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谈论俄罗斯之旅和苏联音乐现状
（继续）
T：你的演出是在莫斯科……
G：还有列宁格勒。
T：只有这两个城市?
G：对。
T：你在那儿见到了俄罗斯音乐家吗？
G：当然，很多。 我见到最有名的钢琴家里赫特，他在俄罗斯是个偶像般的人物 —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钢琴家，一个了不起的人。
T：你当时有没有与他相隔在两种世界里的感觉？
G：令我惊奇的是，没有这种感觉。 我在几个场合与他相会，他是个很和蔼的人，而且比他的俄罗斯同僚们更健谈更开放。 有一次莫斯科的宴会上，我们谈到了勋伯格的音乐，他说他并不喜欢他，我问为什么，他给我的解释并不是那种党指示的标准解释，而是经过他自己亲自研究过得出的结论。 他是个思维敏捷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并且有充足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很让我鼓舞。
T：除了演奏家，你见到了什么作曲家没有？
G：见到了，都是一些例行公事性的友好会谈。 不过我见到了很多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作曲家，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超强的作曲功底，比我们所熟悉的作曲家都要扎实。
T：他们接触过十二音乐派吗？有没有受他们影响？
G：他们完全没受过十二音体系的影响。不过有时你会听到一些关于地下音乐家的故事，这些年轻人平日以捡拾垃圾为生，与此同时创作十二音音乐。 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讲过一堂课，非常零散的称为“西方的音乐”，但实际上我讲的都是维也纳第二乐派的东西。这个讲座当时曾轰动一时。有几位老教授在中途站起身离开了教室，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晓我讲课的内容，他们以这种方式向我抗议。而且当时我的翻译也表现的很局促，很尴尬。 不管怎样，那是个很有趣的经历，我当时也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 之后有几个年轻作曲家来找我，跟我说他们一直对十二音音乐怀有好奇感，很想听听，因为对他们来说勋伯格和韦伯恩的东西就像克里姆林宫研究的美国社会规划一样充满神秘感，这种只是脱离实体的研究，因为他们从没真正听过这些音乐。 如果我停留的时间长一点，我很愿意和他们单独讨论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作宣传，而是想知道他们的反应。
T：你在莫斯科演奏的什么曲目？
G：哦，在课堂之外，我演奏的东西异常保守。 我弹了一大堆巴赫的东西，不过可能都是他们不常听的作品 —《歌德堡变奏曲》，《复格的艺术》，帕提塔，还有协奏曲。当然，还有很多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东西。 还有什么？ 对了，我还演奏了当代作品。
T：哪些当代作品？
G：嗯，在一般的演奏会上，我弹的都是很保守的当代作品，如早期的贝尔格和欣德米特等等。
T：你提到巴赫。他们对巴赫熟悉吗？
G：哦，当然，非常熟悉，尽管在某些方面我认为他们对巴赫的认识比我们北美要落后四十年。 只是从过去几代人开始，巴赫的音乐才从博物馆的陈列里被拿出来放到桌面上谈论的。 实际上他们对巴赫很认真，很专注。 通过和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合作，我感到他们明显对巴赫的作品怀有敬畏感，好似一种非常神圣的东西。这种敬畏感造成了他们不能正确的对待这些作品，比如巴赫没有给出力度标记，他们便很书面化的将音乐段落理解为简单的强弱对比，因而忽视了从强到弱之间所跨越的所有微妙的力度和明暗变化。
T：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加拿大音乐家。
G：我想是吧。
T：你对这种文化的交流怎么看？
G：我觉得这对缓和紧张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并非和我有什么关系，只是我觉得美国目前开展的一些活动很有推动作用，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
T：你愿意回去吗？
G：我愿意。问题是，如果我重返苏联的话，最好时间能够长一些，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决定的。 不过，一想到大部分时间都被应接不暇的宴会和应酬占据了，我的体力也不允许我那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愿意回去，等有机会的。
T：你有机会了解他们的专业训练吗？— 特别是钢琴家，和我们的有什么相似或不同的地方？
G：从我所见到的看，我认为他们的训练控制很严格。 事实上，这个国家规定每一个音乐家一年之间都要抽出几个月时间用来教课，这当然取决于音乐家的知名度。
T：你觉得这种方式好吗？
G：我不认为任何强制性的方式是好的，但在某些方面，这对国内的年轻人有益。具体到个人来说，这种方式好不好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不会愿意那样的。
T：我们听说俄罗斯观众表现过于激动，当他们喜欢某个人时，他们会冲到台前。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G：确实是这样。这确实是他们表达热情的方式，但未必说明他们都有很高的修养。不过当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觉得很舒服。我是说，你融入到其中，无法抗拒。 当你回想起它时，你会觉得这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种事太常见了，你会怀疑自己并非那么出色。 这种事只能说明一点：他们很喜欢你，对你很感激。
T：你走在街上会被人拦住吗？
G：会的，这也是令人愉快的经历，特别是在莫斯科。
T：谁为你作翻译？
G：一个叫Henrietta Velayeva的女孩，很有魅力，非常讨人喜爱。 她的职责除了为我们作翻译外，就是向我们解释任何产生疑惑的事物。 通过她的解释，我们也了解了很多青年人的想法。 我记得有一次在列宁格勒，我们在一个花园散步，恰巧这个花园有很多著名文人的雕塑，有些我所知道的十九世纪的人物。 当我们经过图格涅夫的雕像前，我不假思索的问她：“Henrietta，你喜欢图格涅夫吗？” 她非常严肃的对待我的提问，想了一会儿，说到：“在我们国家，他的风格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柔美最诗意的。” 我说“谢谢”，但在我看来这种回答显然是经过准备的。两分钟后我们又到了托思妥耶夫斯基的雕像前，在我看来一个比图格涅夫更伟大的人物，这时我问她同样的问题。 她说：“毫无疑问他是个伟人，不幸的是他太悲观了。” 这里我注意到，这种观点被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内心里，就像机器一样，你放进去一张卡片，马上就得到一个统一口径的答案。我敢肯定，一百个人里有九十八个会给我同样的答复。这确实让我感到困扰，非常困扰。
（未完待续）
（翻译）
I can never do it right.
So b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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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T：你的演出是在莫斯科……
G：还有列宁格勒。
T：只有这两个城市?
G：对。
T：你在那儿见到了俄罗斯音乐家吗？
G：当然，很多。 我见到最有名的钢琴家里赫特，他在俄罗斯是个偶像般的人物 —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钢琴家，一个了不起的人。
T：你当时有没有与他相隔在两种世界里的感觉？
G：令我惊奇的是，没有这种感觉。 我在几个场合与他相会，他是个很和蔼的人，而且比他的俄罗斯同僚们更健谈更开放。 有一次莫斯科的宴会上，我们谈到了勋伯格的音乐，他说他并不喜欢他，我问为什么，他给我的解释并不是那种党指示的标准解释，而是经过他自己亲自研究过得出的结论。 他是个思维敏捷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并且有充足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很让我鼓舞。
T：除了演奏家，你见到了什么作曲家没有？
G：见到了，都是一些例行公事性的友好会谈。 不过我见到了很多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作曲家，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超强的作曲功底，比我们所熟悉的作曲家都要扎实。
T：他们接触过十二音乐派吗？有没有受他们影响？
G：他们完全没受过十二音体系的影响。不过有时你会听到一些关于地下音乐家的故事，这些年轻人平日以捡拾垃圾为生，与此同时创作十二音音乐。 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讲过一堂课，非常零散的称为“西方的音乐”，但实际上我讲的都是维也纳第二乐派的东西。这个讲座当时曾轰动一时。有几位老教授在中途站起身离开了教室，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晓我讲课的内容，他们以这种方式向我抗议。而且当时我的翻译也表现的很局促，很尴尬。 不管怎样，那是个很有趣的经历，我当时也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 之后有几个年轻作曲家来找我，跟我说他们一直对十二音音乐怀有好奇感，很想听听，因为对他们来说勋伯格和韦伯恩的东西就像克里姆林宫研究的美国社会规划一样充满神秘感，这种只是脱离实体的研究，因为他们从没真正听过这些音乐。 如果我停留的时间长一点，我很愿意和他们单独讨论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作宣传，而是想知道他们的反应。
T：你在莫斯科演奏的什么曲目？
G：哦，在课堂之外，我演奏的东西异常保守。 我弹了一大堆巴赫的东西，不过可能都是他们不常听的作品 —《歌德堡变奏曲》，《复格的艺术》，帕提塔，还有协奏曲。当然，还有很多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东西。 还有什么？ 对了，我还演奏了当代作品。
T：哪些当代作品？
G：嗯，在一般的演奏会上，我弹的都是很保守的当代作品，如早期的贝尔格和欣德米特等等。
T：你提到巴赫。他们对巴赫熟悉吗？
G：哦，当然，非常熟悉，尽管在某些方面我认为他们对巴赫的认识比我们北美要落后四十年。 只是从过去几代人开始，巴赫的音乐才从博物馆的陈列里被拿出来放到桌面上谈论的。 实际上他们对巴赫很认真，很专注。 通过和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合作，我感到他们明显对巴赫的作品怀有敬畏感，好似一种非常神圣的东西。这种敬畏感造成了他们不能正确的对待这些作品，比如巴赫没有给出力度标记，他们便很书面化的将音乐段落理解为简单的强弱对比，因而忽视了从强到弱之间所跨越的所有微妙的力度和明暗变化。
T：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战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加拿大音乐家。
G：我想是吧。
T：你对这种文化的交流怎么看？
G：我觉得这对缓和紧张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并非和我有什么关系，只是我觉得美国目前开展的一些活动很有推动作用，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
T：你愿意回去吗？
G：我愿意。问题是，如果我重返苏联的话，最好时间能够长一些，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决定的。 不过，一想到大部分时间都被应接不暇的宴会和应酬占据了，我的体力也不允许我那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愿意回去，等有机会的。
T：你有机会了解他们的专业训练吗？— 特别是钢琴家，和我们的有什么相似或不同的地方？
G：从我所见到的看，我认为他们的训练控制很严格。 事实上，这个国家规定每一个音乐家一年之间都要抽出几个月时间用来教课，这当然取决于音乐家的知名度。
T：你觉得这种方式好吗？
G：我不认为任何强制性的方式是好的，但在某些方面，这对国内的年轻人有益。具体到个人来说，这种方式好不好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不会愿意那样的。
T：我们听说俄罗斯观众表现过于激动，当他们喜欢某个人时，他们会冲到台前。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G：确实是这样。这确实是他们表达热情的方式，但未必说明他们都有很高的修养。不过当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觉得很舒服。我是说，你融入到其中，无法抗拒。 当你回想起它时，你会觉得这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种事太常见了，你会怀疑自己并非那么出色。 这种事只能说明一点：他们很喜欢你，对你很感激。
T：你走在街上会被人拦住吗？
G：会的，这也是令人愉快的经历，特别是在莫斯科。
T：谁为你作翻译？
G：一个叫Henrietta Velayeva的女孩，很有魅力，非常讨人喜爱。 她的职责除了为我们作翻译外，就是向我们解释任何产生疑惑的事物。 通过她的解释，我们也了解了很多青年人的想法。 我记得有一次在列宁格勒，我们在一个花园散步，恰巧这个花园有很多著名文人的雕塑，有些我所知道的十九世纪的人物。 当我们经过图格涅夫的雕像前，我不假思索的问她：“Henrietta，你喜欢图格涅夫吗？” 她非常严肃的对待我的提问，想了一会儿，说到：“在我们国家，他的风格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柔美最诗意的。” 我说“谢谢”，但在我看来这种回答显然是经过准备的。两分钟后我们又到了托思妥耶夫斯基的雕像前，在我看来一个比图格涅夫更伟大的人物，这时我问她同样的问题。 她说：“毫无疑问他是个伟人，不幸的是他太悲观了。” 这里我注意到，这种观点被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内心里，就像机器一样，你放进去一张卡片，马上就得到一个统一口径的答案。我敢肯定，一百个人里有九十八个会给我同样的答复。这确实让我感到困扰，非常困扰。
（未完待续）
（翻译）
I can never do i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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