是认定所有的人都在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她开始前所未有地关心我的学习，每次测验的成绩一分上下都会引起她情绪的极大波动。有一次，我的物理考了60多分，她一反常态没有歇斯底里地哭诉我不体谅她，而是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再有一次，我就死给你看。”她的眼神让我害怕，可物理同样让我害怕，那个阿基米德泡个澡儿就发明的定律到我这儿却是死活想不通。
考好了也不轻松，她会逢人就说：“这孩子我老说她，你就不能加把劲儿考个一百分回来？这不又考了个九十来分…….”
她唯一的快乐就是悄悄地推开我房间的门，看到我趴在那儿学习。
她深情的目光让我感觉锋芒在背。
于是我总是装做无意地把门从里面插上，直到有一天我一回头，正看到她趴在客厅高高的窗户上，五官扁平地贴在玻璃上，看上去象一个挂在墙上的人头标本。接着，客厅传来轰然倒地的声音。
我绝望地捂住了耳朵。
“你想剪什么样的？我给你剪。”
妈妈今天的心情仿佛特别好。可我还是坚持要去理发店。
上次路过理发店时，门口摆着的模特照片里有一张一下子吸引住了我，长短和妹妹头差不多，但刘海儿却不是那样傻傻齐齐的，而是顺着两边的头发自然地垂下来半遮住脸，显得特别有韵味。
“这个头能做吗？”我问店老板。
“能，能，前面烫一下就好。”，店老板满口答应着。“这边坐吧。”
我犹豫了一下。
学校是不让烫发的。
管它呢，反正也看不出来。
屋子里弥漫起廉价而刺鼻的烫发水儿味儿，但在我闻起来，却是一种新奇而让人充满期待的味道。
不一会儿，头发做好了。我往镜子里一看，差点儿哭了。
两边就是齐齐的妹妹头，但烫过的刘海儿就象一个废弃的马蜂窝，斜歪在一边。
“你给我烫的这是什么呀！”我叫起来。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老板也急了，一把拿过门口那张照片。
“你看看，这不是一样的吗？”
照片上的女模特优雅而高深莫测地笑着，仿佛在笑我这个小地方女孩儿的东施效颦。
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下来了。
我拿起一把剪刀自己剪了起来。首先把刘海儿里所有烫出来的勾儿勾儿剪掉，但这样一来，和两边的头发一比，刘海儿就显得傻短傻短的，我索性又几剪刀下去，把两边的头发也剪到了耳朵以上。
如果是在电影中，这时就要有叮咚叮咚的音乐渐起了。
在镜中我看到了一个发型奇异，面庞清瘦的女孩儿,而似乎所有细微而妙不可言的变化都始于这一天，这一刻。
我破涕为笑。擦了一把眼泪，扔下一张钞票，走出了小店。
今天是六一节。
套用所有写在这一天的命题作文里的话，这是一个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日子。
幸亏老天照顾，在我记忆里还没有哪一年的这一天是阴云密布的，否则作文都没法写了。
不同还是有的，那就是第一次我不用在大太阳下面开那个庆祝大会了。
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身边不时走过被抹成大花脸穿着红衣绿裤拿着镶着粉红荷叶边的大扇子或扛着腰鼓的兴奋的小孩儿，主席台那边传来广播的嗡嗡声，还有人不停地在那里试音：喂，喂喂…….
这一切终于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明媚。
我刚理过的头发参差不齐，能看出每一剪刀下去的痕迹，用妈妈的话说是象“狗啃的一样”，但走在这样的阳光下，我却分明闻到了一股刚修剪过的草地里流动的绿色液体的气息。身上穿的连衣裙也是我精心选择过的：浅咖啡色麻质面料，上半身有点象短袖翻领T恤，裙摆刚刚及膝，中间系一条宽宽的腰带。
走路时我已经能感觉到胸脯轻轻的抖动，麻质的裙子对乳头的摩挲让它变得硬硬的，进而一种极不自在的感觉传遍全身。
也许我也需要一个胸罩了。
我心头不由掠过一阵惊喜：这可不是我一定要要的，我只是确实需要它了。
身边走过的小孩在偷偷看我。我有点紧张，他们是觉得我的裙子好看还是觉得这人真浪，这么早就穿裙子？但没关系，至少我同桌今天也穿。
远远地我看到了H2O，我慌乱地低下头去。我不知道他又能说出来什么话。
他爸爸也在医院上班，所以他是班里唯一一个知道我家里事情的同学。
“你爸在家吗？”每次他都能找到周围人不多的机会问我，又白又胖的脸上挂着揶揄的笑，一双小眼睛从深度近视镜后面毫不掩饰的窥视着我的反应。
我总有一种一拳打在他眼镜上的冲动，我想看到他捂着鲜血淋漓的脸哇哇大叫的样子。但是我不敢，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个私奔的爸爸。相反，我还要对他没有把这件事散布出去表示感谢。
他尖细的声音，粉白的皮肤和丰富的表情手势都让我觉得他更应该是个女的。所以在化学老师讲到水是一种典型的非酸非碱非阴非阳的典型的中性物质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他。
H2O，我在心里恶毒地这样叫他。
此刻，他正远远地向我走来。
他显然已经看到了我，往我这边走时他绷着笑的脸让我的心砰砰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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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光合树
小说刚写了一半，闭门造车，不是很有信心，希望大家多加跟帖。
在一个虚伪的、耻于言性却又处处为性的大人世界里，成长是一个小孩找不到暗示而不得不一个人仓促应对的麻烦事。
青色情色
我在六岁那年就已经因为男女关系而声名狼籍了。所以在十九岁被大学开除，背着行李离开大学校园时，我不得不承认我天生就不是一个正经女人。
六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胳膊上戴的虽然只是一道杠，但总是被我擦得醒目而耀眼，凭着它我就可以神气活现地收走同学们的画片和小人书。但在我上面还有大班长，一个比我们大一点的戴着两道杠的男生。有一次下课时，他说想趁课间和我谈一谈班上的工作。我嗫嚅着说要去上厕所。
“没关系，我陪你去，”他大度地说，“我们边走边谈吧！”
走在去厕所的路上，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和我谈着怎样帮助后进生，怎样协助班主任起好带头作用。
他娓娓地讲，我不住地点头。
一米二米三
三幺幺
幺幺的九
九九的幺
三面红旗
解放台湾
一个冰糕棍儿
咱俩换换位儿
……
阳光下几个女生在蹦蹦跳跳做游戏，鲜红的蝴蝶结欢快地上下翻飞。几个在树荫下弹溜溜弹儿的男生不时发出一阵欢呼。不知道是阳光照在身上的缘故，还是因为他搭在我肩上的手让我感到了一种国家领导人的信任与庄重，我浑身有一种陌生的暖洋洋的感觉，舒服极了。
我有点希望厕所远一点。
然而回到教室时，很多同学在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放学时，和我一起走的柳青责问我：“你怎么能让班长陪你去上厕所呢？还让他把手搭在你肩上！”
“这有什么不对吗？”我惶惑地问。
她斜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意思是说别装了。
无论如何，这小小的风波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不久，在班干部改选时，我竟然逆风而上，给这位现任班长投了一票，终于招致了全班同学的鄙弃。
我们选班干部都是由老师提名，然后同学们举手表决，同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男生只给男生举手，女生只给女生举手。
我忘了当时是根本没注意到这一点，还是注意到了没加以理会，总之我给他举了手。
为什么不给他举手呢？他学习好，又爱帮助人，一笑还有一口白牙。班里很多同学都在换牙，牙掉得乱七八糟的。在很多同学因为腿还不够长，骑自行车时还不能把脚蹬踩到底时，他竟然能把两只脚放在大梁上，“嗤”一下滑过有水的路面。
接下来的情形糟糕得让我始料不及。
班上不再有人和我说话，教室的后黑板上按座次写着全班同学的名字，但那段时间被擦得只剩下我们俩的。更令人难过的是，再次当选班长的他似乎也并不领我的情，老远看见我就避开走。
所以我最早遭遇情色是在六岁那年。但我担心过于喋喋不休地执着于一些童年琐事会很有自恋的嫌疑，所以在决定讲述自己的情色经历时就很费了一番踌躇来决定从几岁开始写。
最后我选定了十二岁。
那时我们家在油田的一个基地。一个油田除总部外大约有十几个这样的基地，一个这样的基地大约有几千户人家。基地四面都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之外就是农村，一南一北两个出口都有警卫把守，据说是为了防止油田物资外流。每一个外来人员仿佛都是潜在的盗窃犯，都要被严格盘查。骑自行车从南门到北门用不了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你会经过林林总总按油田系统工种起名的单位，如管子站，跑不了是管输油管道的；钻前，大约是管钻头的。每天放学路过这些单位，顺手捡两块废铁交给学校门口卖零食的小贩,他们都会忙不迭地递上来一大堆小豆冰棍儿、拽糖、焦豆之类的好吃的。电视广告里的“Toshiba，Toshiba，新时代的东芝”在我们嘴里就成了“偷去吧，偷去吧，大家的东西”。在换来的零食里，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酸梅精的小袋装的白色粉末，酸酸甜甜的，吃了还想吃，更重要的是每袋里面都有一个小勺子，勺柄各不相同，有的是孙悟空，有的是小仙女，为了集齐不同的勺子，小学时我的书包里每天都沉甸甸地装着一堆破铜烂铁。
油田最大的特点是来自五湖四海，口音也是五花八门：老油田大多是油田刚成立时从全国各地农村招工进来或是从其他油田调过来的，对门邻居吵架，可能互相听不懂，各骂各的，为了弥补这种差异，年轻一代都讲普通话。但无论如何只要一出油田门，当地人很快就能辨认出谁是油田人，这时他们往往会暗暗地将东西的价钱抬高一些：谁都知道这里的职工收入高不说，房子，公家分的，房子里的家具和家电，公家分的，自来水、电、煤气、暖气全是免费，每个月按户配给吃不完的鸡鸭鱼肉蛋，夏分夏装，冬分冬装。吃不完花不完，不赚他们的赚谁的？
尽管如此，许多人家还保留了种菜的习惯，甚至还有人偷偷地养鸡。一楼人家的院子里就不用说了，就连公共场所，哪怕已经铺上了草坪，也总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萝卜、大葱。所以无论是厂区还是家属区，到处都是一派菜绿鸡鸣的田园风光。
大人对孩子的期望也不外乎考上油田内部的技校，在内部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谁家的孩子能考上中专，那是大大了不起的成就，全家人都会觉得面上有光。所以在这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中考，高中都是那些什么都考不上的人才上的。但如果连高中也考不上，问题也不大，在家呆一段时间，赶上招工就也变成公家人，有公家养了。所以学校里大街上到处都晃动着穿着白衬衣，绿军裤，白色有狼或鹰图案的袜子，白边儿黑布鞋，叼着烟卷儿的男生，翻开他们的绿色军用书包，里面没几本书却有半块砖头，书包带上无一例外地用圆珠笔重重地描着一个张牙舞爪的“忍”字。他们的装扮随着潮流的发展不断地改变，有一段时间是一窝蜂地留长头发，在学校开始抓长头发之后他们又转而剃光头，于是学校又开始禁止剃光头。但装扮的改变大多赶不上面孔的改变，同样的面孔今天还出现在校园里，明天可能就出现在井队回来的班车上满身油污的工人里，等再看到他们也许已经是在抱着孩子赶往医院的路上了。他们会用不屑的目光看着一茬全新的面孔在大街上不可一世：“小兔崽子，老子当年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奶呢！”
无论如何，油田象一艘平稳结实、永不沉没的大船，稳稳地载着大家驶向共产主义。
十二岁的我上初一，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常年穿着大人发的工作服，耷拉着两截长长的袖子。所以我们学校不用发校服，大家的着装就出奇得统一。在操场上集合时，从主席台上望下去，绿压压一片，象大青虫别动队。
相貌似乎也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小眼睛，塌鼻子，咧开嘴大笑时还能看到牙齿上套着的矫正器。所有和明眸善睐、长袖善舞有关的事从没找到过我的头上。唯一一次上台机会是音乐老师发现我音质不错，正好又赶上学校能歌善舞的小红人儿病了，于是让我作为替补参加一个小合唱。歌词是老师自己写的：
“小油娃呀，
乐哈哈，
年纪虽小志气大，
出个题目大家答，
谁的理想最远大。”
唱到这里大家轮流站出来拍着胸脯描绘自己的远大理想。我替补的是第一个站出来的“玲玲”：
“玲玲一旁把话答，
我的理想最远大，
等到将来我长大，
头带钢盔上井架，
找出高产大油田，
多采石油为国家。”
但每次排练时，唱完合唱部分我就和大家一块儿背着手摇头晃脑，拉风琴的音乐老师冲我挤眉弄眼，我就也冲他挤眉弄眼，直到旁边人使劲拉我，我才突然想起来该我独唱了。就这样我的迷糊让我失去了唯一一次上台的机会。
学习成绩也不再象小学时那么风光，上不上，下不下，懒洋洋地浮动在中游一带。学生手册上每一页都用不同的字迹写着：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学习，热爱劳动，能自觉遵守学校纪律。数一数，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在小学三年级一次落选之后，学习委员也早就不当了。
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明明是比那个汪兰兰多三票的，可老师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选班干部要更加注重实际工作能力，就把我给扔一边儿了。回到家我就搬了个椅子坐在阳台上专心致志地哭了一下午，从上学以来都当了三年的班干部了，一下子被这样不明不白削了职，面子上怎么能过得去？妈妈问我谁当选了，我说汪兰兰，妈妈就叹了口气说那当然了，人家爸爸给你们学校弄了那么大一片操场，学校还能不对她有点特殊照顾呀！
那一天妈妈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鸡蛋羹。
可我始终认为老师不让我当班干部就是因为我实际工作能力不够。
什么是实际工作能力呢？
在这个问题困扰下的我甚至不敢直视汪兰兰。
我每天按时收发作业，老师不在的课上我就板着脸提个教鞭在教室里逡巡，发现哪个学生在偷偷看小人书或用冰糕棍儿编扇子，就悄悄走过去，出其不意一鞭子打在他的课桌上，吓得那个学生一激灵，然后还得陪着笑脸求我不要告诉老师，我总是努力地一本正经板着脸，直到他们把好话说尽才慢慢地显着犹豫地把他们的名字从本子上划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愿意选我当班干部：他们从家里带过来的瓜子糖果再舍不得也总能分我一些，他们已经拿准了我不会真给他们告老师。
卸任之后我在班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再有人没话找话地跟我套近乎儿，这让我的心里非常失落。但很快我就惊喜地发现大家都不喜欢刚上任的汪兰兰，在底下偷偷议论她是靠走后门上去的。
我们每天下午上课前都要由学习委员起几首歌。学习委员唱第一句，大家就接着唱，学习委员还要在讲台上象乐队指挥一样用手打着拍子。汪兰兰起的歌都是音乐课上学的“小红花，向太阳，小朋友们热爱共产党”之类老掉牙的歌，大家都不唱或是瞎起哄。有一次她起：“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预备——唱！”接下来应该是：“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可大家唱的是：“小鸟说，糟糟糟，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校长不知道，线一拉，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不见了……”
汪兰兰气得脸通红，跑回座位上哭起来，还扬言要告老师。可大家反过来指责她指挥得不好，纷纷要求我上去起歌。
在大家的推搡下，我扭扭捏捏惺惺作态地走上台去。
起什么呢？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
“脚印儿！”有人喊道。
《脚印》是一首正在校园里流行的台湾歌曲。本来我是会唱的，但这会儿一紧张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憋了半天，我小声咕哝了一句：“脚印儿！”同学们却出奇整齐地唱起来：“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了我的校园，漫步走在那小路上，留下脚印一串串……”大家的热情配合极大地鼓励了我，指挥也越发放得开，后来干脆是支棱着两个胳膊一通瞎比划。接下来，我又起：“哇达西哇，塞依那欧，预备——唱！”大家就咿咿呀呀地跟着唱。这是日本电视剧《血疑》里的主题歌，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可一个比一个唱得起劲儿。
“年轻的朋友们，预备——唱！”我的嗓子已经有点哑了。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穿起喇叭裤，跳起芭蕾舞……”社会上的小青年都是这么唱的，原来的歌词是什么反倒没有人知道。唱到喇叭裤、芭蕾舞，有个男生干脆兴奋地扭了起来。
我们一个班的歌声盖过了整个教学楼的歌声。
突然，教室里的光线暗了下去，老师站在了教室门口。
同学们的歌声戛然而止，我比划得正起劲的胳膊也在半空中僵住。
我为自己所出的风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老师办公室我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作为前任班干部竟然在班上领唱社会上的流氓歌曲的行为，我堕落的速度连自己都感到吃惊。
在那之后，我自觉地远离了仕途，老老实实地当一个平凡的小学生。但是内心里，渴望与众不同，引起别人的注意的愿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我会象男生一样粗着嗓子学电视里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然后心满意足地看着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最厉害的是那些平时文静如水的女生，在笑得支撑不住时，她们会用手背娇柔地扶着腰。
每当这时我又警觉地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笑，也许她们只是很高兴有人能衬托她们的文雅矜持罢了。
这样一想，我的得意很快就变成了懊恼：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呢！你不是已经发誓要变得文雅矜持了吗？好，就从今天开始！切记！
可是课堂上当历史老师讲得正起劲，全然不知道一件秋衣一点一点从大衣里滑出来，最后掉在地上时，我还是咧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但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笑声放肆、尖利而刺耳，于是马上去捂嘴，可已经晚了，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历史老师更是边仓皇地把秋衣捡起来往大衣兜里塞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文静的记性是长不了了，矜持更是完蛋！
我最见不得别人给我好脸，遇见别人跟我说两句热络话，就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人家。
——我家猫刚生了三只小猫，两只白的，一只花的
——我发现你把三支笔绑在一起可以同时写出三行字，就象这样，这样老师罚抄一百遍的作业你只要写三十三遍，再补一遍就可以了
——哎，哪天你到我家看猫去？
…….
说到最后，听的人都只剩应付了。
在我课本所有空白的地方都重重叠叠挤满了随手写下的莫名其妙的话，有的干脆是一团疯狂的线条。所有插图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大姑娘长着两撇小胡子，亲切会晤的两国领导人每人一双水汪汪、长长的睫毛扑楞扑楞的大眼睛。
我最讨厌上数学课。
因为听不懂，所以就干脆不听。但这样很危险，因为刘老头一旦发现谁走神了，就专门点谁回答问题，如果众目睽睽之下回答不上来，会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好在我练就了一个好本事：眼睛专注地盯着老师，随着他语气的抑扬顿挫而微微点头，如果他用设问的、诱敌深入的口气，我就配合地做蹙眉不解但又饶有兴趣状，如果他用深入后终于浅出的口气，我就随之做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状。有时候看到他在我的鼓励下，越讲越起劲，我会有点内疚。
很多人说象我这样数学差的人分在他担班主任的班里是很大的幸运。他的数学教得好是全校有名的，不仅如此，他衣着朴素，不苟言笑，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一双刷得干干净净的白球鞋。每次看到他都让我对数学又多出一重敬畏，因为我似乎不仅学不好数学，而且还缺少一个精通数学的人所具备的优秀品质。
我会因为刚得到一件新的淡紫色雨披，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窗户上看有没有下雨，还会因为刚穿一件蝙蝠衫，走在操场上时尽量放慢脚步，好让全教学楼的人都看到我的新衣服。
的确，这就是十二岁的我，但并不是十二岁的我的全部。事实上，十二岁时我就有了很多的青涩心事，我之所以选十二岁作为讲述的开始也正是因为我认为十二岁是一个伤疤好了忘了疼的年龄，所以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年龄。翻开十二岁的日记，很可能在嘲笑那稚拙字迹的同时把里面的心事一块儿嘲笑了，但仔细看，每个字分明都在伸胳膊蹬腿儿地叫着痛苦。很多人花大把的时间去回味和把玩少年时代的甜蜜与伤痛，虽然那也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粉饰，但十二岁也是不包括在内的，他们宁愿记得那个年龄他们还在和泥巴。即使从英文字面上来看，十二岁也还差一岁才能跨入teenager的行列，他们的感情甚至还算不上是“小猫小狗的游戏”。
十二岁的我痛苦地暗恋着班上最帅的男生，日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名字。 每当他和别的女生打闹说笑时，我就会觉得他在故意羞辱我，虽然我不能确定他是否知道我喜欢他。甚至如果某个女老师频频提问他，也会让我感到如临大敌的紧张，继而便是无比的愤恨，因为她在利用职权接近他。
十二岁的我写作文爱用省略号，在课堂上写日记，写完鬼鬼祟祟到处藏，同时又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写日记，但如果他们真的好奇地探过来脑袋，我一定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捂住，然后正色告诉他们：“这是个人隐私。”
我憎恨别人把我当小孩，我讨厌儿童节，从内容到形式。
每次儿童节要来时，我都想今年肯定不用过了，然后还翻着一本本辛辛苦苦积攒的糖纸、小人书，假惺惺地感慨一下童年已逝。可到时候老师一样会要求我们搬上板凳到操场上开大会。
大会进行第一项，全体起立唱《少年先锋队队歌》，于是我们就稀稀拉拉站起来，拖着长腔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要把敌人消灭干净，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大会进行第二项，校长讲话。校长的声音不紧不慢，从甲午战争中华民族的屈辱到解放战争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再到学校去年的升学率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一一娓娓道来；
大会进行第三项，优秀少先队员代表讲话。
这时就会有一个稚气的童声用和平时完全不同的、一字一顿的腔调代表我们向党和国家和辛勤栽培我们的园丁表示感谢，并发誓一定会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最后，还要敬一个高过头的少先队队礼。
我们一直在下面窃窃私笑，挤眉弄眼，以争相表白自己已经足够老练去分辨这样的陈词滥调的虚伪做作。想到在小学时代，在数学还没有这么难，成绩还没有这么差时，我就是那个假模假势讲话的代表，当时心里还那么骄傲，真是为那时的幼稚汗颜。
总之，十二岁时我认为自己完全称得上是“少女”了。这个词似乎本身就带着令人心驰神往的粉红色。在读书读报时我特别留意别人对“少女”年龄的界定。最常见的是“十八岁少女”，偶尔还见过“十六岁少女”，最小的是十五岁，反正似乎没有谁打算把十二岁当成“少女”，愿意替它浪费一点口舌笔墨。
有一次，在一个磁带店里，我看到一盘磁带的名字是《十二少女》，当时感动得差点掉下来眼泪，单凭这个名字我就爱上了这盘磁带！
在付钱时，我注意到磁带皮上的那些女孩儿看起来要比我和我的同学们——大一些，于是就问老板：“她们真的十二岁吗？”
他似乎有一点吃惊：“十二岁？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十二个女孩吗？这是一个十二人乐队组合。”
我仿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被揭穿了一样，脸一下子红了：
“那我不要了。”
走出磁带店，我的失望渐渐转化成了愤怒。怎么可能呢？有什么不可能呢？
我最好的朋友叫柳青，我们住同一栋楼，又是同一天入学，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一直都在一个班，每天放学都一起走，两家大人也都非常赞成。
每天我们回家的路上都要经过一个人工湖，附近技校的学生男男女女很多在那里散步，天冷的时候，还见过男生和女生的手揣在一个大衣兜里，走过他们的时候，我们总是斜眼观察那些女生的表情。
她们的表情平静自若。
“真能装！”柳青总是说。
的确，手握着手，连想一想都要晕过去！
我一千次地设想和那个最帅的男生在这里散步的情景，他要穿一件黑色的大衣，系一条白色的围巾。
当时学校正在流行白围巾，而且越长越好，很多高年级学生的绿工装棉袄下面都露出风流倜傥的两截白。
而我肯定要穿一件蓝白相间的海军式裙子，不过这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季节，不过也没关系，这样他就可以用充满怜惜的目光看着我，问我：
“你冷吗？”
每次想到这儿，我的心都颤栗得不能再往下想。
要享受那样那样的幸福，怎么也得等到十八岁了，至少也要十六岁吧。
那也行吧！
然而就连这似乎也不确定，十八岁是终究会来的，而那样庞大到令人窒息的幸福真的会来吗？
虽然我很为自己在数学课上的高超演技而得意，但始终不能痛痛快快地开小差，一堂课下来还是很累。所以我惟恐天下不乱地希望课堂上多一些插曲。我记得最来劲的一个插曲是正上着课，教导主任带着警察走进教室，说是要用能查出金属物的仪器搜刀，结果有人故意把钢板尺藏在腰里，被查出后让教导主任当众一顿狠抽。当然这种好事不可能天天有，所以哪怕只是老师打学生这样毫无创意的事也能让我兴奋一阵子。如果有桀骜一点的学生和老师对打起来，那将真正成为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漫长的四十五分钟刷一下就过去了。但这种机会并不多，大多数时候，无论老师怎样出招儿，拳脚相加，并辅以语言上的羞辱，那个没有回答对问题或在课堂上做小动作的学生都仿佛自知有错，只象练功房里的沙袋一样，瘫软、无力，以此化解对手的进攻性。
老师们识破了这种险恶用心，越发勃然大怒，大打出手。
所以聪明一点的学生都知道控制局面的最好办法是在老师刚一出招时夸张地叫唤。
但这样一来，我还得硬着头皮装模做样地熬过漫长的一节课，所以我希望他们冒着被开除的危险还手。
有我这样心理的学生绝对不止一个，而且我一直相信，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大打出手，绝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做错一道题有那么严重，他们只是突然对自己要保持匀速的喋喋不休心生厌倦和怀疑，并要找一种安全的方式来排解这种厌倦和怀疑。
然而在那起“情诗”事件发生时，我们班同学都吃惊地发现不苟言笑的刘老头原来对此另有高招儿。
我们班教室后排坐着一个叫周丽的老留级生，听说她要不留级都该上初三了。她总叫我们“小孩儿”，在和我们这些“小孩儿”说话时，总有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气：“你们不懂的。”
这话让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不就是留了几级吗？难道这也值得骄傲？
而且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戴胸罩的。夏天时透过薄薄的衣衫能隐隐看到胸罩的轮廓，走路时还能看到那下面的两坨肉随之上下跳动，而我们似乎就在不久前还在穿二梁背心呢！这无形中越发拉远了我们和她之间的距离，于是她在班上便显得很孤立。
那一天是刘老头的数学课。
他正讲到慷慨激昂处，手势突然在半空中停住，快步向教室的后排走去。
要有插曲了！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刘老头径直走到周丽的座位前，从她的课本下面抽出一个本子。他边看边笑：“想不到某些同学学习不怎么样，却很会写诗呀，要不要我给大家念一下？”
同学们难得看到他情绪这么好，纷纷响应。
刘老头清清嗓子，念了起来：
“你若是那含泪的射手，我就是那一只决心不再躲闪的白鸟……”
他平时的普通话就带有浓重的宝鸡口音，说“我”就象打一个饱嗝儿。这时他更是故意加重了这种口音，听得同学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几个男生擂着桌子，课堂气氛空前高涨。
刘老头得到了鼓励，念得越发“抒情”：
“你若是这世间唯一能伤我的射手，我就是你所有的青春岁月，所有不能忘的欢乐和悲愁，就好象是最后一朵云彩，隐没在那无限澄蓝的天空，那么让我死在你的手下，就好象是终于能死在你的怀中！”
念到最后一句时，刘老头还做出一个哏儿屁着凉死翘翘的样儿：“终于死在你怀里了！死在男人的怀里是不是很舒服呀？”
这样新鲜而刺激的语句由平时不苟言笑的刘老头说出来的。同学们的哄笑分外放肆分外给面子，甚至有人吹了一声口哨儿。
周丽趴在桌子上哭起来,耳朵和脖子都红红的。
“害羞啦？害羞还抄这些黄诗？看不出来小小年纪挺风流呀！这么会风流还上什么学呀，趁着长的还有几分姿色，勾引个男人养你不就行了！”
刘老头的话把教室的气氛越发推向了狂欢，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听到“黄诗”、“风流”、“勾引”这样的词，即使听过，也是单独的经验，大家在一起听，感觉就又不一样了。比如这时我就偷偷看了一眼那个最帅的男生，他正和几个男生一起擂桌子。
我很庆幸自己不是周丽，但又觉得那首诗很美，很想借过来抄抄。
几天后的一个课间操时间，同学们都出去玩了，她象平时一样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我走过来对她说：“上次那首诗能给我看看吗？”
“干什么？”她很警觉地问。
我想了想，说：“挺美的。”
果然，她笑了，但并没有给我找那个本子，却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座位对我说：“你坐这儿，我给你看点儿别的东西。”
我顺从地坐下。
她神秘地从课桌里拿出几张照片，让我凑近，用课本挡着翻给我看。
“挺好看的。是你吗？”我故作镇静，心里却暗暗吃惊。
我一直觉得她长得还行，但没想到在照片上会是那么美。她穿着一件露肩的白纱裙，头上戴着红色的礼帽，礼帽上垂下来的黑网纱挡住了半个脸，化着很浓的妆，在如梦如幻的灯光下，肌肤如雪，嘴唇鲜艳欲滴，那眼神儿更是朦胧而充满渴求。
“灯光不错，妆化得有点太浓了。”
我假装内行地从技术角度评论着，心里酸溜溜的感觉让我没有如她所愿尖叫“太美了”，我不想让她太得意。我也没有对她竟敢穿露肩装大惊小怪，否则她会觉得我是“小孩儿”，少见多怪，以后就不会这么亲热地跟我说话，给我看这些有趣的东西了。
我的反应让她有点失望，草草地把照片收了起来。
“旁边那男的是你男朋友吗？”
她白我一眼：“看就看了，还问那么多干嘛！”
我站起来说：“那我走了。”
她忙叫住我：“别走啊！要不跟你说点别的吧！”
我又坐下来。
她看看周围没人，压低声音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刘老头这两天腿有点瘸，眼角有点肿？”
我回忆了一下，好象是有点儿。
“怎么了？”我问。
“我让人打的。”她咬牙切齿又带着几分得意的笑说。
“为什么？”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就因为上次他在班里念你那首诗吗？”
“要光是那个我也不至于让人打他，可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羞辱我吗？”
她的神情变得很诡秘。
我呆楞楞地摇摇头，急切的问：“为什么？”
“算了，不告诉你了！小孩儿，又到处乱说！”
“为什么嘛，你都说了要告诉我又不说了！”
她犹豫了一下，凑近我耳朵说：“他想调戏我，被我拒绝了。”
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不可能！”我叫到。
她声音压得更低了：“我指天发誓，不信你可以看看他后脖子梗上有两道印儿，那是我抓的。”
她顿了顿说：“那天他让我放学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要跟我谈谈我的学习，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办公室还有另外一个老师，他就让我坐着等他一会儿，让他把那几本作业批完。”
“等那个老师走了，他对我说：‘你看看你这次测验的卷子，这样下去你今年还得留级。’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就给我擦泪，说：‘你们都和我孩子一样大，照顾好你们也是我的职责。你放心，有我在，今年肯定不能让你再留级。’说着就亲我的嘴，还摸我的腿。我推也推不开他，急了就在他脖子上狠狠抓了两下，他疼得叫起来，这才停了，说：‘你真行，咱们走着瞧！’”
我已经完全听傻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在这时上课铃声响了。我回到了座位上。
这是一节数学课。
刘老头走上讲台。
我注意到他的腿的确有点瘸，眼睛也确实有点肿，在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脖子上那几道印儿。
几道浅浅的小白印，却是触目惊心。
我回过头，目光正好和周丽相遇。她冲我微微一笑，意思是“看到了吧！没骗你吧！”
整整一堂课，我都在盯着那几道印儿发呆。
我想象着周丽经历的那一幕。我无法把那个摸周丽腿的形象和眼前这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白色球鞋，不苟言笑，能把数学讲得绘声绘色的老师联系在一起。
我不该听到这个秘密，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真想找人说说。
以后每次刘老头叫人到办公室，我都远远地张望着，但似乎一切如常。
他辅导学生耐心而细致，批改作业认真而及时，再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渐渐地，我怀疑周丽说的不是真的。
她也许只是在报复刘老头让她在课堂上出洋相，或者只是想以此说明她很有魅力。
她做得出来的。
体育课上老师让跑步，就她不跑。老师问为什么，她就飞老师一个媚眼：“我肚子疼。”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出队伍。
其实我们几个女生都隐约知道是怎么回事，她那是“倒霉”了，上课时我们见过她在下面偷偷叠卫生纸。但她那得意的样子实在让人看不惯，仿佛因此就超越在我们这些“小孩儿”之上，享有什么特权似的。再说了，几乎一上体育课，她就“倒霉”，怎么可能呢？
我听过几个同学议论她，说追她的社会青年可多了，别看那些人什么都不吝，但特别听她的话，她让他们收拾谁他们就收拾谁。
“为什么就追她呀？” 我在旁边忍不住问。
一个女生用不屑的眼神白我一眼，撇撇嘴说：“人家发育得好呗！”
这个女生的话让我很受触动。
“发育得好”，这是一个新说法。
以前看到别人描绘一个女孩儿长得好看，总是说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这些和我好象都没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早上醒来，我会发现眼睛变成了大大的双眼皮，这使我一上午都不敢使劲眨眼，生怕又变了回去。
柳青就有一双大眼睛，所以她一说哪个明星长得漂亮，就说看人家不愧是明星，眼睛长多大！
我虽然对她这种言辞非常反感，但也没话可说。
其实她长得也不好看，眼睛大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而且鼻子、嘴巴、脸都跟着大，好象还有点鼻孔朝天。学校不让留披肩发，可她还是经常披散着头发，而且总有借口，有时候是皮筋丢了，有时候是刚洗过头，时间长了，同学们都叫她“梅超风”，她也乐呵呵地接受了。
想到外貌在刚生下来就已经注定而且无法更改，你会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得不公平！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对这个分析起来其实并不重要的东西的趋之若骛。甚至童话中的人物都可以用外貌来区分好坏，美丽的必然是善良、勇敢，丑陋的必然是邪恶、阴险。
小时侯，邻居一个阿姨看《花仙子》时逗我：“你看人家小姑娘长那么漂亮，你怎么长那么难看呀？”
她的话让我差点哭了，但还是坚强而认真地对她说：“可是我心地很善良。”
这成了我在老邻居中间历久弥新的一个笑柄。
所幸的是，现在在高鼻梁、大眼睛之外又多出一个“发育得好”，这好象是中考又多了一场加试，给每一个落榜者一次新的机会。
我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呢？
我当然明白发育更多的是指身体，所以再去公共浴池，我就更多地留意那些女人们的身体。
差别真是很大。
年纪大的女人肉多而松弛，全身好象是用肉皮做的空袋子一层层堆起来的，凭着乳头你才能辨认出哪两个袋子是乳房，很象小时候当气球吹的避孕套放完气的样儿。搓澡时要把它们掀起来，长得几乎能搭到肩上，搓完放下来时，几乎能听到“啪”的一声。
这些女人在澡堂里洗得最欢畅、最忘我，水花四溅，而且她们恨不得把全家的衣服都带到澡堂来洗。
我总是离她们远远的，我怕她们身上的水溅到我身上。
我喜欢那种皮肉绷得紧紧的、腰细细的、乳房尖尖翘翘的、乳头象两个撅起的粉红色小嘴的女人。她们大都洗得慢条斯理，很优雅，很安静，用的香皂和洗发香波也都很讲究，香味扑鼻。
有一次我目瞪口呆地看一个这样的女人洗完，然后目送她走出澡堂，才发现自己站在水龙头边上已是冻得浑身冰凉，而她一直占了我的位儿。
再低头看自己的身体，细细的胳膊，细细的腿，不用摸都能数清有多少根肋骨，看不到任何山雨欲来的前兆。唯一的变化在胸部，原来的小米粒变成了小枣，枣还有核，一捏硬硬的。
这就叫发育了吗？
紧张的期末考试结束后，每个同学都在兴奋地收拾东西，谈论着自己的暑假计划。当刘老头走进来做学年总结时，教室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谁还怕他呢，明年谁是班主任还不知道呢！然而，在这样的喧闹中，我还是听到了一句话，那就是周丽留级了。这句话淹没在暑假期间要劳逸结合，玩的同时做好暑假作业，帮助父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到水库游泳等等一大堆暑假前例行讲话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感到我有责任回过头穿过兴奋的人群向她投去同情的一瞥，她也一定在看着我，等着我看她，毕竟我可能是唯一与她分担这个秘密的人。她也许只是想冲我撇撇嘴，耸耸肩：你看，不出我所料吧！但我不敢回头，我用和同桌高声的谈笑来掩饰我内心的恐惧和慌张。
她已经留那么多次级了，这对她也许不算什么，我这样安慰自己。
在升到初二后，我没有再见过周丽，听说她退学了，顶了她爸的班。我当时只知道她比我们大很多，现在想起来，她那时最多也不过十五六岁。
献给70年代的同学们（二）
初二那年，也就是我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在我临小学毕业时爸爸又提了副院长。他们俩在大学里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我通过各种渠道听过无数遍，讲的人无不啧啧称赞、羡慕，毕竟那个时代自由恋爱终成眷属的为数不多。
在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地方，他们俩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
他们每个周末都到舞厅去跳舞，而在我们这儿，舞厅是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才去的地方，不管放什么曲子，他们都只管群魔乱舞一通，装作无意地往姑娘身上碰。所以我的父母置身其中就显得很不一样，放什么曲子跳什么舞，分得很清楚。他们跳到哪儿，那些群魔乱舞的小青年就会自动闪开一条道。
有时候他们去早了，舞厅还没有开门，他们就在舞厅门口的空地上随着远处广播里的音乐翩翩起舞，吸引来一圈人围观。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表情也很奇怪，说鄙夷还带着几分向往。女人总是一推男人：“你什么时候能带我这样跳！”
男人也不示弱：“你能跳你跳呀，我又没拉着你！”
爸爸妈妈完全沉浸在舞蹈中，这些话他们听不到，听到了也只是彼此相视一笑。
有时他们也表示要教那些围观的人，但那些人总显出避犹不及的神气，连连摆手：“这玩意儿，跳不好！”
我们家也是表里如一得整洁。所有的家具都擦得光可鉴人，所有的餐具都散发着医院里消毒水的味儿，壁柜里整齐地放着爸爸妈妈历年的先进工作者证书，每个房间里都挂有病人送的匾，上面无一例外地写有“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的字样。
妈妈恨不得把她所有的医学知识都用在调理我们家的生活起居上：在每个房间的角落里都摆放着修剪整齐的绿色植物，据说这是为了保证每个房间都有充足的氧气；一三五吃什么，二四六吃什么，怎么才能保证饮食既有营养，又不致造成营养过剩，她有一套严密而不可动摇的理论。如果我抱怨她做的饭不好吃，她就会告诉我味道不重要，营养和卫生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哪一天我和同学在外面的小吃店解了谗，回来总要面对她神情紧张的盘问：在哪吃的，吃的什么，卫生不卫生，要不要吃几片消炎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爸爸,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小孩子谗了，在外面吃个零嘴还不太正常了吗？要是这样吃上一次就得上肝炎了，那人还不都死光了？妈妈也不甘示弱：孩子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任何疾病都会对她的发育造成很大影响，万一吃出个什么毛病你负责得了啊？这时候，爸爸也就不再说话了。
我喜欢他们这样的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他们似乎在争相表白自己爱我更多一些。
睡觉前躺在床上，我会设想一下如果我一不小心突然死去，比如被车撞了，或得了不可治愈的疾病，爸爸妈妈会是多么得悲痛欲绝、寸肠欲断，想着想着我被自己感动得流下了泪水，然后在唏嘘中渐渐睡去。
在这样平淡清浅的幸福中，命运的转折来得让人那么猝不及防。
有一天，老师生病，我们提前放学，我又忘了带钥匙，就去医院找爸爸。
院长办公室门没锁。
我走进来，他不在，衣服在椅子背上搭着，看来是没走远。坐在沙发上等着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书桌没有锁，钥匙还插在上面，不由心头一阵暗喜。
爸爸不让我动他的抽屉，但我总是偷偷地翻，每次都能从里面翻出几个漂亮的小夹子，或是一盒新圆珠笔芯，爸爸注意不到，但拿到学校分给同学们，他们总是很高兴。
拉开抽屉，我看到一件新的红毛衣，旁边还有一封信，一看地址就知道是上海的姑姑写来的，我打开信读了起来。在很多想念的话之后，她说：天渐渐冷了，给未未买了一件毛衣寄去，这么多年没见，不知她长高了没有…….
我迫不及待地把毛衣在身上比量着。
兔毛的毛衣摸起来软软的，滑滑的，领口、袖口都有闪亮的流苏，胸口还有一朵精致的胸花，我没见过学校有人穿这样的毛衣，我肯定是头一个，可惜有点大了，但这也没关系……
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爸爸的脚步声，我忙把毛衣原样收好。
一直到拿到钥匙回到家，我的心还沉浸在对姑姑的感激和要穿新衣服的喜悦中。
我以为爸爸回家时一定会把毛衣带回来，但是没有。
他肯定是忘了，我安慰自己。
但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
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了。
到吃晚饭时，我说：“我想再买一件毛衣。”
“还要什么毛衣？你不是有好几件吗？”妈妈说。
“那几件都不好看了。我看同学有的穿一种兔毛毛衣，红色的，前面还带一朵胸花，可好看了！”我借势说。
“你那几件毛衣都是去年刚买的，怎么就不好看了！”
接着，妈妈就开始唠叨我长得快，刚买的衣服眨眼就不能穿了，下面也没有谁能捡，就这还老要买新衣服，有个穿着不就行了。
奇怪的是爸爸始终一声不吭。
第二天，我找了个机会又溜到医院去找爸爸，想再看看我的毛衣。
在楼道里，迎面碰上了马琴。
她是儿科的医生，刚从医专毕业分过来。我经常听妈妈和别的女大夫议论起她，说她能笑，笑声尖利刺耳，全楼都能听到，而且发音和节奏都严格对照书上的：“哈哈哈，哈哈哈，.…..”就因为不知道是谁说过一句她长得象翁美玲，这以后她笑起来就使劲咧着嘴，好让别人都看到她那一对虎牙。她还特别能招引男大夫，他们叫她马头琴，还说要学一学弹这个琴，她也不气不恼，顶多挥舞着小拳头在他们身上一顿轻捶，捶得那些男大夫都乐得合不拢嘴。
“缺心眼儿！”
“她才不缺心眼儿呢，她那是卖浪！”
议论到最后，她们总会这么说。
我也不太喜欢她，但我不喜欢她的原因是她不象医院别的大夫那样喜欢我，经常对我不理不睬，所以我对她也装做视而不见。
但今天当她迎面向我走来时，却不由得我不盯着她看，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毛衣。
她把红毛衣的领子翻在白大褂的外面，非常醒目。她的白大褂似乎比别人的要小一些，一朵精致的胸花仿佛不堪重压从白大褂的领口挤了出来，高高地挂在圆滚滚的胸脯上，使我准确无误地看出那毛衣和姑姑给我买的那件一模一样。
她似乎并没有看见我，和我擦肩而过的一刹那，还猛地一甩披肩发，发梢差点打在我的脸上，带过来一阵香味儿，等她走远了，这香味儿又变成了一股淡淡的膻味儿，象羊奶。
我有点懊恼，我的毛衣还没穿呢，就有人已经抢先出了风头。更令人懊恼的是，她穿着明显比我合适，我穿上光袖子就长了一大截，这样我再穿时，肯定就不会有人说好看了。
我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爸爸。我快步向他办公室走去，我要直接开口向他要我的毛衣。
然而办公室没有人，旁边科室的人告诉我他出去了。刚走。
晚饭已经快凉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妈妈说：“咱们先吃吧，不等他了。”
爸爸经常被人临时叫去看各种疑难杂症，我和妈妈早已对他的晚归习以为常。但这一次，直到第二天早晨他还没有回来。
接下来这一天，医院里也没有他，很多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文件到办公室找他，都失望而归。
和他同时失踪的还有马琴，那个自以为长得象翁美玲的儿科医生。
第三天，还是没有人影。
人们当然也去马琴家了解情况了。第一次去，她的父母听说一夜未归的女儿也没有去单位上班，无异于五雷轰顶，她的妈妈甚至当场哭了起来。第二次去时，他们还是做出担心的样子，但这对善良的老人并不擅长演戏，有人观察到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担心了，有的只是难言的苦闷与落寞。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地议论，但没有人傻到去报警。整个医院洋溢着一种诡异的气氛：人人都是兴奋的，人人都觉得不该有这种兴奋，但在彼此的试探中他们发现了彼此的兴奋，并证实了自己的兴奋，于是在医院日常的忙碌的表象下汇集成了一股股兴奋的暗流，但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人们又小心地控制着不让它奔涌而出。
当然没有人与我交流这些调查与分析。
我认为爸爸只是临时有事出趟门没来得及和家里打招呼，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到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惊，那时候我就可以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 我只是遗憾要晚些天才能穿上我的新毛衣了。
我还想象着爸爸回来时的情景，他会耐心地向我和妈妈解释为什么一直没和家里联系，他还会象以前每次出差回来时一样抱住我，问我想爸爸没？
我当然会说想了。
哪儿想？鼻子想，眼睛想还是嘴巴想？
小时侯我暗自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设问，预设的答案里没有一个会想的，但我知道我告诉他哪儿想，他便会用胡子茬扎哪儿。 我不想让他扎我，于是便告诉他：牙想。
哪颗牙想？
我便随手一指：这颗。
结果爸爸就做满屋找小锤状，声称要敲掉那一颗想他的牙齿，下次出差时揣在兜里，我就不会想他了。
这已经成了爸爸每次出差回来时我们之间的一个固定节目，他的乐此不疲让我每次都装着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硬着头皮陪他玩儿。
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只是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妈妈失魂落魄的样子。她现在不去医院上班，整天整天地呆在家里守着电话，我弄出的任何一点动静都能使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去按电话，相反，我跟她说话她却象是听不见。她似乎忘了给我做饭，我给她做了饭端过去，到晚上回来饭还放在那儿。而我也乐得在外面小吃店乱吃，馄饨、凉皮、肉夹馍，顿顿都有新花样。回到家，妈妈也不问我吃饭没有。
那是爸爸离家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对坐在窗台边发呆的妈妈说：“我去上学了，早饭我在外面吃了，你也弄点东西吃吧。”看她没有反应，便转身要走。妈妈一把拉住了我，她看着我的眼睛，清晰而缓慢地说：“我想应该让你知道，你爸他不会回来了。”
她的样子让我有点害怕，但还在故做镇静：“你怎么知道？”
“他昨天打过电话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了？”我还不死心。
“他说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叫马琴的浪女人。”
妈妈顿了一下，似乎在等着看我的反应，看我好象没有什么反应，她就接着说下去。
“他说咱们的生活太‘对’了，他厌倦了这种太‘对’的生活。‘对’有什么不好，有多少人羡慕咱家呀！他要不喜欢‘对’，他可以跟我说呀，我不让它‘对’，我让它‘错’还不行，‘错’谁还不会呀……”
妈妈越说越象是自言自语，最后竟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
我咧了几下嘴也开始哇哇大哭起来。
小时侯被爸爸妈妈带到剧院看话剧，台上是红男绿女一惊一乍夸张的表演，我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争吵、愤怒，但当我看到黑暗中所有的观众都在哭泣、流泪时，我也开始大哭。
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种可怕因为超乎我的理解之上而被无限地夸大。
我是被吓哭的。
现在也一样。
这突如袭来的转折因为太重大，所以象一个蹩脚的哗众取宠的剧本无法使我真正进入剧情,我不知道如此重大的转折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用大大的哭声掩饰着我对未知的灾难的恐惧。
我的脑子象倒带一样快速搜索着我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是在我拐弯抹角要毛衣的那顿晚饭上，妈妈唠叨我长得太快，可是爸爸一声不吭。他那时就已经决定要走了吗？他有没有因此在我撅着嘴抱怨时多看我们两眼？
妈妈没有说那个女人是谁，但我想我知道。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我惹的祸。我无意中看到了那件毛衣，可爸爸并不知道，他把它按原计划送给了那个女人，在那顿晚饭上，他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毛衣，可当他试图向那个女人要回时，她不给他，不仅如此，她还要把它以最醒目的方式穿出来。她要的就是这个。
在我没有带钥匙，闯入没锁的院长办公室的那个下午，我并不知道自己正象一个冒失的趁导演转身而没按出场次序闯入镜头的演员，导致的后果是整场戏的穿帮。绿色植物、获奖证书、写有“妙手回春”字样的镜匾都是这出戏里廉价但精心搭设的道具，共同强化着一个幸福家庭的概念。在男主角拂袖而去之后，它们就和女主角面面相觑地落寞着。
我害怕它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要向它们隐瞒真相，我要对此守口如瓶，可我分明已经看到它们正饱蘸着黑色的毒汁向我扑来。
我睡得迷迷糊糊时听到妈妈和楼下职高校长的老婆在小声说话。
“你估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职高校长老婆的声音。
“那个浪女人去年才分过来，顶多也就一年吧！”妈妈啜泣的声音。
“那你估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关系的？”
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我希望听到妈妈否认，可她只是哭着说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叫发生关系。
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柳青神情严肃地说有点事她认为有必要让我知道。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男女、怀孕是怎么回事。
在此之前妈妈总是讳莫如深地笑着告诉我小孩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或从树上掉下来的。
我当然不会相信，我怎么就没见过小孩从树上掉下来？她每次自相矛盾的回答似乎也不打算让我相信。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无从搞清楚。
有一次大人都在等着看很晚才开始的《雷雨》，说是这一集小孩儿就要生了。
就因为这句话，无论他们怎么哄我，我也不去睡觉，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就是想看看小孩儿是怎么生出来的。
苦撑苦等到后来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帘子里一声啼哭，小孩儿就抱出来了。
柳青讲述的口气极其庄重，生怕我因此看不起她。
但她的话还是让我极其震惊，我甚至认为她是以讹传讹、危言耸听，故意把能想到的最羞于启齿的地方往一块儿说。
那该是多么丑陋的一幅画面呀！谁没事儿非要那样呀！那还不难受死了！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在家里堆满书架的医学书籍里翻到一本彩绘的人体解剖图，虽然那些解说言辞闪烁、语焉不详，但结合柳青讲的，我隐隐又绝望地意识到她说的大概是对的。
那些手绘的器官奇丑无比，触目惊心，以至于我每隔一段时间都怀疑原来看到的不是真的，于是就乘爸妈不在又翻出来看看。
有一次看完之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从哪本书后面拿出来的，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把所有的书都给搬下来重新排了个队。
这之后，我常常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婚礼上的新娘，把鄙夷的目光投向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走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常常让我不寒而栗。
很难相信哪怕是看上去最木讷老实的一个人都是一次那样的结果，他们让我吃惊地发现那么丑恶的事竟然离我这样近，与我的生活这样息息相关。
他们坦然地说笑、买菜，似乎一点不为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感到羞耻。
如果结婚就要那样，我情愿不结婚。
我是想和班上最帅的男生在一起，但那也只是在湖边散散步，也许还会拉拉手，想到接吻已经要晕过去了。
回家我就冷眼观察爸爸妈妈，他们竟然都做过那样的事了，还能这样若无其事。
而爸爸竟然和那个马琴也做过了！
那个红毛衣紧裹着的散发着羊奶膻味儿的身体……
爸爸一直带着那股气味儿从容地生活在我和妈妈的旁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在他用胡子扎我的时候，我怎么就没闻出来异样呢？
我趴在被窝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妈妈。边哭边狠狠地擦被爸爸亲过的脸，脸被擦得生疼，我也越哭越伤心，索性哇哇大哭起来。
我睡梦中突然的大哭使那两个女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私奔，和常在厕所的墙壁上看到的性交、骚x、姘妇这些词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散发着浓烈的动物皮毛里的肾上腺气味，我无法把它和我的穿着洁白的衬衣、口腔里总留有一股留兰香气的爸爸联系在一起。但周围的议论似乎达成了某种一致，一定要共同强化我接受这个结合。
强化的结果是我怕听到这个词。
但似乎越不愿听到的词，耳朵就越是敏于捕捉，常常是我先听到这个词，然后才注意到周围有人在说话。他们还会假意上前，扯东扯西，最后总是无意地问：“你爸爸在家吗？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妈妈似乎早就料到会有人这样问我，她教我的答案是：我爸爸死了。可每次即将出口时，我都仿佛看到爸爸正带着温暖的微笑看着我，我为自己就要诅咒他感到罪恶，慌乱中回答到一半我的答案就变成：我不知道。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的不知所措，继续追问：“那你想他吗？”
是的，我想他吗？
我似乎一直在回避去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离得很近了，我会突然窘迫地掉头。
我为自己情不自禁地想他感到羞耻。
半年后的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嗫嚅了半天，才说清楚了来意，原来他们是来拆电话的。他们说主要是因为新的院长提拔上来了，级别够了，当然就要装电话，而院里总共有几部电话是有明确的指标限制的…….妈妈没有等他们说完,就平静地指了指墙角的电话:拆吧。
在我们这个大型国营企业里，只有副科级以上家里才有资格装电话，电话费自然也是公家付，所以有电话无言中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放学时，同学间互说“给我打电话”时声音也是格外得大。常常，妈妈和楼下的职高校长太太在电话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她们抱着话筒在各自家里看同一个频道同一个电视剧，不时地在电话上交流几句对剧中人物的看法，看到好玩处一起哈哈大笑。
在那两个人走后，妈妈开始收拾屋子里和爸爸有关的一切东西。从影集里的照片到柜子里的衣服。
她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
她的平静让我心惊肉跳，大气不敢出。
散落了一地的照片上，爸爸以各种姿势笑着。其中有一张是爸爸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照的。我大概两三岁，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我模糊地记得那次是他要带我到照相馆照相，让我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好了他再上车，结果是我乖乖地坐着，手牢牢地抓着车座前的铁杆，他在上车时却把我忘了，习惯性地从后面抬脚上车，一脚把我给掀下去了。
我开始理直气壮地哇哇大哭。
因为我认为我是乖的，忽略了我是他的错。
他当时是那样得惊慌失措，连连向我赔不是，还打自己的脸，说爸爸是个混蛋，又给我买来了糖葫芦，到最后我都不好意思再哭下去了。
这样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现在我突然又找到了那种委屈的感觉，他害怕私情败露仓皇而逃，没有带上我任何一颗想他的牙齿。
但这次我没有哭。
哭是对身边那个人的反应十拿九稳时的一种示威，当你想向他示威的那个人根本听不到时，就连哭也懒得哭了。
妈妈把堆了一地的东西打包装好，然后她直起身来对我说：你以后跟我姓，姓辛。
当十四岁的我在作业本上写下“辛未未”三个字时，我发现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是那么得上口，好象它们本来就是一套，而以前那个姓只是一场误会，一段弯路。我意识到从此那个我叫爸爸的男人是真的走出我的生活了，就连他给我修过的文具盒也赶在前两天又坏了，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这一段感情的折戟沉沙，死无对证。
献给70年代的同学们（三）
文章来源: 光合树 于 2002-3-19 7:46:00:
同桌拿着课本使劲扇：“热死了，真是夏天了。”她是个小胖墩儿，动一动就是浑身大汗淋漓。何况现在都是五月末了，她还严严实实地穿着衬衣，领口、袖口都扣得严严的。她一热身上就散发一股狐臭味，熏得我透不过气来。
“热你还穿那么多！”我没好气地说。
“那我也不能穿裙子呀！”
“要是我那么热我就穿！”
“哎，要不商量商量，”她压低声音说，“六一咱俩一起穿裙子吧！”
早晨给我梳头时，妈妈对我说：“把头发剪了吧！”
我说：“好吧。”
很难相信，到现在为止，都是妈妈给我梳头。把那么多头发按照自己的意思归拢起来，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的头发从小学起就没剪过，现在已经过腰长了。妈妈每天早晨给我梳头的时候都要唠叨我自己学不会梳头，还不肯剪掉，费事不说，还耽误早晨上学。她唠叨我也不吭声，如果碰到我的头发缠在一起梳不开，她就拿梳子使劲勒，我也忍着疼不叫唤。
长长的头发是我海军裙梦中的一部分。
但这次我之所以痛快地答应剪掉是因为暑假过后我就要上初三了，也就是我就要参加中考了。妈妈已经为此咬牙切齿，做好了冲锋陷阵的一切准备，我似乎惟有答应把头发剪掉才足以表明我愿意积极地投身到这场战争中去。我答应的另一个原因是，妈妈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话了。
她现在是一个敏感而多疑的女人。
如果一个有几次在她这儿看病的人到了内科找的是别的大夫，她就会找个机会就对那个大夫连讽刺带挖苦。
尤其是她加倍地工作，到年底却没有评上先进的时候，她更是认定所有的人都在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她开始前所未有地关心我的学习，每次测验的成绩一分上下都会引起她情绪的极大波动。有一次，我的物理考了60多分，她一反常态没有歇斯底里地哭诉我不体谅她，而是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再有一次，我就死给你看。”她的眼神让我害怕，可物理同样让我害怕，那个阿基米德泡个澡儿就发明的定律到我这儿却是死活想不通。
考好了也不轻松，她会逢人就说：“这孩子我老说她，你就不能加把劲儿考个一百分回来？这不又考了个九十来分…….”
她唯一的快乐就是悄悄地推开我房间的门，看到我趴在那儿学习。
她深情的目光让我感觉锋芒在背。
于是我总是装做无意地把门从里面插上，直到有一天我一回头，正看到她趴在客厅高高的窗户上，五官扁平地贴在玻璃上，看上去象一个挂在墙上的人头标本。接着，客厅传来轰然倒地的声音。
我绝望地捂住了耳朵。
“你想剪什么样的？我给你剪。”
妈妈今天的心情仿佛特别好。可我还是坚持要去理发店。
上次路过理发店时，门口摆着的模特照片里有一张一下子吸引住了我，长短和妹妹头差不多，但刘海儿却不是那样傻傻齐齐的，而是顺着两边的头发自然地垂下来半遮住脸，显得特别有韵味。
“这个头能做吗？”我问店老板。
“能，能，前面烫一下就好。”，店老板满口答应着。“这边坐吧。”
我犹豫了一下。
学校是不让烫发的。
管它呢，反正也看不出来。
屋子里弥漫起廉价而刺鼻的烫发水儿味儿，但在我闻起来，却是一种新奇而让人充满期待的味道。
不一会儿，头发做好了。我往镜子里一看，差点儿哭了。
两边就是齐齐的妹妹头，但烫过的刘海儿就象一个废弃的马蜂窝，斜歪在一边。
“你给我烫的这是什么呀！”我叫起来。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老板也急了，一把拿过门口那张照片。
“你看看，这不是一样的吗？”
照片上的女模特优雅而高深莫测地笑着，仿佛在笑我这个小地方女孩儿的东施效颦。
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下来了。
我拿起一把剪刀自己剪了起来。首先把刘海儿里所有烫出来的勾儿勾儿剪掉，但这样一来，和两边的头发一比，刘海儿就显得傻短傻短的，我索性又几剪刀下去，把两边的头发也剪到了耳朵以上。
如果是在电影中，这时就要有叮咚叮咚的音乐渐起了。
在镜中我看到了一个发型奇异，面庞清瘦的女孩儿,而似乎所有细微而妙不可言的变化都始于这一天，这一刻。
我破涕为笑。擦了一把眼泪，扔下一张钞票，走出了小店。
今天是六一节。
套用所有写在这一天的命题作文里的话，这是一个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日子。
幸亏老天照顾，在我记忆里还没有哪一年的这一天是阴云密布的，否则作文都没法写了。
不同还是有的，那就是第一次我不用在大太阳下面开那个庆祝大会了。
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身边不时走过被抹成大花脸穿着红衣绿裤拿着镶着粉红荷叶边的大扇子或扛着腰鼓的兴奋的小孩儿，主席台那边传来广播的嗡嗡声，还有人不停地在那里试音：喂，喂喂…….
这一切终于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明媚。
我刚理过的头发参差不齐，能看出每一剪刀下去的痕迹，用妈妈的话说是象“狗啃的一样”，但走在这样的阳光下，我却分明闻到了一股刚修剪过的草地里流动的绿色液体的气息。身上穿的连衣裙也是我精心选择过的：浅咖啡色麻质面料，上半身有点象短袖翻领T恤，裙摆刚刚及膝，中间系一条宽宽的腰带。
走路时我已经能感觉到胸脯轻轻的抖动，麻质的裙子对乳头的摩挲让它变得硬硬的，进而一种极不自在的感觉传遍全身。
也许我也需要一个胸罩了。
我心头不由掠过一阵惊喜：这可不是我一定要要的，我只是确实需要它了。
身边走过的小孩在偷偷看我。我有点紧张，他们是觉得我的裙子好看还是觉得这人真浪，这么早就穿裙子？但没关系，至少我同桌今天也穿。
远远地我看到了H2O，我慌乱地低下头去。我不知道他又能说出来什么话。
他爸爸也在医院上班，所以他是班里唯一一个知道我家里事情的同学。
“你爸在家吗？”每次他都能找到周围人不多的机会问我，又白又胖的脸上挂着揶揄的笑，一双小眼睛从深度近视镜后面毫不掩饰的窥视着我的反应。
我总有一种一拳打在他眼镜上的冲动，我想看到他捂着鲜血淋漓的脸哇哇大叫的样子。但是我不敢，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个私奔的爸爸。相反，我还要对他没有把这件事散布出去表示感谢。
他尖细的声音，粉白的皮肤和丰富的表情手势都让我觉得他更应该是个女的。所以在化学老师讲到水是一种典型的非酸非碱非阴非阳的典型的中性物质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他。
H2O，我在心里恶毒地这样叫他。
此刻，他正远远地向我走来。
他显然已经看到了我，往我这边走时他绷着笑的脸让我的心砰砰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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