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新学期开学后，我陆续见到了很多同学和老师，聊了很多事。这里摘记几件。
党委宣传部的马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罗乐，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其实，学生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如果早点找我，把话谈开，事情就能早点解决。邓卫国的事你知道吧？他正在入党考察期，现在参加闹事，肯定不能入党了。可如果档案里写上因参与动乱未通过考察，那可就是负面记录了。他来找我，我跟他们系书记说了，把入党的事给他抹了，这以后不就没事了？
马老师在我大学期间给过我很多帮助，我不找他是因为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给别人惹麻烦。虽然如此，我仍然很感激他。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返校后不久。有一天，在操场边遇到了同样滞留学校的张建新，他神秘地说，给你看样东西。然后，把手里的书打开，我看到一张照片 —— 一条宽阔的马路，几辆自行车散乱倒在路旁，地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像是死了，另一个则好像在睡觉，还有个站着的人，正要从自行车中间跨过去的样子。天气不好，有雾，也可能是烟，透过雾气，隐约可以看到一辆坦克车的轮廓。
我对画面一点也不震惊。没有人否认杀人的事，一张杀人的照片并没有给事实增加更多的证据。何况这张照片这么不清楚，没有日期，没有地点标志，画面中人物状态也不好确定，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睡觉？坦克车的影子很模糊，不能完全确定就是坦克。
我们一边看一边说，突然有一个人疾步向我们走来。我一把合上书，抬起头来。来人是研究生部的老师，虽然面熟，却不相识。他笑眯眯地问我：
你们在看什么？
我说：我们在看书。
他说：什么书？
我把封皮亮给他看：这本书。
他伸过手来：能不能让我看看？
我紧紧攥住书向后退了一步：这不是我的书，我不能借给别人。
他继续向我逼近：我就看一下。
我把书夹在腋窝下，不成。这不是我的书。
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看完了我就还给你。我知道你那里面有东西，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不成。我不认识你，我不能给你看。
我感到了强大的压力，我知道，如果是以前，我肯定顶不住着压力。但现在，我这么一个留校受审查的人，还怕什么压力呢？
我死死地坚持住，绝不放松。他最终没有愣抢，返回办公室了。
后来我得知，他是研究生部的党委书记。他肯定看到我们有照片，但他到底为什么想看这张照片，我就无从知道了。也许就是好奇，像我们一样想了解真相。但我不能冒险，万一他把这做为证据，说我们造谣传谣，不又凭空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不管怎么说，在后来的审查中，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那天晚上大约十点多，我正在女友宿舍里“谈恋爱”，楼道里突然一片嘈杂，人声伴随着敲门声。我们连忙收拾房间，把插销打开，每人拿了本书，假装阅读。几分钟后，一帮人进入我们的宿舍，“检查，检查！”他们嚷嚷着。
他们检查的是学生证，对是否违反校规不感兴趣。得知我不住在这座楼，就让我回自己的宿舍等候检查。后来家住西安的同学告诉我，那天是全市统一行动，目的是要抓捕流窜的动乱分子和暴徒。不知道抓了多少人。
说到抓人，我们学校有两个同学被抓。叫夏义广和郑荷馨。但不是在学校被抓的。
几年之后我在深圳见到了他们。他们俩六四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夏义广胳膊挨了一棒子，无大碍。两人乘火车回老家途中，向人讲述在北京的见闻，在四川被抓获。在收容所里圈了一年。一年后，放他们出来时，他们问：需要签字吗？答：不用。
有什么证明给我们吗？
没有。
有释放证吗？
用不着，你们没有被捕。
那我们这一年算什么？
什么也不算。
我问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打枪了吗？
他们说：没有。听见枪声了，但没看到。我们算撤的最晚的，后来又离开队伍从小胡同回到广场那边看了看，没看到死人。不过，那帮当兵的挺坏的，我们排着队往外走，他们在旁边拿着棍子打。我胳膊挨了一下倒没什么事，有个女孩腿都给打瘸了。
我问：那后来你们在监狱过得怎么样？
他们说：不算太坏。挨过几巴掌，都不重。别的犯人有的挺惨的。不过，那不是监狱。不知道是什么。谁知道叫拘留所还是收容站，可能还不如监狱呢。我们也没被捕，也没释放。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就是中国。
他们两人返校后好像也没受什么处分，继续学习，然后毕业、结婚，然后到了深圳。夏义广为民族资本家打工，挣着比打工仔打工妹高十倍二十倍的工资、津贴，郑荷馨则开了两家小生意，当起了剥削打工仔打工妹的小资本家。我对他们来说，虽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但你们的资本主义已经初级阶段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党委宣传部的马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罗乐，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其实，学生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如果早点找我，把话谈开，事情就能早点解决。邓卫国的事你知道吧？他正在入党考察期，现在参加闹事，肯定不能入党了。可如果档案里写上因参与动乱未通过考察，那可就是负面记录了。他来找我，我跟他们系书记说了，把入党的事给他抹了，这以后不就没事了？
马老师在我大学期间给过我很多帮助，我不找他是因为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给别人惹麻烦。虽然如此，我仍然很感激他。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返校后不久。有一天，在操场边遇到了同样滞留学校的张建新，他神秘地说，给你看样东西。然后，把手里的书打开，我看到一张照片 —— 一条宽阔的马路，几辆自行车散乱倒在路旁，地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像是死了，另一个则好像在睡觉，还有个站着的人，正要从自行车中间跨过去的样子。天气不好，有雾，也可能是烟，透过雾气，隐约可以看到一辆坦克车的轮廓。
我对画面一点也不震惊。没有人否认杀人的事，一张杀人的照片并没有给事实增加更多的证据。何况这张照片这么不清楚，没有日期，没有地点标志，画面中人物状态也不好确定，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睡觉？坦克车的影子很模糊，不能完全确定就是坦克。
我们一边看一边说，突然有一个人疾步向我们走来。我一把合上书，抬起头来。来人是研究生部的老师，虽然面熟，却不相识。他笑眯眯地问我：
你们在看什么？
我说：我们在看书。
他说：什么书？
我把封皮亮给他看：这本书。
他伸过手来：能不能让我看看？
我紧紧攥住书向后退了一步：这不是我的书，我不能借给别人。
他继续向我逼近：我就看一下。
我把书夹在腋窝下，不成。这不是我的书。
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看完了我就还给你。我知道你那里面有东西，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不成。我不认识你，我不能给你看。
我感到了强大的压力，我知道，如果是以前，我肯定顶不住着压力。但现在，我这么一个留校受审查的人，还怕什么压力呢？
我死死地坚持住，绝不放松。他最终没有愣抢，返回办公室了。
后来我得知，他是研究生部的党委书记。他肯定看到我们有照片，但他到底为什么想看这张照片，我就无从知道了。也许就是好奇，像我们一样想了解真相。但我不能冒险，万一他把这做为证据，说我们造谣传谣，不又凭空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不管怎么说，在后来的审查中，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那天晚上大约十点多，我正在女友宿舍里“谈恋爱”，楼道里突然一片嘈杂，人声伴随着敲门声。我们连忙收拾房间，把插销打开，每人拿了本书，假装阅读。几分钟后，一帮人进入我们的宿舍，“检查，检查！”他们嚷嚷着。
他们检查的是学生证，对是否违反校规不感兴趣。得知我不住在这座楼，就让我回自己的宿舍等候检查。后来家住西安的同学告诉我，那天是全市统一行动，目的是要抓捕流窜的动乱分子和暴徒。不知道抓了多少人。
说到抓人，我们学校有两个同学被抓。叫夏义广和郑荷馨。但不是在学校被抓的。
几年之后我在深圳见到了他们。他们俩六四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夏义广胳膊挨了一棒子，无大碍。两人乘火车回老家途中，向人讲述在北京的见闻，在四川被抓获。在收容所里圈了一年。一年后，放他们出来时，他们问：需要签字吗？答：不用。
有什么证明给我们吗？
没有。
有释放证吗？
用不着，你们没有被捕。
那我们这一年算什么？
什么也不算。
我问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打枪了吗？
他们说：没有。听见枪声了，但没看到。我们算撤的最晚的，后来又离开队伍从小胡同回到广场那边看了看，没看到死人。不过，那帮当兵的挺坏的，我们排着队往外走，他们在旁边拿着棍子打。我胳膊挨了一下倒没什么事，有个女孩腿都给打瘸了。
我问：那后来你们在监狱过得怎么样？
他们说：不算太坏。挨过几巴掌，都不重。别的犯人有的挺惨的。不过，那不是监狱。不知道是什么。谁知道叫拘留所还是收容站，可能还不如监狱呢。我们也没被捕，也没释放。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就是中国。
他们两人返校后好像也没受什么处分，继续学习，然后毕业、结婚，然后到了深圳。夏义广为民族资本家打工，挣着比打工仔打工妹高十倍二十倍的工资、津贴，郑荷馨则开了两家小生意，当起了剥削打工仔打工妹的小资本家。我对他们来说，虽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但你们的资本主义已经初级阶段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