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交响音乐在中国：回顾与现状
·李德伦·
目前，国内有从事西洋歌剧演出的“中央歌剧院”，另有演出中国歌剧的“中
国歌剧舞剧院”。后者演出过歌剧《白毛女》、舞剧《宝莲灯》、《雷锋塔》等。
芭蕾舞的演出则归为“中央芭蕾舞团”。现在，国内正热闹着准备改组，有人主张
将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合并，成为“国家歌剧舞剧院”（不叫“中央”了，“中央”
这词在国内很大，在外国就不值钱了）。现在国内对改组的问题有很多争议，改组
就意味着精简人员，麻烦很大。
在管理方面，苏联、捷克、东德的管理方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没什么两样。
中国不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搞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如今，管理方法需要用艺
术标准进行改革。
现在大家都比较趋向一致的是，要经过考核，要建立合同，根据每人能力定立
级别，水平不行的就不要。中央乐团有五百人，其实两百人就足够了。这样问题就
出来了：水平不行的到哪儿去啊？那三百人也不能赶到街上去。究竟谁是好的？谁
来划这条线？谁敢？划得准确不准确？这都是问题。
“四人帮”刚粉碎之后，中国交响乐搞得相当好。在一九八○年，我们一年干
了二十年的活。中央乐团从建团二十年后，演出了二十套节目。而八○年一年搞了
二十六套。前二十年中好多外国作品不能演，这二十六套节目中全世界不管什么流
派的，现代派的、高难度的都演了。我们演出了最现代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十
二音体系的作品。早年演出一场观众只有一半人。演出都是送票。后来我说：不行
，就卖票！送票的人他不好好听，坐在那里说话。花钱买票了以后他就好好听了，
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买的票……。果然，后来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我就感觉到我在演
出时，观众和我同样，在后面认真听，进入了情绪，连他们的呼吸、叹息都和我在
一起！这种情绪反馈到台上以后，我也得到一种感染，我也就来劲儿了！我一来劲
儿，乐队也就来劲儿了，下边就更来劲儿了！
有这种情绪上的相互感染，那才叫演出！正因为这样，“发烧友”代替不了演
出。
听唱片过程中，互相没有交流，真正的演出是唱片、录音永远代替不了的，因
为台上、台下有呼应。不仅是音乐，话剧也是这样。老舍的《茶馆》，我每次在剧
场里看非常感动，但在电视里看同一场的录像就不行。电影也有这问题，虽然拍得
更仔细，表情和台词都对，但如果演员的情绪不是一口气下来，就不能令人感动。
现场中虽有念错词等毛病，但它是实际的感觉。我买唱片、录音带一般都买 ｌｉ
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现场虽有杂音，有咳嗽，但不要紧，那也比剪来接
去的强。剪接的音乐没毛病，完整。但它的音乐是死的，不是活的。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是上去了，但是当时物价也上去了，而我们薪金没有上
去。中国的交响音乐面临新的问题，当时出现的新鲜事务：盒式带。中国也由此加
入了“音响世界”。中国当时没有轻音乐队，也没有摇滚乐队，录音多是交响乐队
队员。录音一场是好几十块钱，而交响乐队演出的一个月最高只有八、九十块。我
们的人不出国的，就在国内录音，不去录音而只拿国家钱的就吃不饱。我曾经是全
团薪金最高的，后来大家都去录音，我成了全团最低的。搞轻音乐、摇滚乐，给歌
星伴奏，可以收入很高，每月一般有几千或上万的收入。搞交响乐，往那儿一坐，
贼难啊！吭哧吭哧地练，指挥“挺横”，还受气，原先只能拿几十块，现在收入也
只是一千左右，与几千的盒式带录音收入不能比。所以他没有心思好好给你练基本
功，因此演出质量下降，同时因为练新作品难度大，演出节目变化减少。
今天演出“柴科夫斯基第五”，过了一个月之后，新的没时间练，还是得演“
老柴第五”。“柴五”、“德八”（德沃夏克第八）成为乐团长期的曲目。外国交
响乐队一年演出的节目三年以后才能再重复，而咱们上个月演过的节目这个月就得
演，这样怎么能行？
演出质量的下降和场次的减少，使得观众热情下降。我们在一九八四年时，中
央乐团演出场场客满。连续演出贝多芬九首交响乐曲时，观众熬夜排队买票。到了
八六年时到了顶点时，赚钱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八六年去香港、美国演出过之后
，目的达到了，大家也就想休息休息了，质量也就下降了。观众总听“柴五”，也
就油了，没有感情交流，从而转向了“发烧友”，大量地买古典音乐唱片。音响事
业发展起来了，交响音乐演出事业受到损失。
九三年以后，江泽民号召企业资助交响音乐。排练、演出给钱了，虽然收入赶
不上录音，但也有一定效果。演出频率增加了点，节目也比以前多了一些。但现在
出现另一问题：观众不买票。演勃拉姆斯，观众不来听。演“蓝色多瑙河”、“拉
特斯基进行曲”、“春节序曲”、“梁祝”等通俗交响乐作品，这些可以。现在音
乐会老是这种，我们叫“堂会”，－－资本家出钱，他们卖票，请了一批人听。其
他交响乐作品打入社会就得赔钱。目前的行情大概是：二十万块钱排十套节目，一
套节目演两场。但是，以前最受欢迎的是大学，大学出不起钱。只有我们从资本家
（不是，应该叫“企业家”）那里拿来钱，到大学演出。愿意这样做的企业家不多
。希望大家将来在国外、国内企业中作事时，能给我们“吹一吹”，促进企业支持
交响音乐的发展。
另外，一个五百人的音乐团体，还没改革好。拿了钱来之后，给谁不给谁若仍
按原来的大锅饭的办法来分就不成了，无底洞！后来有的单位捐钱时提出要求：钱
只给演出音乐会，并且只给演出质量高或演出新作品的音乐会。
后来我们想出了“基金会”的办法，由基金会支援演出。基金会中有一个艺术
委员会，都是内行。支持质量好的演出。当时国内要成立基金会很困难，去年只批
准了两个基金会。我们利用“通天干部”给国家领导写信，终于批了下来。基金会
有了，但是没钱！拼了命找人凑了两百万，仅仅够注册基金（没有两百万不能注册
）。注册之后再也找不到钱了。因此今后的活动只能从两百万中支出，要是这些钱
也出光的话，这基金会就成问题了！
今年，面对国内弦乐四重奏已经绝种的状况，基金会决定在八、九月份举行一
个四重奏比赛。今后也将对一些好的演出给一些资助，但给得不够。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的交响音乐正在一个困难时期。以前是政治挂帅，对交响
音乐有很多政治上的要求。现在这些没有了，只是要求把艺术搞好。但是把艺术作
为中心，实现艺术领导，目前还有很大困难，因为没有钱。尤其是现在老的一代骨
干都退了，我当了艺术顾问，韩中杰、严良坤也都已退了下来。乐队没有指挥，从
海外请指挥又需要好多钱。我的一个学生谭利华，指挥得不错，现在是北京交响乐
团的团长兼总指挥，中央乐团实在不行了就把他借来，把他弄得整天忙得要死。
中国的交响乐队在国际上是很不错的，已经是国际水平。但是它的排练、演出
都很不正常。外国的音乐团体规定了每周每天的排练、演出时间，一年的日程都排
出来，每个人自己都很好安排，观众也好安排。而我们则是今天不知明天干什么，
定了计划也时常被外来的录音机会所冲破。
中央乐团时时为各种音像制品、海外歌星或电影录音。现在很多电影是由中央
乐团录的音。如果不是中央乐团的，就很可能是“散装乐队”（就是从中央乐团找
几个队员，广播电台找几个，再从歌剧院找几个组成的乐队）。组成散装乐队就可
以给队员现钱，不用给乐团团部交钱。这些乐队的招集人还有一外号，叫“棚头儿
”，－－录音棚的“头儿”。每个“棚头”有自己的一套班子，一有录音的机会，
他就打电话到各团叫人。他们号召力很大，叫到张三李四，就乖乖去了。李四在团
里拉第一小提琴，让他在“散装乐队”拉第二提琴，他乖乖地拉。但是团里要是搞
改革，让第一小提琴改拉第二小提琴，他就要闹情绪。
乐团团员在外边给录音棚录音，时间长了要延，可以加钱，没问题。录音完了
，到外边等车，大冬天刮着旋风，车老不来没事，要问冷不冷？“不冷！”可如果
是中央乐团官办的录音，还没到两个钟头呢，就嚷着：“唉，指挥，快了，还有四
十分钟，你那还多少段儿呵？还来得及来不及？”就催他了，就得快点，质量就得
低点了。录完音到外边等车，“谁联系的车？岂有此理！”就骂起街来了。要是棚
头，就不敢骂，怕下次不让来了。乐团如果定了合同，按资本主义的办法，领导就
是棚头，那他们就没辙了。
乐团有多年来的大锅饭、铁饭碗，吃资格。现在怎么改革？就国内的国情出发
，搞以艺术为中心的现代化交响乐管理，这一关不好过。但过了这一关，我们中国
乐队进入世界一流是没问题的，水平在那摆着呐。小泽征尔说过：“中央乐团有许
多演奏员到许多世界第一流乐团都是称职的”。当然还是有许多不称职的，没办法
，咱铁饭碗，没辙！
我的想法是，中国现在必须开辟演出事业，这是解决人才外流问题的关键。目
前在中国只有北京、上海有音乐会。傅聪８１年回国内时，想住在北京，以北京为
基地。可是在北京开了三场音乐会，然后到上海同样搞三场，就没戏了。其它城市
，如南京、广州、郑州、沈阳等，听众少，没有演出机会，他只得走人。青年指挥
汤沐海、邵恩在国外很忙、很受欢迎，但若回来，三个月轮一次，只能演奏《蓝色
多瑙河》、梁祝、柴五，乐团团员在外面到处录音，你怎么团结人家？
我是怎么喜欢上音乐的？世界第一歌王夏里亚宾来北京演出时，票价六块袁大
头，就是看了世界日报的半版宣传我就去了。他３５年到北京，３６年去世，到现
在成了我一生的光荣。听了一次，觉得不错，然后听唱片，听音乐会，就变成音乐
迷了。所以关键是要培养听众，文化部应该有人专搞普及宣传，有计划、有步骤地
逐步开展演出事业，组织巡回独奏演出，费用并不高。关键是要不断奋斗，我是到
处游说，宣传交响乐，全国各地走了２０多个城市。中国太大了，把事情搞好不是
一句话的事，怨天尤人也没用。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李德伦·
目前，国内有从事西洋歌剧演出的“中央歌剧院”，另有演出中国歌剧的“中
国歌剧舞剧院”。后者演出过歌剧《白毛女》、舞剧《宝莲灯》、《雷锋塔》等。
芭蕾舞的演出则归为“中央芭蕾舞团”。现在，国内正热闹着准备改组，有人主张
将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合并，成为“国家歌剧舞剧院”（不叫“中央”了，“中央”
这词在国内很大，在外国就不值钱了）。现在国内对改组的问题有很多争议，改组
就意味着精简人员，麻烦很大。
在管理方面，苏联、捷克、东德的管理方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没什么两样。
中国不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搞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如今，管理方法需要用艺
术标准进行改革。
现在大家都比较趋向一致的是，要经过考核，要建立合同，根据每人能力定立
级别，水平不行的就不要。中央乐团有五百人，其实两百人就足够了。这样问题就
出来了：水平不行的到哪儿去啊？那三百人也不能赶到街上去。究竟谁是好的？谁
来划这条线？谁敢？划得准确不准确？这都是问题。
“四人帮”刚粉碎之后，中国交响乐搞得相当好。在一九八○年，我们一年干
了二十年的活。中央乐团从建团二十年后，演出了二十套节目。而八○年一年搞了
二十六套。前二十年中好多外国作品不能演，这二十六套节目中全世界不管什么流
派的，现代派的、高难度的都演了。我们演出了最现代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十
二音体系的作品。早年演出一场观众只有一半人。演出都是送票。后来我说：不行
，就卖票！送票的人他不好好听，坐在那里说话。花钱买票了以后他就好好听了，
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买的票……。果然，后来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我就感觉到我在演
出时，观众和我同样，在后面认真听，进入了情绪，连他们的呼吸、叹息都和我在
一起！这种情绪反馈到台上以后，我也得到一种感染，我也就来劲儿了！我一来劲
儿，乐队也就来劲儿了，下边就更来劲儿了！
有这种情绪上的相互感染，那才叫演出！正因为这样，“发烧友”代替不了演
出。
听唱片过程中，互相没有交流，真正的演出是唱片、录音永远代替不了的，因
为台上、台下有呼应。不仅是音乐，话剧也是这样。老舍的《茶馆》，我每次在剧
场里看非常感动，但在电视里看同一场的录像就不行。电影也有这问题，虽然拍得
更仔细，表情和台词都对，但如果演员的情绪不是一口气下来，就不能令人感动。
现场中虽有念错词等毛病，但它是实际的感觉。我买唱片、录音带一般都买 ｌｉ
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现场虽有杂音，有咳嗽，但不要紧，那也比剪来接
去的强。剪接的音乐没毛病，完整。但它的音乐是死的，不是活的。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是上去了，但是当时物价也上去了，而我们薪金没有上
去。中国的交响音乐面临新的问题，当时出现的新鲜事务：盒式带。中国也由此加
入了“音响世界”。中国当时没有轻音乐队，也没有摇滚乐队，录音多是交响乐队
队员。录音一场是好几十块钱，而交响乐队演出的一个月最高只有八、九十块。我
们的人不出国的，就在国内录音，不去录音而只拿国家钱的就吃不饱。我曾经是全
团薪金最高的，后来大家都去录音，我成了全团最低的。搞轻音乐、摇滚乐，给歌
星伴奏，可以收入很高，每月一般有几千或上万的收入。搞交响乐，往那儿一坐，
贼难啊！吭哧吭哧地练，指挥“挺横”，还受气，原先只能拿几十块，现在收入也
只是一千左右，与几千的盒式带录音收入不能比。所以他没有心思好好给你练基本
功，因此演出质量下降，同时因为练新作品难度大，演出节目变化减少。
今天演出“柴科夫斯基第五”，过了一个月之后，新的没时间练，还是得演“
老柴第五”。“柴五”、“德八”（德沃夏克第八）成为乐团长期的曲目。外国交
响乐队一年演出的节目三年以后才能再重复，而咱们上个月演过的节目这个月就得
演，这样怎么能行？
演出质量的下降和场次的减少，使得观众热情下降。我们在一九八四年时，中
央乐团演出场场客满。连续演出贝多芬九首交响乐曲时，观众熬夜排队买票。到了
八六年时到了顶点时，赚钱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八六年去香港、美国演出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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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起来了，交响音乐演出事业受到损失。
九三年以后，江泽民号召企业资助交响音乐。排练、演出给钱了，虽然收入赶
不上录音，但也有一定效果。演出频率增加了点，节目也比以前多了一些。但现在
出现另一问题：观众不买票。演勃拉姆斯，观众不来听。演“蓝色多瑙河”、“拉
特斯基进行曲”、“春节序曲”、“梁祝”等通俗交响乐作品，这些可以。现在音
乐会老是这种，我们叫“堂会”，－－资本家出钱，他们卖票，请了一批人听。其
他交响乐作品打入社会就得赔钱。目前的行情大概是：二十万块钱排十套节目，一
套节目演两场。但是，以前最受欢迎的是大学，大学出不起钱。只有我们从资本家
（不是，应该叫“企业家”）那里拿来钱，到大学演出。愿意这样做的企业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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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音乐的发展。
另外，一个五百人的音乐团体，还没改革好。拿了钱来之后，给谁不给谁若仍
按原来的大锅饭的办法来分就不成了，无底洞！后来有的单位捐钱时提出要求：钱
只给演出音乐会，并且只给演出质量高或演出新作品的音乐会。
后来我们想出了“基金会”的办法，由基金会支援演出。基金会中有一个艺术
委员会，都是内行。支持质量好的演出。当时国内要成立基金会很困难，去年只批
准了两个基金会。我们利用“通天干部”给国家领导写信，终于批了下来。基金会
有了，但是没钱！拼了命找人凑了两百万，仅仅够注册基金（没有两百万不能注册
）。注册之后再也找不到钱了。因此今后的活动只能从两百万中支出，要是这些钱
也出光的话，这基金会就成问题了！
今年，面对国内弦乐四重奏已经绝种的状况，基金会决定在八、九月份举行一
个四重奏比赛。今后也将对一些好的演出给一些资助，但给得不够。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的交响音乐正在一个困难时期。以前是政治挂帅，对交响
音乐有很多政治上的要求。现在这些没有了，只是要求把艺术搞好。但是把艺术作
为中心，实现艺术领导，目前还有很大困难，因为没有钱。尤其是现在老的一代骨
干都退了，我当了艺术顾问，韩中杰、严良坤也都已退了下来。乐队没有指挥，从
海外请指挥又需要好多钱。我的一个学生谭利华，指挥得不错，现在是北京交响乐
团的团长兼总指挥，中央乐团实在不行了就把他借来，把他弄得整天忙得要死。
中国的交响乐队在国际上是很不错的，已经是国际水平。但是它的排练、演出
都很不正常。外国的音乐团体规定了每周每天的排练、演出时间，一年的日程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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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乐团时时为各种音像制品、海外歌星或电影录音。现在很多电影是由中央
乐团录的音。如果不是中央乐团的，就很可能是“散装乐队”（就是从中央乐团找
几个队员，广播电台找几个，再从歌剧院找几个组成的乐队）。组成散装乐队就可
以给队员现钱，不用给乐团团部交钱。这些乐队的招集人还有一外号，叫“棚头儿
”，－－录音棚的“头儿”。每个“棚头”有自己的一套班子，一有录音的机会，
他就打电话到各团叫人。他们号召力很大，叫到张三李四，就乖乖去了。李四在团
里拉第一小提琴，让他在“散装乐队”拉第二提琴，他乖乖地拉。但是团里要是搞
改革，让第一小提琴改拉第二小提琴，他就要闹情绪。
乐团团员在外边给录音棚录音，时间长了要延，可以加钱，没问题。录音完了
，到外边等车，大冬天刮着旋风，车老不来没事，要问冷不冷？“不冷！”可如果
是中央乐团官办的录音，还没到两个钟头呢，就嚷着：“唉，指挥，快了，还有四
十分钟，你那还多少段儿呵？还来得及来不及？”就催他了，就得快点，质量就得
低点了。录完音到外边等车，“谁联系的车？岂有此理！”就骂起街来了。要是棚
头，就不敢骂，怕下次不让来了。乐团如果定了合同，按资本主义的办法，领导就
是棚头，那他们就没辙了。
乐团有多年来的大锅饭、铁饭碗，吃资格。现在怎么改革？就国内的国情出发
，搞以艺术为中心的现代化交响乐管理，这一关不好过。但过了这一关，我们中国
乐队进入世界一流是没问题的，水平在那摆着呐。小泽征尔说过：“中央乐团有许
多演奏员到许多世界第一流乐团都是称职的”。当然还是有许多不称职的，没办法
，咱铁饭碗，没辙！
我的想法是，中国现在必须开辟演出事业，这是解决人才外流问题的关键。目
前在中国只有北京、上海有音乐会。傅聪８１年回国内时，想住在北京，以北京为
基地。可是在北京开了三场音乐会，然后到上海同样搞三场，就没戏了。其它城市
，如南京、广州、郑州、沈阳等，听众少，没有演出机会，他只得走人。青年指挥
汤沐海、邵恩在国外很忙、很受欢迎，但若回来，三个月轮一次，只能演奏《蓝色
多瑙河》、梁祝、柴五，乐团团员在外面到处录音，你怎么团结人家？
我是怎么喜欢上音乐的？世界第一歌王夏里亚宾来北京演出时，票价六块袁大
头，就是看了世界日报的半版宣传我就去了。他３５年到北京，３６年去世，到现
在成了我一生的光荣。听了一次，觉得不错，然后听唱片，听音乐会，就变成音乐
迷了。所以关键是要培养听众，文化部应该有人专搞普及宣传，有计划、有步骤地
逐步开展演出事业，组织巡回独奏演出，费用并不高。关键是要不断奋斗，我是到
处游说，宣传交响乐，全国各地走了２０多个城市。中国太大了，把事情搞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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