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不必将大字报视为洪水猛兽，坦然对待这种已经逝去的“文化想象”是正确反思文革的态度之一。
将大字报和互联网摆到一起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一些网友经常将不喜欢的某篇文章指责为“大字报”，在他们看来，大字报似乎是一种十恶不赦可以任意泼脏水的玩艺儿。其实，大字报远不是这这么回事，它被彻底妖魔化是人们正确认识文革的误区之一。
首先，要了解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大字报不过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大陆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它一般用毛笔或其他书写方式，将要表达的内容用大字展示在各种颜色纸张上，张贴于墙壁，专设的壁报区以及一切可以面向大众的位置上。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吹响了文革的进军号，从此大字报风靡一时，成为文革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中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登上了社会舞台。与此同时流行的大字标语则是大字报的一种特例，它以口号式的语言，更加粗壮的字体，将人们所要表达的意图醒目地公示于众。如果形容大字报是“机关枪”的话，大字标语就是“小钢炮”了。大字报虽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为了表达，而是一种政治工具，它与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相关联，是当时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当时的中国大陆，人们对社会的关心程度很大，对公共事物的发展极其方向表现出极高的兴趣，他们需要一种方式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思想，议论时政，大陆的执政者也需要一种媒介向大众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除了报纸，广播喇叭和收音机外，大字报就成了政府和民众都可以接受和利用的最廉价载体。这就是大字报在那个历史时期大兴其道的历史背景。
大字报是非功过
那个时期的中国大陆民众，似乎模仿了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人，将 “话语”视为政治生活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将所有的重大事宜都提交给大字报和公开的辩论，激烈的论战的场面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无所不在。家庭内部，夫妻之间因为某种政治观点不一致也可能发生互不相让的争辩，闹的兄弟失和，夫妻反目。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点都不过份。
大字报以特殊时代具有的特殊风格风靡于当时的社会，对社会的政治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革中的大字报曾让许多人如获至宝如鱼得水，更让许多人痛心疾首苦不堪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字报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它是中性的，无论谁都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
造反组织可以用它来淋漓尽致地揭发和批判所谓的“走资派”，“保皇派”，数落他们的种种罪行和不是，“走资派”也可以用它来检讨自己的所谓错误，过失或申诉其发生的缘由，任何读者都可以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评判甚至进行激烈的争论。为了渲染气氛争取驳倒对方，大字报的语言往往充满讽刺挖苦，尖刻和不讲情面，有时对方的生活隐私或生理缺陷也被故意夸大，被恶意渲染的无以复加。其中最典型的大字报比如揭露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所谓罪行的系列大字报《刘修外传》，曾经以各种方式传抄全国，影响甚广。如果按如今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这是非常侵犯人权和不可以接受的。
对文革中上台执政的各地官员而言，大字报是他们借以宣传施政方针，号召民众的媒介之一，同时也是让他们望而生畏须时时提防的武器。因为他们任何不轨的言行，任何偏离“革命路线”的举动，甚至他们家属亲友无意的表现的都可能引来无休止的抨击，有时这种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比如文革中依靠造反上台的山东省委第一把手王效禹，自登台至倒台，其个人和妻子的言行始终受到反对派铺天盖地般大字报的覆盖。
如今许多专家学者提到文革中大字报都心有余悸，因为当年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大字报猛烈的轰击，一些人因受不了其中激烈的言辞和对人格的侮辱而痛不欲生。对大众而言，大字报是使他们挤身于政治舞台的一种利器，人人都可以借此在公众领域发表自己的见解。应当说那是中国历史上言论最为自由的“黄金时代”，人们尽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观论畅所欲言。当然，任何社会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当时的“顾及”是不能偏离“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一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因善于大字报而步入公众视线，成为日后的政治明星，如当年清华的聂元锌。也有的因大字报而身陷牢狱之灾，如写《血统论》而遭难的遇罗克，因“西单民主墙”而入狱的魏京生等。
大字报依然存在
大字报是中国大陆社会环境已经相对自由，法制却很不健全时期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无情地刺痛了对方的同时也深深地砍伤了自己。尽管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后，将包括大字报在内的“四大自由” 宣布为非法，但大字报做为一种舆论工具和语言载体，一直没有撤底地退出了中国社会舞台。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言论渠道尚不畅顺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依然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有时还会喧嚣一时。比如1983年的学潮，1989年的“六四“，以及近些年来民工讨薪，失地苦主告状，知情人揭露贪官等等，人们还会选用这种原始简陋的方式进行抗争。大字报在中国大陆迟迟不去的现象说明，中国在民主自由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时代变迁，互联网登台
集大陆人爱恨于一身的“大字报”正在被“互联网”所代替。网上的虚拟空间，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领域”，这是当年的德国社会学家哈伯马斯（Jurgen Harbermas）难以预料到的。事实上，许多人曾担心互联网会象电视媒介游戏机一样，成为不关心社会，精神涣散，无法集中的年轻一代逃避现实世界的“象牙塔”。可是事实证明，互联网的互动本质，却让它成为帮助大众，建立相互了解和联系，以及重建社区精神的利器。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为网络应用最为广泛的国度，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大陆也有几亿人在上网。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讨论政府施政，监督商家经营，影响传媒运作和动员民众的重要公共领域，也成为政府不敢忽视的一种“政治媒介”。比如大陆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南丹煤矿透水案”，以及“济宁下跪市长”等，都是首先在互联网上被揭露，进而受到政府关注并采取行动的。
移居海外的华人，工作学习十分紧张，缺乏人际交往时间，更是喜欢通过互联网关心外面的世界。 比如“Rolia.net”，这家最初由个人和网络发烧友自费建立的网站，吸引了大批新移民和留学生。它不仅以贴近生活的新颖内容，生动自由的讨论方式，成为大家议论海内外时政，移民生活，兴趣爱好的平台，还组织专题讨论会，募捐，游行，郊旅，文艺演出等社会活动，成为连接新移民和留学生的纽带，发挥了政府力所不能及的社会作用。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许多人塑造个性，表达自我，确立自信，以及与外界联系，涉足公共领域的最有效途径。在网上无拘无束地以诗歌，散文甚至日记的方式，坦然地与众网友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对社会时政的见解，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在互联网上张贴文章和讨论问题时尽管采用虚匿的假名，其内容和形式都要符合网站的规定和管理，使之位于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之内，不能侵犯他人或社会利益。因此，与当年的大字报形式截然不同，互联网不可能成为恶意攻击，诬陷甚至威胁他人的场所。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发生，因为既然存在讨论，就会七嘴八舌，产生不同意见。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也许是某篇文章的不妥言论或网友的偏激讨论，都有可能引起某些人或机构的不悦，进而引起法律上的争端。比如《大中报》对“加国无忧”，咸氏集团对Rolia的诉讼威胁等等，相信只要有互联网存在，这类争端就不会休止。
坦然对待大字报
总之，从大字报到互联网，历史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它们承载语言的方式不同，政治目的不同，但就交流传播人类思想，参与公共事物，影响社会进程的作用而言，它们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却具有类似的功能。人们在诅咒大字报的时候，不能忘记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更不要忽略了它曾经有过的积极意义。就象对待互联网一样，平心静气地对待这种渐渐逝去的“文化现象”，给它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留下一个恰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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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字报和互联网摆到一起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一些网友经常将不喜欢的某篇文章指责为“大字报”，在他们看来，大字报似乎是一种十恶不赦可以任意泼脏水的玩艺儿。其实，大字报远不是这这么回事，它被彻底妖魔化是人们正确认识文革的误区之一。
首先，要了解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大字报不过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大陆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它一般用毛笔或其他书写方式，将要表达的内容用大字展示在各种颜色纸张上，张贴于墙壁，专设的壁报区以及一切可以面向大众的位置上。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吹响了文革的进军号，从此大字报风靡一时，成为文革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中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登上了社会舞台。与此同时流行的大字标语则是大字报的一种特例，它以口号式的语言，更加粗壮的字体，将人们所要表达的意图醒目地公示于众。如果形容大字报是“机关枪”的话，大字标语就是“小钢炮”了。大字报虽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为了表达，而是一种政治工具，它与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相关联，是当时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当时的中国大陆，人们对社会的关心程度很大，对公共事物的发展极其方向表现出极高的兴趣，他们需要一种方式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思想，议论时政，大陆的执政者也需要一种媒介向大众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除了报纸，广播喇叭和收音机外，大字报就成了政府和民众都可以接受和利用的最廉价载体。这就是大字报在那个历史时期大兴其道的历史背景。
大字报是非功过
那个时期的中国大陆民众，似乎模仿了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人，将 “话语”视为政治生活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将所有的重大事宜都提交给大字报和公开的辩论，激烈的论战的场面在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无所不在。家庭内部，夫妻之间因为某种政治观点不一致也可能发生互不相让的争辩，闹的兄弟失和，夫妻反目。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点都不过份。
大字报以特殊时代具有的特殊风格风靡于当时的社会，对社会的政治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革中的大字报曾让许多人如获至宝如鱼得水，更让许多人痛心疾首苦不堪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字报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它是中性的，无论谁都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
造反组织可以用它来淋漓尽致地揭发和批判所谓的“走资派”，“保皇派”，数落他们的种种罪行和不是，“走资派”也可以用它来检讨自己的所谓错误，过失或申诉其发生的缘由，任何读者都可以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评判甚至进行激烈的争论。为了渲染气氛争取驳倒对方，大字报的语言往往充满讽刺挖苦，尖刻和不讲情面，有时对方的生活隐私或生理缺陷也被故意夸大，被恶意渲染的无以复加。其中最典型的大字报比如揭露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所谓罪行的系列大字报《刘修外传》，曾经以各种方式传抄全国，影响甚广。如果按如今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这是非常侵犯人权和不可以接受的。
对文革中上台执政的各地官员而言，大字报是他们借以宣传施政方针，号召民众的媒介之一，同时也是让他们望而生畏须时时提防的武器。因为他们任何不轨的言行，任何偏离“革命路线”的举动，甚至他们家属亲友无意的表现的都可能引来无休止的抨击，有时这种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比如文革中依靠造反上台的山东省委第一把手王效禹，自登台至倒台，其个人和妻子的言行始终受到反对派铺天盖地般大字报的覆盖。
如今许多专家学者提到文革中大字报都心有余悸，因为当年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大字报猛烈的轰击，一些人因受不了其中激烈的言辞和对人格的侮辱而痛不欲生。对大众而言，大字报是使他们挤身于政治舞台的一种利器，人人都可以借此在公众领域发表自己的见解。应当说那是中国历史上言论最为自由的“黄金时代”，人们尽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观论畅所欲言。当然，任何社会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当时的“顾及”是不能偏离“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一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因善于大字报而步入公众视线，成为日后的政治明星，如当年清华的聂元锌。也有的因大字报而身陷牢狱之灾，如写《血统论》而遭难的遇罗克，因“西单民主墙”而入狱的魏京生等。
大字报依然存在
大字报是中国大陆社会环境已经相对自由，法制却很不健全时期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无情地刺痛了对方的同时也深深地砍伤了自己。尽管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后，将包括大字报在内的“四大自由” 宣布为非法，但大字报做为一种舆论工具和语言载体，一直没有撤底地退出了中国社会舞台。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言论渠道尚不畅顺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依然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有时还会喧嚣一时。比如1983年的学潮，1989年的“六四“，以及近些年来民工讨薪，失地苦主告状，知情人揭露贪官等等，人们还会选用这种原始简陋的方式进行抗争。大字报在中国大陆迟迟不去的现象说明，中国在民主自由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时代变迁，互联网登台
集大陆人爱恨于一身的“大字报”正在被“互联网”所代替。网上的虚拟空间，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领域”，这是当年的德国社会学家哈伯马斯（Jurgen Harbermas）难以预料到的。事实上，许多人曾担心互联网会象电视媒介游戏机一样，成为不关心社会，精神涣散，无法集中的年轻一代逃避现实世界的“象牙塔”。可是事实证明，互联网的互动本质，却让它成为帮助大众，建立相互了解和联系，以及重建社区精神的利器。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为网络应用最为广泛的国度，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大陆也有几亿人在上网。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讨论政府施政，监督商家经营，影响传媒运作和动员民众的重要公共领域，也成为政府不敢忽视的一种“政治媒介”。比如大陆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南丹煤矿透水案”，以及“济宁下跪市长”等，都是首先在互联网上被揭露，进而受到政府关注并采取行动的。
移居海外的华人，工作学习十分紧张，缺乏人际交往时间，更是喜欢通过互联网关心外面的世界。 比如“Rolia.net”，这家最初由个人和网络发烧友自费建立的网站，吸引了大批新移民和留学生。它不仅以贴近生活的新颖内容，生动自由的讨论方式，成为大家议论海内外时政，移民生活，兴趣爱好的平台，还组织专题讨论会，募捐，游行，郊旅，文艺演出等社会活动，成为连接新移民和留学生的纽带，发挥了政府力所不能及的社会作用。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许多人塑造个性，表达自我，确立自信，以及与外界联系，涉足公共领域的最有效途径。在网上无拘无束地以诗歌，散文甚至日记的方式，坦然地与众网友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对社会时政的见解，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在互联网上张贴文章和讨论问题时尽管采用虚匿的假名，其内容和形式都要符合网站的规定和管理，使之位于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之内，不能侵犯他人或社会利益。因此，与当年的大字报形式截然不同，互联网不可能成为恶意攻击，诬陷甚至威胁他人的场所。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发生，因为既然存在讨论，就会七嘴八舌，产生不同意见。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也许是某篇文章的不妥言论或网友的偏激讨论，都有可能引起某些人或机构的不悦，进而引起法律上的争端。比如《大中报》对“加国无忧”，咸氏集团对Rolia的诉讼威胁等等，相信只要有互联网存在，这类争端就不会休止。
坦然对待大字报
总之，从大字报到互联网，历史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它们承载语言的方式不同，政治目的不同，但就交流传播人类思想，参与公共事物，影响社会进程的作用而言，它们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却具有类似的功能。人们在诅咒大字报的时候，不能忘记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更不要忽略了它曾经有过的积极意义。就象对待互联网一样，平心静气地对待这种渐渐逝去的“文化现象”，给它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留下一个恰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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