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踏着余秋雨老师当年的脚步，我也来到王道士的塔前，和余老师感受不同的是，我是一个湖北人，一想到余老师在《道士塔》中提到的“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那句话，不禁又多了一丝尴尬。
但在碑文的上方，我却赫然看到了“功垂百世”四个大字。本来就希望我们的这位湖北老乡不至于像余老师所说的那样卑微、渺小、愚昧，为了能从骨头里挑出点鸡蛋来，于是接着看下去：
“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恍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速修太清宫，以为鹤伏龙之所。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
乖乖隆底咚！感情我们的这位老乡，对莫高窟起码有三功：
一、 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
二、 发现了藏经洞，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敦煌学”
三、 对洞窟进行了修复，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
余老师的话还在耳边轰响：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对于前两个论断，我已不以为然。但对余老师最后这个问题，我却来了兴趣。是啊，这么大一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目不识丁的道士来当家呢？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丝线，来找一找敦煌莫高窟这根线头。
敦煌一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汇报时提到：“始月氏（音肉只）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东汉应劭解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既然“祁连”在匈奴语中是“天”的意思，“敦煌”也应该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我们今天已无从考证它的汉语意思了。汉武帝时期，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及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连年用兵，这一地区始首次归入中国版图。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间，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阳关、玉门关。长城也随之修到玉门关，形成了从辽东山海关到敦煌玉门关、长达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万里长城。
汉代时中国少有海路交通，和国外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东起长安，向西经金城（今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自敦煌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诸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吐鲁番到大宛、康居诸国。敦煌处在这两条大路的汇合处，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番。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过敦煌。敦煌作为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自然成了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乎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被这一奇景给震住了，以为这是佛在给他启示，于是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这一时期，南方正是东晋年代，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前秦主苻坚和东晋名将谢玄之间。
在莫高窟现存的492个洞窟中，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只有7个了，乐僔和尚的“莫高第一窟”，像他当初看到的海市蜃楼一样，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隋朝迎来了莫高窟开窟的第一个高峰，虽立国仅短短37年，但现存隋代石窟101个，且规模宏大，技艺精湛。唐一朝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开窟数量达1000余窟，现存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就是经敦煌回的长安。“安史之乱”以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整个宋一朝，敦煌都在西夏的统治下；到了元朝，敦煌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管辖，马可波罗就是途经敦煌到中原各地漫游的。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在这几百年间虽不再鼎盛，但还是得到了发展。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从嘉峪关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发现，敦煌已经被明王朝废弃在国门之外了。明朝退出以后，这一地区渐渐被吐鲁番占领，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清朝康熙后期，清王朝才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清朝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也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当王道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莫高窟，这个昔日的宠儿，此时已经被遗弃了。
王道士就这样作了莫高窟的主持，没有巧取，没有豪夺，一切就是这样偶然，又这样自然。王道士发现它的时候，它已不是圣地，只是一个弃儿。
毫无疑问，王道士对莫高窟的新生做出了贡献。让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况下，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中，挨家挨户化缘，然后把化来的钱一分一厘都用在莫高窟的整理修复上，光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份怎样的虔诚？当然，王道士在整理洞窟的过程中，由于他本生的局限，客观上对窟内的部分文物造成了损坏，这都是事实。例如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内的壁画，要重新绘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还毁掉了几尊佛像，换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对此，余秋雨老师曾在心底痛苦地呼喊：“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我不想为王道士辩解什么，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莫高窟的壁画，往往不止一层，在漫长的岁月中，后人往往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盖上，再绘上新的壁画，跟王道士干的一样。后人画的不一定比前人的好，这是事实，但统统把他们视为文物破坏者，也有失公允，余老师既然对王道士的这种行为如此痛心疾首，那就应该再下一番工夫，把这些历朝历代的“文物破坏者们”都揪出来狂批一顿。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人们总难免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作祟。王道士，一个如此卑微、渺小、愚昧无知的人物，他毁坏了文物，所以我们的某些雅士们连跟他生气都觉得丢了人，是在对牛弹琴，这其实是对他人的一种最根本上的蔑视，我们其实没这个权利，也没这个资格，扪心问一问，对莫高窟，你做了什么？
有一个人，他对莫高窟文物的毁坏，其实要远远甚于王道士，这个人就是张大千。从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张大千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来一睹里面的早期壁画。如今的莫高窟第130窟，就留有张大千的“杰作”，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今天游客看到的，是最下层的盛唐壁画。可恨的是，张大千在剥掉壁画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而是随剥随丢，西夏和晚唐的精美壁画就这样被一双创造美的手掰成了碎片，而最底层的盛唐壁画，已被后绘者划得面目全非。
被张大千剥损的壁画，在莫高窟内总共有30余处。
当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请余秋雨老师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据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云云。
40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尚可原谅，那清朝末年的王道士呢？对他的评价，是不是更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呢？
王道士对莫高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学”在全世界的兴起；但他最大的罪过，也是因为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文物向全世界的流失，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王道士的“盗卖文物罪”，我不想多说什么，把罪过一古脑推到这么个小人物身上，实在是无聊。藏经洞发现经卷以后，王道士首先想到的是送官，可是当时的敦煌县令对这一堆发黄的破纸毫无兴趣；冒着生命危险驮了两筐送给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却认为，那上面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好不容易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人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清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一道旨意，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干脆，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和瞻前顾后的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们斥之为“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诚然，他们做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正大光明的学者看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佩服人家那种精神，那种视文物超过生命的精神。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学者应该感到汗颜。一提起王道士，我们就说他爱钱，他要钱不是为了自己，这个暂且不去说他，难道他不也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了吗？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对不起老祖宗的话，在当时，这些外国人才是咱们藏经洞文物真正的知音。
走进莫高窟藏经阁，迎面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真是应该伤心。人家外国学者大老远地都闻风而来了，我们家们口的学者们，不知你们当时都在干些什么？可笑的是，直到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国，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罗振玉等人，我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这么一个藏经洞，里面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这才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政府这才电令住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再一次遭到洗劫，沿途的官员几乎都要雁过拔毛，更有甚者，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廖廖八千余卷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偷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一本不差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
敦煌文物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将这笔帐算在一个小小的王道士头上，他承载不起。诚如余秋雨老师所说，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但在碑文的上方，我却赫然看到了“功垂百世”四个大字。本来就希望我们的这位湖北老乡不至于像余老师所说的那样卑微、渺小、愚昧，为了能从骨头里挑出点鸡蛋来，于是接着看下去：
“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恍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速修太清宫，以为鹤伏龙之所。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
乖乖隆底咚！感情我们的这位老乡，对莫高窟起码有三功：
一、 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
二、 发现了藏经洞，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敦煌学”
三、 对洞窟进行了修复，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
余老师的话还在耳边轰响：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对于前两个论断，我已不以为然。但对余老师最后这个问题，我却来了兴趣。是啊，这么大一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目不识丁的道士来当家呢？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丝线，来找一找敦煌莫高窟这根线头。
敦煌一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汇报时提到：“始月氏（音肉只）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东汉应劭解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既然“祁连”在匈奴语中是“天”的意思，“敦煌”也应该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我们今天已无从考证它的汉语意思了。汉武帝时期，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及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连年用兵，这一地区始首次归入中国版图。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间，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阳关、玉门关。长城也随之修到玉门关，形成了从辽东山海关到敦煌玉门关、长达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万里长城。
汉代时中国少有海路交通，和国外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东起长安，向西经金城（今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自敦煌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诸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吐鲁番到大宛、康居诸国。敦煌处在这两条大路的汇合处，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番。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过敦煌。敦煌作为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自然成了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乎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被这一奇景给震住了，以为这是佛在给他启示，于是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这一时期，南方正是东晋年代，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前秦主苻坚和东晋名将谢玄之间。
在莫高窟现存的492个洞窟中，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只有7个了，乐僔和尚的“莫高第一窟”，像他当初看到的海市蜃楼一样，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隋朝迎来了莫高窟开窟的第一个高峰，虽立国仅短短37年，但现存隋代石窟101个，且规模宏大，技艺精湛。唐一朝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开窟数量达1000余窟，现存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就是经敦煌回的长安。“安史之乱”以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整个宋一朝，敦煌都在西夏的统治下；到了元朝，敦煌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管辖，马可波罗就是途经敦煌到中原各地漫游的。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在这几百年间虽不再鼎盛，但还是得到了发展。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从嘉峪关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发现，敦煌已经被明王朝废弃在国门之外了。明朝退出以后，这一地区渐渐被吐鲁番占领，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清朝康熙后期，清王朝才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清朝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也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当王道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莫高窟，这个昔日的宠儿，此时已经被遗弃了。
王道士就这样作了莫高窟的主持，没有巧取，没有豪夺，一切就是这样偶然，又这样自然。王道士发现它的时候，它已不是圣地，只是一个弃儿。
毫无疑问，王道士对莫高窟的新生做出了贡献。让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况下，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中，挨家挨户化缘，然后把化来的钱一分一厘都用在莫高窟的整理修复上，光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份怎样的虔诚？当然，王道士在整理洞窟的过程中，由于他本生的局限，客观上对窟内的部分文物造成了损坏，这都是事实。例如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内的壁画，要重新绘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还毁掉了几尊佛像，换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对此，余秋雨老师曾在心底痛苦地呼喊：“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我不想为王道士辩解什么，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莫高窟的壁画，往往不止一层，在漫长的岁月中，后人往往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盖上，再绘上新的壁画，跟王道士干的一样。后人画的不一定比前人的好，这是事实，但统统把他们视为文物破坏者，也有失公允，余老师既然对王道士的这种行为如此痛心疾首，那就应该再下一番工夫，把这些历朝历代的“文物破坏者们”都揪出来狂批一顿。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人们总难免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作祟。王道士，一个如此卑微、渺小、愚昧无知的人物，他毁坏了文物，所以我们的某些雅士们连跟他生气都觉得丢了人，是在对牛弹琴，这其实是对他人的一种最根本上的蔑视，我们其实没这个权利，也没这个资格，扪心问一问，对莫高窟，你做了什么？
有一个人，他对莫高窟文物的毁坏，其实要远远甚于王道士，这个人就是张大千。从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张大千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来一睹里面的早期壁画。如今的莫高窟第130窟，就留有张大千的“杰作”，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今天游客看到的，是最下层的盛唐壁画。可恨的是，张大千在剥掉壁画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而是随剥随丢，西夏和晚唐的精美壁画就这样被一双创造美的手掰成了碎片，而最底层的盛唐壁画，已被后绘者划得面目全非。
被张大千剥损的壁画，在莫高窟内总共有30余处。
当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请余秋雨老师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据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云云。
40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尚可原谅，那清朝末年的王道士呢？对他的评价，是不是更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呢？
王道士对莫高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学”在全世界的兴起；但他最大的罪过，也是因为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文物向全世界的流失，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王道士的“盗卖文物罪”，我不想多说什么，把罪过一古脑推到这么个小人物身上，实在是无聊。藏经洞发现经卷以后，王道士首先想到的是送官，可是当时的敦煌县令对这一堆发黄的破纸毫无兴趣；冒着生命危险驮了两筐送给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却认为，那上面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好不容易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人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清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一道旨意，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干脆，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和瞻前顾后的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们斥之为“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诚然，他们做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正大光明的学者看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佩服人家那种精神，那种视文物超过生命的精神。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学者应该感到汗颜。一提起王道士，我们就说他爱钱，他要钱不是为了自己，这个暂且不去说他，难道他不也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了吗？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对不起老祖宗的话，在当时，这些外国人才是咱们藏经洞文物真正的知音。
走进莫高窟藏经阁，迎面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真是应该伤心。人家外国学者大老远地都闻风而来了，我们家们口的学者们，不知你们当时都在干些什么？可笑的是，直到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国，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罗振玉等人，我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这么一个藏经洞，里面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这才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政府这才电令住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再一次遭到洗劫，沿途的官员几乎都要雁过拔毛，更有甚者，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廖廖八千余卷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偷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一本不差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
敦煌文物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将这笔帐算在一个小小的王道士头上，他承载不起。诚如余秋雨老师所说，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