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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引谈：三次邂逅观潮汐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首先声明一下，下面写的都是真事儿，尽管听起来像杜撰。
据说，在我们地球上的茫茫人海中，"他乡遇故知"其实是概率极低的罕事，所以被列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但这样的事我竟然遇到过三次。
出国大潮
前两次不仅是"他乡遇故知"，而且是"异国遇故知"。事发时，我和"故知"们都异口同声地感叹："这个地球可真小！"
第一次还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街头上巧遇当年在中国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
这位前同事当时在中国京城的一个高墙深院的大衙门工作，因妻子在加拿大学习，他来探望妻子，对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所震惊，因而萌生滞留不归之念，我们巧遇之时，他正在唐人街寻找餐馆的招工启示，用他的话说，"即使找个剥葱头的杂工也成。"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一间游泳池中，我又邂逅了妻子中学时代的好朋友。
她曾在北京一家著名大学学电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出国潮中也试过申请美国深造，但因签证受阻而未能成行，后来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只要能出去，到哪个国家都成"的想法的支配下，涌入了出国大潮的东欧支流，在她后来所说的"比中国还落后的"保加利亚呆了多年。工作吗？也是在中餐馆做一份类似"剥葱头"的杂工。最终，又通过她不愿细说的"通道"，偷渡到英国来。工作性质有所"升级"：在伦敦唐人街的中餐馆里当女侍。
确切地说，第三次不是"他乡遇故知"，而是"故乡遇新朋"：今年我回山东老家探亲，遇到了过去在加拿大结识的新朋友。
我有一个亲戚，在山东省会济南市做合法的"蛇头"生意，也就是帮助新时代的"大款"把子女送往西方留学，顺便收点儿服务费，自然利润不薄。那天，我在他的办公室与他闲聊，听到隔壁办公室一个洽谈新时代"贩人生意"的洪亮声音颇为耳熟，但我又很快否定了第三次遇到"这个地球可真小"之奇遇的可能性，但受好奇心驱使，我还是到隔壁伸了一下头──嗬！邪门儿事又让我碰上了：我在老家碰上了在遥远的北国加拿大结识的一个新朋友！当年，他在多伦多大学拿到一个教育学博士学位之后找不到工作，曾经与我商讨合伙开餐馆的可能性。后来，他在一个社区服务机构谋到了一个薪酬不高的职位，但仍然抵御不住周围熟人所讲述的某某某、某某某回国发财的故事的诱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返回中国"淘金"来了。
"海归"回潮
我的这三次奇遇都发生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愈来愈密切的大时代背景下。但第三次又与前两次有着微妙、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差别：前两次奇遇透着落后中国的青年精英远走他乡寻求更好的生活、却不得不沦落社会底层的辛酸、苦涩的味道，如果说那两个故事属于中国青年人出国大潮的两朵浪花的话，那么，第三次奇遇则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世纪之交时悄悄兴起的一股"海归"回潮的波光帆影。
说来也具有讽刺意味，第三次巧遇的这位"海龟"（中国国内对"海归人士"的谑称），回到中国后从事的第一项业务却是协助中国"大款"们的子女"出海"。不过，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愈来愈紧密的联系。
近些年来，"海归"不仅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是留还是归"也是仍然滞留海外的大陆背景的华人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一块儿"心病"。这些年来，我与海外的这类朋友们聊天时，"海归"往往是我们绕来绕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今年我去中国探亲时，与亲朋好友介绍的一些已经回国的"海龟"们进行了或长或短的接触、交谈，试图对"海归"现象进行一番探讨。下面数篇文章就是此行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谈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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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再谈:潮涌潮回谁驱动?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以来，其实一直有人出去，也一直有人归来，但如果说"出"后来渐渐演变为"潮"的话，"归"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叶，还只是"滴"，最多只能称为"涓涓细流"。
据说，"海归"最终成为一个"现象"，还是九十年代末、这个世纪初的事儿，加速这个"回流现象"的是全球经济的"一热一冷"：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吸引了许多想回中国"淘金"的海外华人，另一方面，西方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也使许多失业或择业机会暗淡的海外华人被迫返回中国寻找新的机会。
在我所接触过的大小"海龟"中，谈到自己"海归"的原因时，说法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也有"美国梦"、"澳洲梦"或其它什么"梦"的破灭；有对沦落西方"劳力人"阶层的不甘，自然也有重攀母国"劳心人"阶层的誓愿；有一位很早就随父母出国的"小海龟"，对回国发展的动机说的更加简单："有一年，我回国旅游，在北京王府井吃了一顿馄饨和包子，吃得快撑死了，才两块钱人民币！当时我想，要是我回国工作，就可以天天吃这样既好吃又便宜的饭了！"甚至还有一位自己创业的老板"海龟"笑着说，他回国就是因为可以在中国"天天泡妞"。
当然，也许"吃饭说"和"泡妞说"更多的是戏言。即使是"乡愁说"和"梦破说"，也无法完全说透为什么一直到近年来"海归"才成为一个景观的深层原因：对许多早就出国的海外游子来说，"乡愁"其实一直绵绵不断，国外"淘金梦"也并非刚刚破灭，但为何迟迟不归？
高薪诱"龟"
伍雪君是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市的中国著名互联网公司"网易"的产品部高级副总裁。当我带着种种预先的联想和假设，在北京王府井以东"东方广场"的那一大片新潮、豪华的写字楼群中找到她时，我为她的朴素无华、随和坦率感到惊讶。她甚至不忌讳谈论她的收入。
伍雪君曾经有过两次"海归"的经历：第一次是九十年代末，当时"网易"的老板把她从美国西雅图的一家电脑公司挖过来，薪水一点儿也不比美国同行业的标准低；后来因为"不适应"中国的企业文化，她又回到了美国，继续从事电脑技术工作，但不巧赶上了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从事这一行业的她的朋友有"百分之五十都被辞退"，"经过一个星期的反复考虑"，她又"二进宫"，回到了中国的"网易公司"，这一次则晋升到公司的管理层，薪水"即使换算成美元"，也比她在美国公司的收入要高一大块。
"网易"是一家中国民营公司，并非外企，但也能以与美国公司相当或更高的收入，到美国高薪的行业"挖人"。这一点似乎说明了问题。也许"网易"的例子并不典型，因为"网易"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的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但即使是这样的中国公司，能够具备雄厚的财力去美国"挖人"，这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王波明1980年出国，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现在担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他甚至告诉我，中国某些效益好的国营公司也能提供与国外相匹敌的高薪："我最近碰到一个海龟，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在美国著名电脑公司惠普公司工作了十几年，他回国后在一家国营的大公司工作，他的薪水比美国的薪水还要高。现在很多国内的上市公司为了争夺人才，有时候付的工资已经能够和国际的水准拉齐了。"
洋轮载"龟"
当然，吸纳"海龟"更多的还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合资企业。
上海衡山路是一条远近知名的以"海龟"和类似"海龟"的高薪阶层人士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酒吧一条街"。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在外企工作的"海龟"们在这条街上的一家酒吧的后花园中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漫谈。
萧震是德国盖米集团上海代表处的中国区总经理，梁力彤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张蒙是美国一家名为克莱尔的货运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总裁。听起来，他们的头衔都挺吓人，但他们都是三十岁出头的人，他们的性格、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周末、甚至平常下班后经常到这种一杯酒动辄五、六十元人民币的场所来"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他们不是来喝酒，而是来喝"情趣"、喝"格调"、喝"身份"、喝"地位"的。
他们三人都曾经在西方工作过，他们来中国是作为晋升被公司派来的，因此现在的薪水比他们在海外时还要高。用萧震的话讲，如果现在他还在德国的公司总部工作，他最多只能是一个工程师，从事技术工作，永远无望从事目前的管理工作，作一个大区的总经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是自己穿越大洋游回到陆地、攀爬到岸上的，而是由那些被中国的商机吸引来的"外国船"载运而来的，当然，他们是主动、自愿上船的。
笼中困"龟"
第三种"海龟"，则是回国自己创业的人。他们回国的目的更为明确：回中国挣大钱──过去出国"淘金"，如今回国"淘金"。
总而言之，"海归"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条不能忽视：收入。利益驱动导致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出国潮，也促成了世纪之交的"海归热"。近年来，由于中国持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西方各大公司对中国市场趋之若鹜，部分沿海大城市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使许多"海龟"的收入与西方同类职业具有了可比性，从而为"海归现象"的出现创造了物质条件。
不过，不要误解，并非所有"海龟"都是春风得意的"成功者"。
与伍雪君道别，走出琼楼玉宇的"东方广场"，我拦住了一辆夏利牌出租车。头脑中仍在进行着"十万美元年薪、另加股份"相当于多少人民币的折算，我心不在焉地问出租车司机：
"您干这行多少年了？"
"不瞒您说，二十年前我就开出租车。"
"那您可是老出租车司机了！"
"说老也成，说新也成。这二十年中，我开过餐馆，也出过国，赚过大钱，也见过大世面，如今又两手空空，只好重操旧业，又开起出租车来了。"
"您也出过国？！您去的是哪个国家？"
"我去的是东欧，呆了好几个国家，人称国际倒爷。确实赚了许多钱，但我这人好赌，赚的钱都输光了，连做生意的本钱都赌没了，只好回国。"
"那您也是'海龟'啊！"
"不错，我是'海龟'：我下过海，出过洋，如今像乌龟一样，天天'龟缩'在这个像龟壳一样的夏利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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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三谈：小鱼和大鱼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肯定不是万能的。"
──谈到"海归现象"的原因，一个"海龟"把九十年代初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办公室的故事》中的一句"名言"稍加改动，对我这样说。
那句"名言"的原话是这样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一眼看穿二十年？
田军曾经在中国国家物价局从事价格改革的研究和决策工作，在英国留学时，曾经担任英国的中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拿到博士学位后，田军进入了伦敦金融城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收入颇丰。如今，他在中国广州白云机场工作，是中外合资企业──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自然，收入有所提升，或至少具有"可比性"，是他作出"海归"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甚至是一个前提，但这个决定又不能完全用一个"钱"字来解释。
谈到当时权衡是否回中国发展的其它考虑因素时，田军说："当时我在伦敦金融城的工作还是蛮顺的，而且当时我们为二、三十家排在世界500强的大公司提供投资银行和咨询的服务，各方面的业务也做的很好，收入也蛮好，但是，久了以后，就有一种感觉：毕竟那不是你的国家，你很难进入一种非常高的层次，来改造社会和影响社会，另外，因为英国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稳定发展阶段，你就感到创意不够，激情不够，更多是一种平稳。在回国前，我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可以预期到我在英国十年后、甚至二十年后的生活模式，我可以预期到我未来会住什么样的房子，挣什么样的工资，开什么样的车，星期一到星期五做什么，周末做什么，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看得那么清楚，就没有什么刺激，没有什么挑战性了。回国以后，虽然有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做许多对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的影响更有意义的事，比国外的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更具有挑战性。"
"香蕉"也成"海龟"
如果说田军去英国留学前曾经在中国"参与过改造社会、影响社会的工作"、从而"种下了后来海归的根"的话，那么，很小就跟随父母移民海外的黄怡、李天健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如今在北京创立了自己的首饰设计公司的黄怡和在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服务器软件销售总监的李天健是一对恋人，黄怡是10岁时跟随父母移民美国的，李天健是在中国念大学念到一半时跟随家人移民澳大利亚的，黄怡上小学和中学时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白人，李天健在澳洲续读大学和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同学、同事也大都是白人，用他们的话说，他们都因此成了黄皮白心儿的"香蕉"华人，李天健在澳洲一家造船厂工作时还学会了用澳洲土语与同事开玩笑、说脏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离开已经"扎根"的"第二故乡"，加入回流的"海龟"行列呢？
在回答我这个问题时，李天健讲了他本人的一个小故事：当他离开那家澳洲造船厂、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时，因为自己的中国原居地和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双重背景，他同时参加了亚洲同学会和澳洲同学会两个课外的俱乐部，但后来渐渐发现，他更加为亚洲同学会的活动所吸引，而对澳洲同学会举办的橄榄球、板球活动不感兴趣──就在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更认同中国文化，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
黄怡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上中学时，她的同学和玩伴基本上都是白人，由于年龄小，她半被动、半主动地融入了那里的白人主流文化，但当她来到费城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读大学时，当地居民和她的同学有许多不同的种族，华人也很多，尽管有人说美国是一个"种族大熔炉"，但她却发现，各个种族彼此隔离得很深，她在那时才突然发现，不管她的国籍是什么，在文化上，她其实还是一个中国人。
有趣的是，这对恋人最终作出"海归"决定也有类似的契机：黄怡在大学三年级参加"海外留学和工作项目"时，选择去中国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之后又去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的中国分部实习了一个暑期，这七个月的经历，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离开在美国的父母，回到中国工作和创业。李天健学成择业时，则面对去中国、留美国、还是回到家人所在的澳州这三种去向选择，而导致其理智权衡的天平偏向"去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2000年学校组织的去中国参观十天的机会和后来在中国杭州暑期实习的经历。这都是他们两人离开中国多年后的第一次回国经历，中国的变化让他们"震惊"，用黄怡的话说，离开中国时，中国给她的印象是"灰色的"，而首次返回时，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生活的内容，中国都是"多彩多姿"的。
更重要的是"成就感"
在谈到"海归"的动因时，黄怡和李天健基本上没有提到"收入"因素。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们说，他们最初回到中国时的收入，比他们在美国商学院的同学低一大块，但他们更看重的是两点：第一，是未来收入增加的前景，第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对某种"成就感"的期盼。
李天健表示，如果他选择留在美国或回到澳洲，他绝对不可能像他在中国一样，在毕业后如此短的时间里升到一家全球知名大公司的中层管理者的位置。
黄怡回国后，先在一家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做了两年，后来又毅然决然地自己创业，开办了自己的首饰设计公司。她说，她在美国的同学大都满足于为大公司打工，因为美国是一个高度发展、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自己创业不仅风险大，而且收入也不如为大公司打工，而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机会非常多，在中国的创业风险也许比美国大，但回报率比美国大得更多。
她说："如果在美国，我可能也会选择为大公司打工，但那样，我只能是大池塘中的一条小鱼，如今，我在中国自己创业，我可能是小池塘中的一条大鱼。"
李天健今年35岁，黄怡今年只有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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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四谈：“海龟”变“海带”？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回到英国后，一位同事见到我就说，你还采访什么"海龟"啊，你看看网上说的，现在"海龟"都变成"海带"了！
我马上上网，找到了他说的那篇文章。原来，那是中国《武汉晨报》的报道，说的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变成了待业的"海待"人士。
但我纳闷，我在中国近一个月，通过不少朋友打探，怎么就没有找到一直在待业的"海带"呢？
另外一个同事听我如此说，笑了笑："怎么会呢？我就有一个熟人，从英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我如获至宝："能不能在电话中与他聊聊？"
"不可能！"这位同事斩钉截铁地说，"他绝对不会跟记者谈这种事的！"
藏龙卧虎的IT业
其实，我一到中国，就有意识地想找两类"海龟"谈谈：一类是回国后春风得意的，另一类是回国后灰头土脸的，包括目前正在待业的"海带"。
但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不仅找不到"海带"，也找不到那些虽然有了工作，但不称心、不如意、或实际薪水与期望有很大落差的"海龟"。
不过，仔细回忆一下，我也听到朋友谈起过张三、李四"海归"后一直不顺的，但朋友一提起我，对方马上婉拒。
号称中国"亚马逊"的网上书店──当当书店的女老板俞愉，是我通过熟人认识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采访结束后，我就提出了让她引见一些不像她那么成功的、仍在艰苦挣扎的"海龟"的要求。她认真地思索了一下，告诉我几个人的姓名、电话。
我一个不拉地打了电话，并登门拜访。他们对我都客气地接待、寒暄、并掏出名片，不过，他们都是信息技术产业（IT业）的总裁、副总裁，也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还热心地按我的要求介绍了新的"海龟"，但新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也是这个行业的"成功人士"。
几天下来，除了"无心插柳"碰上的一个从东欧回来的出租汽车司机之外，我接触的全是自我感觉良好的高薪"海龟"。
一直到一个自称"戴维"的副总裁坦率地指出了我的方法的弊病："你不应在我们这些人中间顺藤摸瓜，一来我们的朋友圈子全是IT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二来这个行业中仍然在中国混的海龟，收入都比在国外高，不高的话，早就打道回府，又回流到西方发展了。在美国硅谷，随便作个程序员，年薪也有七、八万美元。"
他的劝告是：你应该换个行业找找看。
月薪千元的律师
我按照他的说法，换了个行业：律师。虽然没有找到"现在进行时"的"海带"，但找到了一个前"海带"和一个艰苦挣扎、蹒跚而行的"海龟"。
梁远川出国前一直在四川一个小地方工作，后来在澳大利亚拿了两个法律硕士学位，2001年回国，来到首都北京，打算从事律师工作，但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关系，没有客源，为了糊口，便决定先从律师助理干起，他向京城的许多律师事务所发了求职信，最后终于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决定聘用他，月薪一千元人民币。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国外的两个硕士学位，头上罩着光环的"海龟"，高收入的律师职业，生活费用高昂的中国首都，二十一世纪，但月薪却只有一千元人民币，还不如某些进城打工的农民！但这就是摆在梁远川面前的现实。他接受了这份职位。尽管如此，一个月后，聘用他的律师竟然解雇了他。
他换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月薪高一些：试用期三千五，试用期之后五千，但与动辄收入上百万的律师职业仍不相称。没办法，律师行业不像IT业，"海龟"的光环并不炫目，除非你从事的是涉外法律业务，否则，国外的学位、经验、甚至外语一钱不值，而熟悉中国国内的法律、熟谙京城的各种关系、多年的业务实践和经验积累才是财富之源。无人引见，你连涉外律师事务所的门也进不去。他只有接受现实。他换了四、五家律师事务所，至今也没有稳定的客源、正式的名份和固定的办公室。也许是因为他在林大鸟多的京城混的时间还不够长，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在京城的律师业中混出点儿名堂来的。
曾经待业的美国律师
胡晓晖也是律师，"海归"后曾经有过四个月的"海带"经历。
胡晓晖是北京人，大学是学旅游的，1995年去美国，改行读法律，毕业后考取了美国的律师资格，并在美国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两年前回国，最初的目标是想进入外国律师事务所的驻华代表处工作，所以给在华的几乎所有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都发了求职信，但没有任何回音。说来也有讽刺性：他以为他曾是美国执业律师，在中国申请外资律师所应该不成问题，但如今他认为，他没有中国的法律学位和执业经验恰恰是外资律师所拒绝他的主要原因。
他在家"待业"四个月，最后只有一家上海的外资律师所对他感兴趣，但他不想离开故乡，因此改变初衷，转而向北京的国内律师所求职，最终找到了一家处理涉外法律业务的国内律师所。但缺乏中国法律知识和经验又成了他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他不得不拿出大块的时间补习中国法律，准备中国律师资格的考试。最近，他刚刚考完这种资格考试，正等待考试成绩。所以，"海归"两年来的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用于求职、补习和准备应考之上。
但他说，即使如此，他也不后悔，因为这是从美国律师转为中国律师的必经之路和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有用的海外经验
其实，即使是IT业如今的总裁、副总裁们，也并非都是自"海归"那一天起就一路被成功、荣耀的大潮托举在波峰之上，一帆风顺而来。
吕春维现在是北京珠穆朗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总裁，他曾经在美国微软公司工作过，业余时间还在美国先后创立了网上商城"中国鼠标"（chinamouse.com）和"中华商务网"（ourchina.net）。但据他说，他当初从美国"海归"中国之时，恰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IT业跌入波谷之际："我2000年3月回国，4月纳斯达克股市就全盘崩溃了。我刚好是赶到尾巴上回来了。我不像有些人，如后来经营亿唐网的人，1999年美国IT业尚处浪尖之时，他们在美国赚到了很多钱，我却赶上了波谷，没有带回很多钱，所以，说是'海龟'，但回到中国后，仍然要像'土鳖'那样，找到真正能赚钱的地方，能养活自己。在国内创业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许多的挫折，经历了许多、许多的痛苦，但最后我仍然坚持过来了。"
"忘了是谁说的了，"吕春维引述了一句英语名言，像是对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永远不要放弃）"
就连中国"亚马逊书店"的女老板俞愉，也否认自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在讲述了自己回国创业的艰辛之后，她淡淡地说："我在我们公司里常说的一句话是，被资本家修理过的人就是好用。我觉著，我在美国这十几年被资本家修理过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一种吃苦的精神，是一种追求上进、追求完美、追求进一步结果的精神，我觉得，有这种精神，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都能去推动一个人做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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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五谈：海龟是两栖动物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来到上海，才从老同学那里得知，阿龙也回国了。
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颇感意外：怎么，连阿龙这样的真心喜欢西方生活方式、死心塌地想在澳洲扎下根去的人也回国了？
我于是全力以赴，搜寻他的下落，但一直到我登上离开上海的飞机前一个小时，才在浦东机场通过手机与阿龙通上了话。我们一直谈到我恋恋不舍地关上手机、登上飞机为止。
甘心"沦"为蓝领
阿龙和我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一寝室的室友。说实话，我出国还是受了他的影响。
上大学时，阿龙是我们班的班长，毕业分配时，他因为学业优异而留校任教。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席卷了中国大城市的出国潮中，阿龙算是一个捷足先登者，他抛弃了颇受世人羡慕的大学教职，以学语言为由前往澳大利亚，说白了，就是以学语言为幌子去打工。当时，去澳洲或赴日本"学语言"，是因种种原因无法去欧美大学深造的中国人的最佳选择，那时中国的大城市中，不管是文人学者，还是机关官员，似乎都不乏那些甘愿"沦落"到异国他乡的"蓝领阶层"的人，因为当时中国"白领阶层"的收入还比不了西洋、东洋"蓝领工人"们半天打工的薪水。
他出国不久后，给仍在中国的我来过信，称他在澳洲已经觉着"乐不思蜀"了，让我颇为感慨，也很是羡慕。后来，他把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同样留校任教的老赵也给"煽动"到澳洲打工去了，据说，当年的这一对班长、书记在澳洲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同租一房，同扫一店--他们俩在同一间超级市场当清洁工。阿龙还差点儿把我给"煽动"到澳洲去，我因为经济担保有些问题，没去成澳洲，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申请留学加拿大倒最终办下来了。不管去哪儿，我最后下定出国的决心也与阿龙寄自澳洲的多封煽情的来函有关。
在加拿大期间，我也收到过阿龙的来信，但语气有所变化，更多的谈到国外求生的艰难：他换了一份工作，到工厂打工，但经常受到一个据他说是种族主义者的白人工友的欺凌，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一拳把对方的鼻子打出了血，他被对方告到了法庭，工作也因此丢了；另外，被他鼓动到澳洲的老赵干清洁工干了三年，一直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解决身份的前景也十分渺茫，恰逢老赵所在系的系主任向所有在海外的该系教师发出回国的邀请函，老赵便永远告别了澳洲打工生活，返回国内母校任教。
尽管如此，阿龙仍然不肯轻言放弃，因为他真心喜欢澳洲美丽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闲适自由的生活方式，解决了身份以后，阿龙把打工的积攒用作学费，开始攻读澳洲的法律学位，又做起了在澳洲当律师的梦......
如今，怎么连阿龙这样想坚守海外的人也回国了呢？但当我想触及这个话题时，登机的时间到了，我不得不中断交谈，关上手机，登上了赴深圳的飞机。
后来，我回到山东老家，才与阿龙恢复了电话联系。他说要专门来山东看望我，我便等待见面后再细谈。
"找不到北"
在山东期间，通过朋友介绍，我又见到了两个"海归"的画家。一个是济南的自由画家徐川青，他在奥地利生活了十年后回国发展；另一个是山东美术馆的专业画家刘德润，他在美国、法国生活了多年后，又重新返回原来任职的美术馆。
刘德润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知名画家，但他比较"内秀"，不善言谈，用他朋友的话说，他的话都在他的画中说尽了；徐川青则非常健谈，在一次朋友聚餐活动中，他听说我对"海归现象"很感兴趣时，便借着酒劲对我说："今天我要发泄、发泄。"
徐川青当年出国，用他的话说，是打算"跺一跺脚、一去不回头"的。出国前，他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曾经担任刘德润所在的山东美术馆的馆长，但一场莫名其妙的冤枉官司使他不仅丢了官，而且系狱数年。后来传媒谈到他出国的心境时曾经用了"流亡维也纳"一语。然而，十年后，他又回到了当初打算永远辞别的故国、甚至故乡。
徐川青的故事在一度滞留西方的中国画家中颇为典型。作为画西洋画的画家，他们来到西方，带有某种"朝圣"的意味，但语言、文化的隔膜使他们难以进入主流的艺术圈子，而远离画熟悉了的本土题材来源又使他们丧失了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为了求生，他们不得不靠街头卖画为生，甚至彻底改行，即使像陈丹青、陈逸飞这样的在西方取得商业成功的画家，也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求，画一些自己不熟悉、不喜欢的题材。为了生存，徐川青不得不从事一些与画没有关系的商业活动，他办了两个公司，一个是市场公司，另一个是文化公司，倒卖一些山东青岛的工艺品，"算是与艺术勉强沾点儿边"。
徐川青也在奥地利办过画展，但参加画展酒会的外国人最多也就是"端着个盘子和你聊聊"，然后却拂袖而去，最后买画的还是主办人，包括主办者机构的会计也买一张画，"算是对你的一个安慰"。
徐川青对同样"海归"的著名画家陈丹青最近接受河北电视台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很有共鸣：陈丹青说，当年他在西方虽然商业上颇为成功，但面对购画的买家，他却有一种"妓女心态"。
谈到"海归"的动机，徐川青淡淡地说："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就是找不到北（意为"找不到感觉"--编者注）我回来，就是想静下心来画画。"
刘德润可能比较走运，他在美国卖画的成绩不俗，但他也回来了。回来的原因，用刘德润本人的话来说，是因为他的工作单位--山东美术馆警告他说：再不回来，公职和房子就没有了。但他的朋友司自兴说，刘德润在美国畅销的画，其题材都是山东沂蒙山区的人物、草木，也许美国是他的市场，但沂蒙山区却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他不在那里踩一脚牛屎就不舒服！"
去国十年，中国的变化让"海归"的徐川青感慨万千。在他出国前，中国在性意识上还是一个很蒙昧的国家，八三年"严打"，作为画家经常画裸体模特儿的他却因为"收藏裸体人像扑克牌"的荒唐罪名被判刑多年。如今，中国的性开放程度却让他这个在西方住了十年的艺术家也目瞪口呆。且不说各种场所公开拉客的"小姐"们了，即使他每次随意从家中出来，都会看到门前小摊上摆满了比他当年因此获罪的"裸体扑克牌"远为暴露的画册，每次他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荒唐感"。
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晚上，接到阿龙的电话，他说，他现在在上海当律师，刚接了一个有关知识产权的案子，特别忙，来不了山东了。
"来不了，我们就电话中好好谈谈吧。"我说。
阿龙确实想在澳洲扎下根去，他什么都试过了。他读了一个法律硕士学位，毕业后开了一个移民法律事务所，但由于他长着一个东方人的脸，他的生意清谈：白人不会找他办移民，华人也更相信白人律师能把他们的身份办下来。他不得不在没有客户的大部分时光中靠开出租车维生。后来，他又读了一个会计师学位，指望学成后开一个可能较容易赚钱的会计师事务所，但毕业后，他发现情况也好不了太多：他的东方人面孔是他吸引客户的最大障碍。生活虽然没有缺衣少食之虞，但不死不活的状况让他觉着活得不畅快，更重要的是，他在澳洲这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总是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
使他动了"海归"之念的是他的一个老同学。此人也曾在新西兰漂泊多年，后来回国，在上海做律师，经常在电子邮件中向阿龙描述在中国干律师的"火"劲，鼓动阿龙也回来。加上太太在澳洲一直没有工作，天天抱怨，阿龙终于下定决心，于今年四月份返回中国，加盟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
然而，半年多下来，他发现，情况并非老同学说得那么美妙。他毕竟离开中国近十五年，且不说对中国法律已经生疏，即使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也难以体察意会，更别说做出迅速、得体的回应了，而对一个想在中国作"大"律师、并因此挣大钱的人来说，这种迟钝、木讷恰恰是一种致命伤。
更让他感慨的是，他发现，他很难在中国找到相对的满足感。在他过去的同学、熟人中，从政的最高已经混到国家的正部级，从商的也有许多大公司的老总，任教的则大多是教授、博导，干律师的年收入也有达到二、三百万元人民币的，而他却要跟刚出校门的新手竞争一些小案子，照他目前的态势来看，他一年挣十万元人民币都成问题。就连比他早许多年回国的老赵也混到了教授和系副主任的位置。他常常听到熟人说，"你出去这一圈干什么？""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我不知道我们谈了多长时间。我只是有一个感觉，像阿龙、徐川青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当年满怀憧憬出海，以为海上世界要比陆地上好，但经过一番海上的风浪，他们又身心疲惫地"海归"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命中注定还要在陆地上生活。然而，他们回来后，发现陆地上的景观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他们出海前所熟悉的那个陆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占据了。
当我把这个感觉说给阿龙听时，阿龙在电话中沉默了许久。最后，他缓缓地、字斟句酌地说："你说得很对，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但你这是从世俗的价值评判标准看这一问题。我们学校有一个比我们高一级的校友，他比我出国还早，最近他也从美国'海归'回来了。我们也常谈起这个问题，他有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没有出过国的人，不管他们国内混得多好，他们只活了一次；我们出过海，如今又海归，我们算是活了三次。'他的这句话使我换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经历。如果以金钱和功名来评价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失败者，如果以人生体验的丰富程度来评估我们的一生，我们是大富翁。"
他说，他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他已经不轻松地回来了，就不会轻易地再次离去。他说，他还想再试几年。毕竟，他有国外的学位、经验、语言，这些优势是从未出过国的人比不了的。他还说，其实人往往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就连只在澳洲混了三年就回国、没有拿到澳洲身份的老赵，也羡慕他有澳洲身份，可以来去自由。
回到英国后，我对这一现象想了很多......
据说，海龟是两栖动物，既能生活在海洋中，也能生活在陆地上。海中的鱼瞧不起它，陆地上兽也瞧不起它。但一旦全球变暖，海水淹没了陆地，或者一旦新的冰川纪来临，海洋的面积缩小，海鱼和陆兽就不会再说海龟的风凉话了。
（注：应同学之要求，此文未用他们的真名。）
转贴BBC中文网《海归面面谈》之六
海归六谈：反向"淘金"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十年前，我在加拿大多伦多街头邂逅了在唐人街寻找"剥葱头"之类工作的前北京同事，十年后，我在山东老家邂逅了在中国作合法"人贩子"生意的加拿大熟人。短短十年，中国经济从"六四"后前景不明的局面中走了出来，到今天呈现出某种繁荣景象，中国人的"出国潮"也开始出现某种回流趋势，人称"海归现象"。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其实，自从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重新开放公私出国留学、经商、旅游的大门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出海热"至今方兴未艾，其中的留学潮已经从最初的公费公派，扩展到自费打工，到今天更延伸到有钱人送孩子到海外读大学本科，甚至读中、小学，也就是那种既不靠公费、亦无须打工的"小留学生一族"，但今天与二十多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过去是多数中国人出国为了"淘金"，即使"白领"也心甘情愿"沦"为海外"蓝领"，滞留不归；如今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出国只为"镀金"，学成后则打算回国"淘金"，再加上还有许多早期出国并留在海外的老留学生，为种种国内"淘金者"的故事所激动，蠢蠢欲动，想挤入蔚成景观的"海龟"大军。至于当年有多少人出国"淘金"美梦破碎、今天又有多少人回国"淘金"宏愿落空，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据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最近的一篇报道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不包括公私出国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其中公派留学生为6万多人，目前共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正在海外就读。
该报的这篇报道还说，"海龟"队伍在近几年日益壮大，仅2002年就有超过1.8万人回国，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是一个专门研究全球人才流动的社会学家，他本人也是曾经留学英国的"海归派"人士，他认为，虽然总的来说，中国还是处在人才往外流的阶段，但这些年有一个变化，学成的中国留学生要面对欧美人才市场饱和程度和就业机会的问题，已经就业多年的，则要面对职业晋升艰难的问题，而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了一个至少发展势头还不错的情况，机会也比较多，第一个真正的回流浪潮其实是1997年香港回归，97年以后连续两、三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留学生从欧美到香港就业，补上了97年前许多香港专业人士移民国外留下的职位空缺；第二个浪潮才是最近这三、四年，这次是回大陆创业或工作，包括举家回国定居的和仍然"一家两国"的，虽然回流者与滞留不归者相比还是少数，但其规模是198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每一年回国的都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甚而至于在北京、上海，回国留学生现在找工作都很难了，以前，只要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基本上都是抢着要，现在，哪怕你是一个国外名牌大学的副教授，虽然也还能找到工作，但必须转一圈，找好几家才能找到。
中国将走台湾的路？
谈到"海归"为什么能够在近些年来成为一种"现象"，从英国"海归"中国的北京昌盛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骏说，促使许多留学生回国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强大了，中国赶上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过去，在世界这个大游戏里，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中国是没有人带你玩儿，今天是人家不能不带你玩儿。就拿我这个领域来说，十年前，我去马来西亚槟榔岛，当时全球500家大公司中有300家在那里设有工厂、办公室，而今天，90%的东西，不管是生产、不管是企业、不管是研发机构，都挪到中国来了。很简单，中国分量不一样了。那作为海外的中国人，他回来，第一，他有归属感，第二，他有机会，不管是赚钱也好，发展事业也好，这些在外面的人突然发现，你回来，你才有更大的价值。"
王骏还把中国大陆的"海归现象"与台湾早些时候出现的类似现象加以对比："台湾和我们的进程一模一样。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台湾人出国很困难，国民党不让走，生怕学完以后跑到大陆去，对出国留学有很多限制，所以那个时候走的人，出去以后都不回去了，就像我们当时出去一样，有一种觉着终于逃出了牢笼一样的感觉。但是，十年以后，七十年代末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台湾半导体和IT业的发展，因为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再看看，自然而然，有很多有能力的人，很多美国硅谷的高薪人士和大老板，都跑到台湾去创业。"
可是当初中国开放留学大门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对人才回流的吸引力，许多人认为，在全球的人才争夺战中，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不太可能走先苦后甜、先窄后宽的"台湾道路"，而更有可能重蹈某些发展中国家举国精英都被西方吸引走的覆辙。
后来的大量例子也似乎证实了那些悲观者的担忧。就连中国的教育学家和政协委员都在哀叹，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竟然成了欧美大学的预科班。据说，清华大学许多班级的同学聚会都是在美国召集，因为那里是全班同学最集中的地方。
但学经济学的田军早在十年多前就认定，台湾的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
1992年，现任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田军还在英国留学，那一年，他与另外15名留美、留英的大陆经济学者前往台湾考察，对许多回归的台湾留学生后来成为商界、政界精英的例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们曾经议论，也许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中国大陆也会走上台湾这条道路。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田军早已回归，回忆当年他们在台湾的议论，他说："应该说，基本上我们议论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中国走到今天，中国留学生回归的比例、人数以及在政府、经济界、教育界发挥的作用，可以和台湾留学生在台湾发挥的作用相比了。"
"海龟"们的"淘金观"
当然，对于回国能否"淘"到"金"，不同的"海龟"则有不同的看法。
从加拿大"海归"的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强说，如果你只想挣高级打工的钱的话，国外是一个打工的更好的地方；但如果你想创业的话，目前来说，中国是一个创业的非常难得的好地方。他还引述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说：如果你想做中国生意，你就应该回到这个生意的中心──也就是中国──去做。
但我的同学、从澳大利亚"海归"的上海律师阿龙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多机会，但能否淘到金，还要看每个人的能力、运气，"你作律师每年可以挣到二、三百万，并不意味着我也能挣到这么多钱。"
从美国"海归"的深圳翰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裁袁建成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成熟了，法制也健全了，想通过投机、钻法律漏洞的方式，像过去那样一夜暴富，不那么容易了。
我在山东老家邂逅的那位加拿大"海龟"的"淘金观"则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是那种不是太穷、也不是太富的地方。中国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不违法也能赚钱。"
确实，他做的就是合法"人贩子"生意──帮助"大款"的独生子女出国留学。不是太富，所以想让子女到更富的国家留学；又不是太穷，所以能够拿得出钱来，让我的这个朋友大赚合法的"中介费"。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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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引谈：三次邂逅观潮汐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首先声明一下，下面写的都是真事儿，尽管听起来像杜撰。
据说，在我们地球上的茫茫人海中，"他乡遇故知"其实是概率极低的罕事，所以被列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但这样的事我竟然遇到过三次。
出国大潮
前两次不仅是"他乡遇故知"，而且是"异国遇故知"。事发时，我和"故知"们都异口同声地感叹："这个地球可真小！"
第一次还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街头上巧遇当年在中国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
这位前同事当时在中国京城的一个高墙深院的大衙门工作，因妻子在加拿大学习，他来探望妻子，对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所震惊，因而萌生滞留不归之念，我们巧遇之时，他正在唐人街寻找餐馆的招工启示，用他的话说，"即使找个剥葱头的杂工也成。"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一间游泳池中，我又邂逅了妻子中学时代的好朋友。
她曾在北京一家著名大学学电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出国潮中也试过申请美国深造，但因签证受阻而未能成行，后来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只要能出去，到哪个国家都成"的想法的支配下，涌入了出国大潮的东欧支流，在她后来所说的"比中国还落后的"保加利亚呆了多年。工作吗？也是在中餐馆做一份类似"剥葱头"的杂工。最终，又通过她不愿细说的"通道"，偷渡到英国来。工作性质有所"升级"：在伦敦唐人街的中餐馆里当女侍。
确切地说，第三次不是"他乡遇故知"，而是"故乡遇新朋"：今年我回山东老家探亲，遇到了过去在加拿大结识的新朋友。
我有一个亲戚，在山东省会济南市做合法的"蛇头"生意，也就是帮助新时代的"大款"把子女送往西方留学，顺便收点儿服务费，自然利润不薄。那天，我在他的办公室与他闲聊，听到隔壁办公室一个洽谈新时代"贩人生意"的洪亮声音颇为耳熟，但我又很快否定了第三次遇到"这个地球可真小"之奇遇的可能性，但受好奇心驱使，我还是到隔壁伸了一下头──嗬！邪门儿事又让我碰上了：我在老家碰上了在遥远的北国加拿大结识的一个新朋友！当年，他在多伦多大学拿到一个教育学博士学位之后找不到工作，曾经与我商讨合伙开餐馆的可能性。后来，他在一个社区服务机构谋到了一个薪酬不高的职位，但仍然抵御不住周围熟人所讲述的某某某、某某某回国发财的故事的诱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返回中国"淘金"来了。
"海归"回潮
我的这三次奇遇都发生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愈来愈密切的大时代背景下。但第三次又与前两次有着微妙、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差别：前两次奇遇透着落后中国的青年精英远走他乡寻求更好的生活、却不得不沦落社会底层的辛酸、苦涩的味道，如果说那两个故事属于中国青年人出国大潮的两朵浪花的话，那么，第三次奇遇则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世纪之交时悄悄兴起的一股"海归"回潮的波光帆影。
说来也具有讽刺意味，第三次巧遇的这位"海龟"（中国国内对"海归人士"的谑称），回到中国后从事的第一项业务却是协助中国"大款"们的子女"出海"。不过，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愈来愈紧密的联系。
近些年来，"海归"不仅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是留还是归"也是仍然滞留海外的大陆背景的华人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一块儿"心病"。这些年来，我与海外的这类朋友们聊天时，"海归"往往是我们绕来绕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今年我去中国探亲时，与亲朋好友介绍的一些已经回国的"海龟"们进行了或长或短的接触、交谈，试图对"海归"现象进行一番探讨。下面数篇文章就是此行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谈所议。
转贴BBC中文网“海归面面谈”之二
海归再谈:潮涌潮回谁驱动?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以来，其实一直有人出去，也一直有人归来，但如果说"出"后来渐渐演变为"潮"的话，"归"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叶，还只是"滴"，最多只能称为"涓涓细流"。
据说，"海归"最终成为一个"现象"，还是九十年代末、这个世纪初的事儿，加速这个"回流现象"的是全球经济的"一热一冷"：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吸引了许多想回中国"淘金"的海外华人，另一方面，西方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也使许多失业或择业机会暗淡的海外华人被迫返回中国寻找新的机会。
在我所接触过的大小"海龟"中，谈到自己"海归"的原因时，说法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也有"美国梦"、"澳洲梦"或其它什么"梦"的破灭；有对沦落西方"劳力人"阶层的不甘，自然也有重攀母国"劳心人"阶层的誓愿；有一位很早就随父母出国的"小海龟"，对回国发展的动机说的更加简单："有一年，我回国旅游，在北京王府井吃了一顿馄饨和包子，吃得快撑死了，才两块钱人民币！当时我想，要是我回国工作，就可以天天吃这样既好吃又便宜的饭了！"甚至还有一位自己创业的老板"海龟"笑着说，他回国就是因为可以在中国"天天泡妞"。
当然，也许"吃饭说"和"泡妞说"更多的是戏言。即使是"乡愁说"和"梦破说"，也无法完全说透为什么一直到近年来"海归"才成为一个景观的深层原因：对许多早就出国的海外游子来说，"乡愁"其实一直绵绵不断，国外"淘金梦"也并非刚刚破灭，但为何迟迟不归？
高薪诱"龟"
伍雪君是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市的中国著名互联网公司"网易"的产品部高级副总裁。当我带着种种预先的联想和假设，在北京王府井以东"东方广场"的那一大片新潮、豪华的写字楼群中找到她时，我为她的朴素无华、随和坦率感到惊讶。她甚至不忌讳谈论她的收入。
伍雪君曾经有过两次"海归"的经历：第一次是九十年代末，当时"网易"的老板把她从美国西雅图的一家电脑公司挖过来，薪水一点儿也不比美国同行业的标准低；后来因为"不适应"中国的企业文化，她又回到了美国，继续从事电脑技术工作，但不巧赶上了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从事这一行业的她的朋友有"百分之五十都被辞退"，"经过一个星期的反复考虑"，她又"二进宫"，回到了中国的"网易公司"，这一次则晋升到公司的管理层，薪水"即使换算成美元"，也比她在美国公司的收入要高一大块。
"网易"是一家中国民营公司，并非外企，但也能以与美国公司相当或更高的收入，到美国高薪的行业"挖人"。这一点似乎说明了问题。也许"网易"的例子并不典型，因为"网易"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的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但即使是这样的中国公司，能够具备雄厚的财力去美国"挖人"，这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王波明1980年出国，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现在担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他甚至告诉我，中国某些效益好的国营公司也能提供与国外相匹敌的高薪："我最近碰到一个海龟，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在美国著名电脑公司惠普公司工作了十几年，他回国后在一家国营的大公司工作，他的薪水比美国的薪水还要高。现在很多国内的上市公司为了争夺人才，有时候付的工资已经能够和国际的水准拉齐了。"
洋轮载"龟"
当然，吸纳"海龟"更多的还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合资企业。
上海衡山路是一条远近知名的以"海龟"和类似"海龟"的高薪阶层人士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酒吧一条街"。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在外企工作的"海龟"们在这条街上的一家酒吧的后花园中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漫谈。
萧震是德国盖米集团上海代表处的中国区总经理，梁力彤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张蒙是美国一家名为克莱尔的货运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总裁。听起来，他们的头衔都挺吓人，但他们都是三十岁出头的人，他们的性格、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周末、甚至平常下班后经常到这种一杯酒动辄五、六十元人民币的场所来"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他们不是来喝酒，而是来喝"情趣"、喝"格调"、喝"身份"、喝"地位"的。
他们三人都曾经在西方工作过，他们来中国是作为晋升被公司派来的，因此现在的薪水比他们在海外时还要高。用萧震的话讲，如果现在他还在德国的公司总部工作，他最多只能是一个工程师，从事技术工作，永远无望从事目前的管理工作，作一个大区的总经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是自己穿越大洋游回到陆地、攀爬到岸上的，而是由那些被中国的商机吸引来的"外国船"载运而来的，当然，他们是主动、自愿上船的。
笼中困"龟"
第三种"海龟"，则是回国自己创业的人。他们回国的目的更为明确：回中国挣大钱──过去出国"淘金"，如今回国"淘金"。
总而言之，"海归"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条不能忽视：收入。利益驱动导致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出国潮，也促成了世纪之交的"海归热"。近年来，由于中国持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西方各大公司对中国市场趋之若鹜，部分沿海大城市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使许多"海龟"的收入与西方同类职业具有了可比性，从而为"海归现象"的出现创造了物质条件。
不过，不要误解，并非所有"海龟"都是春风得意的"成功者"。
与伍雪君道别，走出琼楼玉宇的"东方广场"，我拦住了一辆夏利牌出租车。头脑中仍在进行着"十万美元年薪、另加股份"相当于多少人民币的折算，我心不在焉地问出租车司机：
"您干这行多少年了？"
"不瞒您说，二十年前我就开出租车。"
"那您可是老出租车司机了！"
"说老也成，说新也成。这二十年中，我开过餐馆，也出过国，赚过大钱，也见过大世面，如今又两手空空，只好重操旧业，又开起出租车来了。"
"您也出过国？！您去的是哪个国家？"
"我去的是东欧，呆了好几个国家，人称国际倒爷。确实赚了许多钱，但我这人好赌，赚的钱都输光了，连做生意的本钱都赌没了，只好回国。"
"那您也是'海龟'啊！"
"不错，我是'海龟'：我下过海，出过洋，如今像乌龟一样，天天'龟缩'在这个像龟壳一样的夏利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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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三谈：小鱼和大鱼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肯定不是万能的。"
──谈到"海归现象"的原因，一个"海龟"把九十年代初曾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办公室的故事》中的一句"名言"稍加改动，对我这样说。
那句"名言"的原话是这样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一眼看穿二十年？
田军曾经在中国国家物价局从事价格改革的研究和决策工作，在英国留学时，曾经担任英国的中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拿到博士学位后，田军进入了伦敦金融城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收入颇丰。如今，他在中国广州白云机场工作，是中外合资企业──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自然，收入有所提升，或至少具有"可比性"，是他作出"海归"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甚至是一个前提，但这个决定又不能完全用一个"钱"字来解释。
谈到当时权衡是否回中国发展的其它考虑因素时，田军说："当时我在伦敦金融城的工作还是蛮顺的，而且当时我们为二、三十家排在世界500强的大公司提供投资银行和咨询的服务，各方面的业务也做的很好，收入也蛮好，但是，久了以后，就有一种感觉：毕竟那不是你的国家，你很难进入一种非常高的层次，来改造社会和影响社会，另外，因为英国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稳定发展阶段，你就感到创意不够，激情不够，更多是一种平稳。在回国前，我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可以预期到我在英国十年后、甚至二十年后的生活模式，我可以预期到我未来会住什么样的房子，挣什么样的工资，开什么样的车，星期一到星期五做什么，周末做什么，一个人把自己的未来看得那么清楚，就没有什么刺激，没有什么挑战性了。回国以后，虽然有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做许多对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的影响更有意义的事，比国外的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更具有挑战性。"
"香蕉"也成"海龟"
如果说田军去英国留学前曾经在中国"参与过改造社会、影响社会的工作"、从而"种下了后来海归的根"的话，那么，很小就跟随父母移民海外的黄怡、李天健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如今在北京创立了自己的首饰设计公司的黄怡和在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服务器软件销售总监的李天健是一对恋人，黄怡是10岁时跟随父母移民美国的，李天健是在中国念大学念到一半时跟随家人移民澳大利亚的，黄怡上小学和中学时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白人，李天健在澳洲续读大学和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同学、同事也大都是白人，用他们的话说，他们都因此成了黄皮白心儿的"香蕉"华人，李天健在澳洲一家造船厂工作时还学会了用澳洲土语与同事开玩笑、说脏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离开已经"扎根"的"第二故乡"，加入回流的"海龟"行列呢？
在回答我这个问题时，李天健讲了他本人的一个小故事：当他离开那家澳洲造船厂、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时，因为自己的中国原居地和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双重背景，他同时参加了亚洲同学会和澳洲同学会两个课外的俱乐部，但后来渐渐发现，他更加为亚洲同学会的活动所吸引，而对澳洲同学会举办的橄榄球、板球活动不感兴趣──就在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更认同中国文化，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
黄怡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上中学时，她的同学和玩伴基本上都是白人，由于年龄小，她半被动、半主动地融入了那里的白人主流文化，但当她来到费城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读大学时，当地居民和她的同学有许多不同的种族，华人也很多，尽管有人说美国是一个"种族大熔炉"，但她却发现，各个种族彼此隔离得很深，她在那时才突然发现，不管她的国籍是什么，在文化上，她其实还是一个中国人。
有趣的是，这对恋人最终作出"海归"决定也有类似的契机：黄怡在大学三年级参加"海外留学和工作项目"时，选择去中国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之后又去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的中国分部实习了一个暑期，这七个月的经历，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离开在美国的父母，回到中国工作和创业。李天健学成择业时，则面对去中国、留美国、还是回到家人所在的澳州这三种去向选择，而导致其理智权衡的天平偏向"去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2000年学校组织的去中国参观十天的机会和后来在中国杭州暑期实习的经历。这都是他们两人离开中国多年后的第一次回国经历，中国的变化让他们"震惊"，用黄怡的话说，离开中国时，中国给她的印象是"灰色的"，而首次返回时，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生活的内容，中国都是"多彩多姿"的。
更重要的是"成就感"
在谈到"海归"的动因时，黄怡和李天健基本上没有提到"收入"因素。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们说，他们最初回到中国时的收入，比他们在美国商学院的同学低一大块，但他们更看重的是两点：第一，是未来收入增加的前景，第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对某种"成就感"的期盼。
李天健表示，如果他选择留在美国或回到澳洲，他绝对不可能像他在中国一样，在毕业后如此短的时间里升到一家全球知名大公司的中层管理者的位置。
黄怡回国后，先在一家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做了两年，后来又毅然决然地自己创业，开办了自己的首饰设计公司。她说，她在美国的同学大都满足于为大公司打工，因为美国是一个高度发展、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自己创业不仅风险大，而且收入也不如为大公司打工，而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机会非常多，在中国的创业风险也许比美国大，但回报率比美国大得更多。
她说："如果在美国，我可能也会选择为大公司打工，但那样，我只能是大池塘中的一条小鱼，如今，我在中国自己创业，我可能是小池塘中的一条大鱼。"
李天健今年35岁，黄怡今年只有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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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四谈：“海龟”变“海带”？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回到英国后，一位同事见到我就说，你还采访什么"海龟"啊，你看看网上说的，现在"海龟"都变成"海带"了！
我马上上网，找到了他说的那篇文章。原来，那是中国《武汉晨报》的报道，说的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变成了待业的"海待"人士。
但我纳闷，我在中国近一个月，通过不少朋友打探，怎么就没有找到一直在待业的"海带"呢？
另外一个同事听我如此说，笑了笑："怎么会呢？我就有一个熟人，从英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很长时间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我如获至宝："能不能在电话中与他聊聊？"
"不可能！"这位同事斩钉截铁地说，"他绝对不会跟记者谈这种事的！"
藏龙卧虎的IT业
其实，我一到中国，就有意识地想找两类"海龟"谈谈：一类是回国后春风得意的，另一类是回国后灰头土脸的，包括目前正在待业的"海带"。
但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不仅找不到"海带"，也找不到那些虽然有了工作，但不称心、不如意、或实际薪水与期望有很大落差的"海龟"。
不过，仔细回忆一下，我也听到朋友谈起过张三、李四"海归"后一直不顺的，但朋友一提起我，对方马上婉拒。
号称中国"亚马逊"的网上书店──当当书店的女老板俞愉，是我通过熟人认识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采访结束后，我就提出了让她引见一些不像她那么成功的、仍在艰苦挣扎的"海龟"的要求。她认真地思索了一下，告诉我几个人的姓名、电话。
我一个不拉地打了电话，并登门拜访。他们对我都客气地接待、寒暄、并掏出名片，不过，他们都是信息技术产业（IT业）的总裁、副总裁，也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还热心地按我的要求介绍了新的"海龟"，但新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也是这个行业的"成功人士"。
几天下来，除了"无心插柳"碰上的一个从东欧回来的出租汽车司机之外，我接触的全是自我感觉良好的高薪"海龟"。
一直到一个自称"戴维"的副总裁坦率地指出了我的方法的弊病："你不应在我们这些人中间顺藤摸瓜，一来我们的朋友圈子全是IT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二来这个行业中仍然在中国混的海龟，收入都比在国外高，不高的话，早就打道回府，又回流到西方发展了。在美国硅谷，随便作个程序员，年薪也有七、八万美元。"
他的劝告是：你应该换个行业找找看。
月薪千元的律师
我按照他的说法，换了个行业：律师。虽然没有找到"现在进行时"的"海带"，但找到了一个前"海带"和一个艰苦挣扎、蹒跚而行的"海龟"。
梁远川出国前一直在四川一个小地方工作，后来在澳大利亚拿了两个法律硕士学位，2001年回国，来到首都北京，打算从事律师工作，但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关系，没有客源，为了糊口，便决定先从律师助理干起，他向京城的许多律师事务所发了求职信，最后终于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决定聘用他，月薪一千元人民币。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国外的两个硕士学位，头上罩着光环的"海龟"，高收入的律师职业，生活费用高昂的中国首都，二十一世纪，但月薪却只有一千元人民币，还不如某些进城打工的农民！但这就是摆在梁远川面前的现实。他接受了这份职位。尽管如此，一个月后，聘用他的律师竟然解雇了他。
他换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月薪高一些：试用期三千五，试用期之后五千，但与动辄收入上百万的律师职业仍不相称。没办法，律师行业不像IT业，"海龟"的光环并不炫目，除非你从事的是涉外法律业务，否则，国外的学位、经验、甚至外语一钱不值，而熟悉中国国内的法律、熟谙京城的各种关系、多年的业务实践和经验积累才是财富之源。无人引见，你连涉外律师事务所的门也进不去。他只有接受现实。他换了四、五家律师事务所，至今也没有稳定的客源、正式的名份和固定的办公室。也许是因为他在林大鸟多的京城混的时间还不够长，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在京城的律师业中混出点儿名堂来的。
曾经待业的美国律师
胡晓晖也是律师，"海归"后曾经有过四个月的"海带"经历。
胡晓晖是北京人，大学是学旅游的，1995年去美国，改行读法律，毕业后考取了美国的律师资格，并在美国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两年前回国，最初的目标是想进入外国律师事务所的驻华代表处工作，所以给在华的几乎所有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都发了求职信，但没有任何回音。说来也有讽刺性：他以为他曾是美国执业律师，在中国申请外资律师所应该不成问题，但如今他认为，他没有中国的法律学位和执业经验恰恰是外资律师所拒绝他的主要原因。
他在家"待业"四个月，最后只有一家上海的外资律师所对他感兴趣，但他不想离开故乡，因此改变初衷，转而向北京的国内律师所求职，最终找到了一家处理涉外法律业务的国内律师所。但缺乏中国法律知识和经验又成了他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他不得不拿出大块的时间补习中国法律，准备中国律师资格的考试。最近，他刚刚考完这种资格考试，正等待考试成绩。所以，"海归"两年来的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用于求职、补习和准备应考之上。
但他说，即使如此，他也不后悔，因为这是从美国律师转为中国律师的必经之路和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有用的海外经验
其实，即使是IT业如今的总裁、副总裁们，也并非都是自"海归"那一天起就一路被成功、荣耀的大潮托举在波峰之上，一帆风顺而来。
吕春维现在是北京珠穆朗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总裁，他曾经在美国微软公司工作过，业余时间还在美国先后创立了网上商城"中国鼠标"（chinamouse.com）和"中华商务网"（ourchina.net）。但据他说，他当初从美国"海归"中国之时，恰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IT业跌入波谷之际："我2000年3月回国，4月纳斯达克股市就全盘崩溃了。我刚好是赶到尾巴上回来了。我不像有些人，如后来经营亿唐网的人，1999年美国IT业尚处浪尖之时，他们在美国赚到了很多钱，我却赶上了波谷，没有带回很多钱，所以，说是'海龟'，但回到中国后，仍然要像'土鳖'那样，找到真正能赚钱的地方，能养活自己。在国内创业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许多的挫折，经历了许多、许多的痛苦，但最后我仍然坚持过来了。"
"忘了是谁说的了，"吕春维引述了一句英语名言，像是对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永远不要放弃）"
就连中国"亚马逊书店"的女老板俞愉，也否认自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在讲述了自己回国创业的艰辛之后，她淡淡地说："我在我们公司里常说的一句话是，被资本家修理过的人就是好用。我觉著，我在美国这十几年被资本家修理过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一种吃苦的精神，是一种追求上进、追求完美、追求进一步结果的精神，我觉得，有这种精神，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都能去推动一个人做更大的事。"
转贴BBC中文网《海归面面谈》之五
海归五谈：海龟是两栖动物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来到上海，才从老同学那里得知，阿龙也回国了。
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颇感意外：怎么，连阿龙这样的真心喜欢西方生活方式、死心塌地想在澳洲扎下根去的人也回国了？
我于是全力以赴，搜寻他的下落，但一直到我登上离开上海的飞机前一个小时，才在浦东机场通过手机与阿龙通上了话。我们一直谈到我恋恋不舍地关上手机、登上飞机为止。
甘心"沦"为蓝领
阿龙和我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一寝室的室友。说实话，我出国还是受了他的影响。
上大学时，阿龙是我们班的班长，毕业分配时，他因为学业优异而留校任教。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席卷了中国大城市的出国潮中，阿龙算是一个捷足先登者，他抛弃了颇受世人羡慕的大学教职，以学语言为由前往澳大利亚，说白了，就是以学语言为幌子去打工。当时，去澳洲或赴日本"学语言"，是因种种原因无法去欧美大学深造的中国人的最佳选择，那时中国的大城市中，不管是文人学者，还是机关官员，似乎都不乏那些甘愿"沦落"到异国他乡的"蓝领阶层"的人，因为当时中国"白领阶层"的收入还比不了西洋、东洋"蓝领工人"们半天打工的薪水。
他出国不久后，给仍在中国的我来过信，称他在澳洲已经觉着"乐不思蜀"了，让我颇为感慨，也很是羡慕。后来，他把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同样留校任教的老赵也给"煽动"到澳洲打工去了，据说，当年的这一对班长、书记在澳洲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同租一房，同扫一店--他们俩在同一间超级市场当清洁工。阿龙还差点儿把我给"煽动"到澳洲去，我因为经济担保有些问题，没去成澳洲，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申请留学加拿大倒最终办下来了。不管去哪儿，我最后下定出国的决心也与阿龙寄自澳洲的多封煽情的来函有关。
在加拿大期间，我也收到过阿龙的来信，但语气有所变化，更多的谈到国外求生的艰难：他换了一份工作，到工厂打工，但经常受到一个据他说是种族主义者的白人工友的欺凌，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一拳把对方的鼻子打出了血，他被对方告到了法庭，工作也因此丢了；另外，被他鼓动到澳洲的老赵干清洁工干了三年，一直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解决身份的前景也十分渺茫，恰逢老赵所在系的系主任向所有在海外的该系教师发出回国的邀请函，老赵便永远告别了澳洲打工生活，返回国内母校任教。
尽管如此，阿龙仍然不肯轻言放弃，因为他真心喜欢澳洲美丽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闲适自由的生活方式，解决了身份以后，阿龙把打工的积攒用作学费，开始攻读澳洲的法律学位，又做起了在澳洲当律师的梦......
如今，怎么连阿龙这样想坚守海外的人也回国了呢？但当我想触及这个话题时，登机的时间到了，我不得不中断交谈，关上手机，登上了赴深圳的飞机。
后来，我回到山东老家，才与阿龙恢复了电话联系。他说要专门来山东看望我，我便等待见面后再细谈。
"找不到北"
在山东期间，通过朋友介绍，我又见到了两个"海归"的画家。一个是济南的自由画家徐川青，他在奥地利生活了十年后回国发展；另一个是山东美术馆的专业画家刘德润，他在美国、法国生活了多年后，又重新返回原来任职的美术馆。
刘德润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知名画家，但他比较"内秀"，不善言谈，用他朋友的话说，他的话都在他的画中说尽了；徐川青则非常健谈，在一次朋友聚餐活动中，他听说我对"海归现象"很感兴趣时，便借着酒劲对我说："今天我要发泄、发泄。"
徐川青当年出国，用他的话说，是打算"跺一跺脚、一去不回头"的。出国前，他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曾经担任刘德润所在的山东美术馆的馆长，但一场莫名其妙的冤枉官司使他不仅丢了官，而且系狱数年。后来传媒谈到他出国的心境时曾经用了"流亡维也纳"一语。然而，十年后，他又回到了当初打算永远辞别的故国、甚至故乡。
徐川青的故事在一度滞留西方的中国画家中颇为典型。作为画西洋画的画家，他们来到西方，带有某种"朝圣"的意味，但语言、文化的隔膜使他们难以进入主流的艺术圈子，而远离画熟悉了的本土题材来源又使他们丧失了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为了求生，他们不得不靠街头卖画为生，甚至彻底改行，即使像陈丹青、陈逸飞这样的在西方取得商业成功的画家，也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求，画一些自己不熟悉、不喜欢的题材。为了生存，徐川青不得不从事一些与画没有关系的商业活动，他办了两个公司，一个是市场公司，另一个是文化公司，倒卖一些山东青岛的工艺品，"算是与艺术勉强沾点儿边"。
徐川青也在奥地利办过画展，但参加画展酒会的外国人最多也就是"端着个盘子和你聊聊"，然后却拂袖而去，最后买画的还是主办人，包括主办者机构的会计也买一张画，"算是对你的一个安慰"。
徐川青对同样"海归"的著名画家陈丹青最近接受河北电视台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很有共鸣：陈丹青说，当年他在西方虽然商业上颇为成功，但面对购画的买家，他却有一种"妓女心态"。
谈到"海归"的动机，徐川青淡淡地说："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就是找不到北（意为"找不到感觉"--编者注）我回来，就是想静下心来画画。"
刘德润可能比较走运，他在美国卖画的成绩不俗，但他也回来了。回来的原因，用刘德润本人的话来说，是因为他的工作单位--山东美术馆警告他说：再不回来，公职和房子就没有了。但他的朋友司自兴说，刘德润在美国畅销的画，其题材都是山东沂蒙山区的人物、草木，也许美国是他的市场，但沂蒙山区却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他不在那里踩一脚牛屎就不舒服！"
去国十年，中国的变化让"海归"的徐川青感慨万千。在他出国前，中国在性意识上还是一个很蒙昧的国家，八三年"严打"，作为画家经常画裸体模特儿的他却因为"收藏裸体人像扑克牌"的荒唐罪名被判刑多年。如今，中国的性开放程度却让他这个在西方住了十年的艺术家也目瞪口呆。且不说各种场所公开拉客的"小姐"们了，即使他每次随意从家中出来，都会看到门前小摊上摆满了比他当年因此获罪的"裸体扑克牌"远为暴露的画册，每次他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荒唐感"。
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晚上，接到阿龙的电话，他说，他现在在上海当律师，刚接了一个有关知识产权的案子，特别忙，来不了山东了。
"来不了，我们就电话中好好谈谈吧。"我说。
阿龙确实想在澳洲扎下根去，他什么都试过了。他读了一个法律硕士学位，毕业后开了一个移民法律事务所，但由于他长着一个东方人的脸，他的生意清谈：白人不会找他办移民，华人也更相信白人律师能把他们的身份办下来。他不得不在没有客户的大部分时光中靠开出租车维生。后来，他又读了一个会计师学位，指望学成后开一个可能较容易赚钱的会计师事务所，但毕业后，他发现情况也好不了太多：他的东方人面孔是他吸引客户的最大障碍。生活虽然没有缺衣少食之虞，但不死不活的状况让他觉着活得不畅快，更重要的是，他在澳洲这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总是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
使他动了"海归"之念的是他的一个老同学。此人也曾在新西兰漂泊多年，后来回国，在上海做律师，经常在电子邮件中向阿龙描述在中国干律师的"火"劲，鼓动阿龙也回来。加上太太在澳洲一直没有工作，天天抱怨，阿龙终于下定决心，于今年四月份返回中国，加盟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
然而，半年多下来，他发现，情况并非老同学说得那么美妙。他毕竟离开中国近十五年，且不说对中国法律已经生疏，即使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也难以体察意会，更别说做出迅速、得体的回应了，而对一个想在中国作"大"律师、并因此挣大钱的人来说，这种迟钝、木讷恰恰是一种致命伤。
更让他感慨的是，他发现，他很难在中国找到相对的满足感。在他过去的同学、熟人中，从政的最高已经混到国家的正部级，从商的也有许多大公司的老总，任教的则大多是教授、博导，干律师的年收入也有达到二、三百万元人民币的，而他却要跟刚出校门的新手竞争一些小案子，照他目前的态势来看，他一年挣十万元人民币都成问题。就连比他早许多年回国的老赵也混到了教授和系副主任的位置。他常常听到熟人说，"你出去这一圈干什么？""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我不知道我们谈了多长时间。我只是有一个感觉，像阿龙、徐川青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当年满怀憧憬出海，以为海上世界要比陆地上好，但经过一番海上的风浪，他们又身心疲惫地"海归"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命中注定还要在陆地上生活。然而，他们回来后，发现陆地上的景观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他们出海前所熟悉的那个陆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占据了。
当我把这个感觉说给阿龙听时，阿龙在电话中沉默了许久。最后，他缓缓地、字斟句酌地说："你说得很对，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但你这是从世俗的价值评判标准看这一问题。我们学校有一个比我们高一级的校友，他比我出国还早，最近他也从美国'海归'回来了。我们也常谈起这个问题，他有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没有出过国的人，不管他们国内混得多好，他们只活了一次；我们出过海，如今又海归，我们算是活了三次。'他的这句话使我换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经历。如果以金钱和功名来评价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失败者，如果以人生体验的丰富程度来评估我们的一生，我们是大富翁。"
他说，他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他已经不轻松地回来了，就不会轻易地再次离去。他说，他还想再试几年。毕竟，他有国外的学位、经验、语言，这些优势是从未出过国的人比不了的。他还说，其实人往往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就连只在澳洲混了三年就回国、没有拿到澳洲身份的老赵，也羡慕他有澳洲身份，可以来去自由。
回到英国后，我对这一现象想了很多......
据说，海龟是两栖动物，既能生活在海洋中，也能生活在陆地上。海中的鱼瞧不起它，陆地上兽也瞧不起它。但一旦全球变暖，海水淹没了陆地，或者一旦新的冰川纪来临，海洋的面积缩小，海鱼和陆兽就不会再说海龟的风凉话了。
（注：应同学之要求，此文未用他们的真名。）
转贴BBC中文网《海归面面谈》之六
海归六谈：反向"淘金"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十年前，我在加拿大多伦多街头邂逅了在唐人街寻找"剥葱头"之类工作的前北京同事，十年后，我在山东老家邂逅了在中国作合法"人贩子"生意的加拿大熟人。短短十年，中国经济从"六四"后前景不明的局面中走了出来，到今天呈现出某种繁荣景象，中国人的"出国潮"也开始出现某种回流趋势，人称"海归现象"。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其实，自从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重新开放公私出国留学、经商、旅游的大门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出海热"至今方兴未艾，其中的留学潮已经从最初的公费公派，扩展到自费打工，到今天更延伸到有钱人送孩子到海外读大学本科，甚至读中、小学，也就是那种既不靠公费、亦无须打工的"小留学生一族"，但今天与二十多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过去是多数中国人出国为了"淘金"，即使"白领"也心甘情愿"沦"为海外"蓝领"，滞留不归；如今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出国只为"镀金"，学成后则打算回国"淘金"，再加上还有许多早期出国并留在海外的老留学生，为种种国内"淘金者"的故事所激动，蠢蠢欲动，想挤入蔚成景观的"海龟"大军。至于当年有多少人出国"淘金"美梦破碎、今天又有多少人回国"淘金"宏愿落空，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据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最近的一篇报道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不包括公私出国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其中公派留学生为6万多人，目前共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正在海外就读。
该报的这篇报道还说，"海龟"队伍在近几年日益壮大，仅2002年就有超过1.8万人回国，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是一个专门研究全球人才流动的社会学家，他本人也是曾经留学英国的"海归派"人士，他认为，虽然总的来说，中国还是处在人才往外流的阶段，但这些年有一个变化，学成的中国留学生要面对欧美人才市场饱和程度和就业机会的问题，已经就业多年的，则要面对职业晋升艰难的问题，而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了一个至少发展势头还不错的情况，机会也比较多，第一个真正的回流浪潮其实是1997年香港回归，97年以后连续两、三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留学生从欧美到香港就业，补上了97年前许多香港专业人士移民国外留下的职位空缺；第二个浪潮才是最近这三、四年，这次是回大陆创业或工作，包括举家回国定居的和仍然"一家两国"的，虽然回流者与滞留不归者相比还是少数，但其规模是198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每一年回国的都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甚而至于在北京、上海，回国留学生现在找工作都很难了，以前，只要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基本上都是抢着要，现在，哪怕你是一个国外名牌大学的副教授，虽然也还能找到工作，但必须转一圈，找好几家才能找到。
中国将走台湾的路？
谈到"海归"为什么能够在近些年来成为一种"现象"，从英国"海归"中国的北京昌盛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骏说，促使许多留学生回国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强大了，中国赶上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过去，在世界这个大游戏里，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中国是没有人带你玩儿，今天是人家不能不带你玩儿。就拿我这个领域来说，十年前，我去马来西亚槟榔岛，当时全球500家大公司中有300家在那里设有工厂、办公室，而今天，90%的东西，不管是生产、不管是企业、不管是研发机构，都挪到中国来了。很简单，中国分量不一样了。那作为海外的中国人，他回来，第一，他有归属感，第二，他有机会，不管是赚钱也好，发展事业也好，这些在外面的人突然发现，你回来，你才有更大的价值。"
王骏还把中国大陆的"海归现象"与台湾早些时候出现的类似现象加以对比："台湾和我们的进程一模一样。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台湾人出国很困难，国民党不让走，生怕学完以后跑到大陆去，对出国留学有很多限制，所以那个时候走的人，出去以后都不回去了，就像我们当时出去一样，有一种觉着终于逃出了牢笼一样的感觉。但是，十年以后，七十年代末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台湾半导体和IT业的发展，因为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再看看，自然而然，有很多有能力的人，很多美国硅谷的高薪人士和大老板，都跑到台湾去创业。"
可是当初中国开放留学大门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对人才回流的吸引力，许多人认为，在全球的人才争夺战中，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不太可能走先苦后甜、先窄后宽的"台湾道路"，而更有可能重蹈某些发展中国家举国精英都被西方吸引走的覆辙。
后来的大量例子也似乎证实了那些悲观者的担忧。就连中国的教育学家和政协委员都在哀叹，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竟然成了欧美大学的预科班。据说，清华大学许多班级的同学聚会都是在美国召集，因为那里是全班同学最集中的地方。
但学经济学的田军早在十年多前就认定，台湾的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
1992年，现任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田军还在英国留学，那一年，他与另外15名留美、留英的大陆经济学者前往台湾考察，对许多回归的台湾留学生后来成为商界、政界精英的例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们曾经议论，也许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中国大陆也会走上台湾这条道路。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田军早已回归，回忆当年他们在台湾的议论，他说："应该说，基本上我们议论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中国走到今天，中国留学生回归的比例、人数以及在政府、经济界、教育界发挥的作用，可以和台湾留学生在台湾发挥的作用相比了。"
"海龟"们的"淘金观"
当然，对于回国能否"淘"到"金"，不同的"海龟"则有不同的看法。
从加拿大"海归"的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强说，如果你只想挣高级打工的钱的话，国外是一个打工的更好的地方；但如果你想创业的话，目前来说，中国是一个创业的非常难得的好地方。他还引述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说：如果你想做中国生意，你就应该回到这个生意的中心──也就是中国──去做。
但我的同学、从澳大利亚"海归"的上海律师阿龙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多机会，但能否淘到金，还要看每个人的能力、运气，"你作律师每年可以挣到二、三百万，并不意味着我也能挣到这么多钱。"
从美国"海归"的深圳翰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裁袁建成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成熟了，法制也健全了，想通过投机、钻法律漏洞的方式，像过去那样一夜暴富，不那么容易了。
我在山东老家邂逅的那位加拿大"海龟"的"淘金观"则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是那种不是太穷、也不是太富的地方。中国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不违法也能赚钱。"
确实，他做的就是合法"人贩子"生意──帮助"大款"的独生子女出国留学。不是太富，所以想让子女到更富的国家留学；又不是太穷，所以能够拿得出钱来，让我的这个朋友大赚合法的"中介费"。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