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中美在相互妖魔化吗？
--中美主流记者与媒体专家、学者对话录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美国媒体与中美关系”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与会的有中美两国主流媒体的资深编辑记者、新闻传播界的专家学者和政府传媒管理部门的官员。与会者针对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和中美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下是研讨会上的主要发言。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
这是我们第一次请美国记者来清华大学参加自由的学术讨论，美国主流媒体和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界同行能一道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代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传播系表示热烈欢迎。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全职研究员和教授，整个传播系也只有10来个教授和讲师，但是我们有很多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例如，在座的前国家外文局局长林戊荪先生是我们的兼职教授、国务院新闻办国际局局长顾耀铭先生是我们的特约研究员；还有严文斌、程曼丽教授等一批知名记者和学者。将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欢迎美国新闻界同行们能抽空来清华大学参加更多的论坛或给清华的学生讲课。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清华大学的主要研究项目。其余与新闻有关的项目包括“新闻与公共政策”，如与全国人大合作开展的“新闻报道与环境政策”的项目、新闻改革与新闻政策、网络新闻与网络政策、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等等。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中国新闻教育的改革。清华大学传播系特别强调培养“下一代”新闻记者。“下一代”记者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掌握先进的网络传播技术、传统的基本新闻价值观以及技巧。这是我们对学生的起码要求。我一直相信美国新闻学是最具影响力最成功的新闻学，因为你们令人信服的新闻写作本领和对新闻事业的高度敬业和献身精神值得中国同行学习。我们正尝试进行以美国新闻学为范本的新闻学教育，借以开拓一条新路。
比如，在清华大学传播系新闻学课堂上，我们大量地引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作为精读和泛读教材。在我开设的《现代媒体新闻写作》课上，我每次至少引用一篇。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写作课上，我用了《纽约时报》关于河南盛传艾滋病的报道，在课堂上引起热烈的讨论。我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新闻写作课上讲这篇报道。当我与学生讨论文章的写作技巧时，我发现有几个同学对这篇报道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篇报道妖魔化河南省。我问这几个同学的家乡在哪里，其中一名强烈反对这篇报道的同学正是来自河南省，但是他的家乡距离报道中采访的地区还相当远。当我在清华上新闻写作课时，十分幸运，学生中没有来自河南省的，因此我们可以顺利地进行讨论。这件事使我想起了“妖魔化”这个词。大约4年前，我第一次把这个词用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但是现在“妖魔化”这个词已经被泛滥地用于任何负面的、贬义的报道。最初，“妖魔化”一词指的是那些读过之后，让人在政治上、道德上、种族上和文化上产生厌恶和仇恨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和民族存在的新闻报道和言论，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宣传、支持西藏、台湾独立的言论、把中国人形容成屠杀少数民族的法西斯的报道等。但是，我从不认为报道和揭露中国的腐败问题、艾滋病问题属于“妖魔化”。我对学生们说，媒体批评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我希望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更多的是建设性的。大约3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类似的座谈，我和一些美国记者探讨有关中美媒体和中美关系的问题。当时，美国记者们不是很赞同我的观点。他们说记者就是记者，不必十分关注两国关系紧张与否，那是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事。他们认为报道中美之间发生的新闻是记者的任务，维持两国关系是外交部的任务。我希望在今天的论坛中大家能各抒己见，希望中美记者间进行一次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文（John Pomfret）:
我主要谈三点看法。首先，我想谈一下美国媒体；其次谈一下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谈谈美国媒体和中美关系。这是个足可以谈上几天几夜，甚至几年也谈论不完的话题，不过我会长话短说。
首先，我认为美国媒体决不是一个一元化的统一体，决不是只有一个声音。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有失偏颇。在美国，即使是在同一个新闻机构里，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对李文和的报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3家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分别进行了不同的报道，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在我们报社，评论部和新闻部在对待如何报道中国这个问题上常常是不一致的。这种分歧是自然天成的，尽管这两个部门之间没有事先协商，事实上我们也不会去协商。我好几次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电话，他们要求我遏制一下《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看来，连我们自己的政府都没弄明白这些评论不是我写的，我没有权利去指手划脚。我想李文和这件事之所以闹得这么大，是因为美国人天性喜好热闹。在美国，能引起百家争鸣，能引起大辩论的新闻就是好新闻，而好新闻才能提高报纸的销量，实现商业利益。这恰恰就是这个行业的经济动力，这一点很重要。
其次，做了12年的驻外记者，我深刻感到美国媒体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力被过分夸大了。这并不是说我们毫无影响力。实际上美国媒体不是一元的声音，它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它的基本目的是向美国人民介绍瞬息万变的世界、瞬息万变的中国。美国现在只有4家报纸仍然有正式的驻外记者，除了《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就只有4家报纸的驻外记者比较有实力。美国的电视网络可以说是覆盖全球，但是在北京的饭店里能收看到的CNN节目和美国本土的CNN大相径庭。美国本土的CNN节目基本上都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很少。
最后，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媒体，我想说我们一直受到外交家们的指责，还有来自中美双方的政府官员、商人、学者对我们都是怨声载道，指责我们专门给中美关系制造矛盾。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和美国本身，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是超级大国，无论媒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两大力量的存在是一定的。两大力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有起有伏，也许新闻只是反映了双边关系紧张时的状况。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我们一直听到美国媒体说不要高估他们对政策的影响,不要高估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是我觉得也不能低估媒介对形象塑造和对公众的影响。平常接触美国人，一说起中国，他们都有一种固定的认识模式。他们的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是从媒体来的。我今天想从两家美国媒体对江泽民的采访，来分析两种新闻观。
过去两年来，也就是1998年5月在华盛顿第一次召开美国媒介的中国报道会议以后两年来，我对美国媒介报道中国的总体印象是，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介上，我们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比较客观的报道多一些了，这些报道大都发自中国。但是偏见依然存在，不时导致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对中国的妖魔化，比如《纽约时报》对李文和一案的非常不公平的报道，虽然它后来承认了错误，但损失已造成。这些报道通常都是发自这些媒体在美国的总部。
两家甚有影响的美国新闻机构最近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两次采访，有趣地显示出美国媒介对中国报道的差异。这就是《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5月7日和CBS“60分钟”栏目的华莱士8月15日对江的采访。《科学》的采访刊登于该刊6月16日一期，CBS的采访于9月3日播出。对两位采访者所提问题的比较，可以看出两类美国新闻工作者在对待中国以及他们的记者角色上的不同态度。一类比较现实，对待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类则受对中国固有观念的驱使，仍未能摆脱陈旧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
根据从互联网上获取的CBS采访的中文全文本统计，华莱士跟江的对谈有38轮答问。根据《科学》杂志发表的访谈文本，鲁宾斯坦提了16个问题。由杂志的科学性质所决定，鲁宾斯坦的问题集中在与科学相关的方面，而华莱士的观众面更大，所以涉及的问题面宽得多。
如果把这两次分别进行的采访中提出的问题过一遍，我们会看到两位美国采访者都问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但动机和方式大不一样。
首先，两位采访者都问到中国领导人的个人背景。鲁宾斯坦开门见山地就江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工程师背景发问：对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是如何认识的？沿着这个思路，他后来追问江“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中国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哪些好的新举措？”所以，他的诘问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科技战略。
相比之下，华莱士却以指责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来挑战其个人背景，虽然他后来又说这是“改进中的独裁”。江当然对这种判语提出反对，对此，华莱士坚持说，“在我看来，你好像是一个独裁者，极权者”，“有句美国俗话说，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在这里，对话的访谈性质转变成辩论。华莱士的访谈者角色也变换为审问者和法官。我当然没有权利否认华莱士有和江泽民辩论的自由，但是我很想知道，CBS“60分钟”栏目是以什么名义申请安排与中国国家主席的这次见面的，是采访呢，还是辩论。如果他申请的是采访，那么华莱士利用这个机会把采访变成辩论，扮演法官的角色，就有亏职业道德。
1998年版的《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对interview（采访、访谈、，面试）的定义是“一个人被一人或多人提问的场合，……以了解其意见、想法等，好在报刊或广播等发表。”比较一下CBS 的访谈和《科学》的访谈，我们会看到，鲁宾斯坦是按照这个定义对中国国家主席进行采访的。他提出问题都是为了了解江泽民的意见和想法。但是华莱士在和江的谈话中却走偏了，他不是在了解这位主席的意见，而是在宣传他自己的想法，听起来既武断又傲慢。这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来说，真有些奇怪。
其次，作为有经验的记者，鲁宾斯坦和华莱士问的都是典型的难对付的问题“tough questions”,都直指中国的体制。鲁宾斯坦想知道中国的年轻人是否“不能自由地参与同他们的国际同行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且他们的出国旅行自由也受到限制”，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否“使得年轻人只是死记硬背前人发现的知识和文化”，这能否使中国“在世界科学研究上领先”，“如何才能激发人们创造和创新”，江“对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有何担忧”，“在促进中小学科学教育方面，应该支持什么样的举措”，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基于鲁宾斯坦对中国科学教育体制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印象的了解。虽然像中国的年轻人上互联网受到限制这样的印象有误，但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缺陷和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问题是非常到位的，一针见血。这些问题不仅关系中国科学在新世纪的前景，而且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感兴趣。因此这些难对付的问题有其扎实的根基，旨在了解中国对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的对策。
但华莱士的问题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当江泽民提到他在美国两党中都有朋友时，华莱士插进来说，“所以你向两党都提供金钱竞选?”他还质问江：“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他们国家的领导，但你显然不相信由中国人民选出你们的国家领导？”“为什么中国是一党国家？”“你们迫害了一个叫做法轮功的团体。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你们如此担心法轮功，需要虐待、逮捕、杀害法轮功学员，这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政府是否迫害基督信徒？”
如果鲁宾斯坦的问题是据实发问，那么华莱士的问题则缺乏根据??它们或者是出自谣传，或者是出自对情况的歪曲。像“你向两党都提供金钱竞选”。华莱士有什么证据证明江向哪个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候选人提供过金钱？他根本没有向观众证明这一点。这是很不专业的，甚至可以说是诽谤。而说中国是“一党国家”也不正确，如江向华莱士指出的，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中国实行的是不同党派的民主协商制。华莱士显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很无知，他提出这个问题则完全是出于偏见。所以他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偏见的确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他还提供了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从业人员扑风捉影以谎言误导受众的反面教材。同样，所谓“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基督信徒”的说法也都是出于对事实的歪曲。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国家安全的邪教进行镇压，是必要的。与所谓“迫害”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莱士在这个访谈播出两天后在C-SPAN跟一些观众做过一次对话，一位美国观众就告诉他，以前他也认为中国取缔法轮功是不对的，后来他母亲在美国也练起了法轮功，法轮功不让她看病吃药，致使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才使他感到中国取缔法轮功是有道理的。对此，华莱士只好表示道歉。至于他对中国选举制度的指责，很可惜当时他没有料到美国的2000年大选会如此混乱，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的选举体制有多么大的问题。假如美国人民可以选举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不至于混乱到投票几个星期之后人们还不知道明年1月谁将就任总统。
所以我们这里有两种强硬：负责的强硬和不负责的强硬。前者，以鲁宾斯坦为代表，是为了更深地挖掘事实，追求真正的新闻。华莱士的言论所代表的不负责的强硬，不是为了了解事实或交流，而是为了向被采访者挑衅，给其抹黑。这些区别的确代表了美国媒介对中国报道的两种不同派别。一种，如《科学》的鲁宾斯坦，愿意从事实和现实出发，同中国交流，理解中国。另一种，像CBS“60分钟”的华莱士，倾向于把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强加于人而不是了解中国，并且常常无视事实和实际情况。
这两派的区别还在于一派信守职业新闻的规则和道德。他们对被采访人不客气，但不失尊敬。而另一派常常充当记者以外的角色。他们更多地是受意识形态而不是职业规则的支配，所以他们向被采访人故示强硬或严厉，只是为了表明他们自己“在政治上是多么正确”。
美国主流媒介大都对有意鲁宾斯坦对江泽民的采访视而不见，但是国内外的科学家们对这次专访的反应非常好。中国各大报全文刊载了相当忠实于原文的访谈答问的译文。中国很多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科学》向江主席的提问问出了他们的心声。
华莱士的访谈受到了更多的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提问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反感。据中新社从美国发回的报道称，很多看了节目的观众对华莱士在采访中表现的攻击性“感到愤怒”。一位50多岁的华裔郭先生说，经过摘选的访谈播出来只有30分钟（听说采访了3个小时），但华莱士的提问、画外音解说和背景介绍所占的时间远远超过给江的时间。背景画面、解说、华莱士的问题和对江回答的剪裁，都明显“带有偏见”。
这些观众反应所传达的信息是相当明确的。无视新闻职业的规则和道德，只能是媒介自己的信誉受损。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Erik Eckholm）：
你好象不太喜欢我的朋友华莱士。当然，即使是美国人也并非个个都喜欢华莱士的风格。但是你的发言使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印象中中国政府对这次采访还是挺满意的。一个象华莱士这样的人尖锐地质问：“你是不是个妖怪？”这在我们美国新闻学中叫做“垒球”，比较容易打中的软式棒球。这等于给了江泽民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向美国人民阐释中国人的观点。实际上，每次江泽民来访问美国时都会举行记者会，记者们什么都可以问，这种机会在中国很罕见。而江泽民很懂得如何应付这种场面。美国人惊讶于他的活跃和机智，发现他并非想象中的乏味。其实，很多美国总统没他做得好。他们见记者前都得先把答案背好，否则便不知该如何应对。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我理解是江泽民他们故意让节目做得比较尖锐，这样他们才容易为美国所接受。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我觉得这个节目做得很成功。优秀的政治家是欢迎尖锐的提问的。克林顿总统访问北京大学时，学生们问了他很多颇有敌意的问题，而他表现得很出色。其实，那些问题我们早就想问他了，我们做记者的只要求得了满意的答案就不会故意地咄咄逼人，而会比较有耐心，我们需要彼此体谅。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我认为有挑战性和有敌意是不一样的。北大的学生不过是问了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Erik Eckholm）：
的确，很多美国人都指责美国媒体有时候对政治家很不注意礼节。我们对此也在辩论不休。尤其是尼克松总统时期，CBS的记者那些惹人恼火的提问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太过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林少文：
我基本上同意你们的意见。只要比较机智，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对付的。越是挑衅的问题，越是能使回答问题的人体现个人的才智，回答好了会使提问的人而不是回答的人感到尴尬。
但是，有些矛盾是由误会引起的。比如“民主”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不同的语言里这个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在英语里，“民主”指人民可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在汉语里，“民主”的含义要广泛得多。那么“独裁”呢？汉语和英语的含义也是不完全一致的。美国媒体是如何理解这个词的呢？中国媒体又是如何理解的呢？所以，我建议下一次，座谈的题目可以改成“中美媒体和中美关系”。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Erik Eckholm）：
在美国，新闻不仅指总统或者官员发表的讲话，记者在新闻写作中有自己的判断，因此报纸才会各不相同。假如总统说了一句“天空很蓝”，我们不会发一篇报道说“总统今天说天空很蓝”。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变好还是变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等等。即使在中国，西方记者也是如此，因此中国政府对我们不是很满意。我们一般不会每个星期二、星期四都去参加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记者会，因为从那里往往得不到什么新闻。我们更关注河南省的非法血液交易，我们必须在这件事引起广泛注意前，把报道写出来。
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人经常指责我们的报道总是负面的，他们问“你们就不能作点儿正面报道吗？”通常很多的中国读者，包括一些专家，并没有全面地看待我们驻华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一篇关于外交政策或批评政府、批评人权状况的文章就会被传来传去，外交部会有所反应。而我们那些关于中国婚礼习俗、胡同里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在公园组织合唱团这些很正面，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却被忽略了。很多中国人以及专家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对中国的报道是多角度的。我希望你们在做分析的时候，注意到报纸的各个部分，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我们的报道主题包括很多方面。我反对单纯用“正面”或“负面”来考虑问题，也反对仅仅以“中国的朋友”或者“中国的敌人”来判断一个记者。关键是这篇报道公正不公正，是否公正地描述事实、解释原因、体现出中国老百姓和官员的观点。这篇报道可能是关于比较消极的主题，但我们有责任把事实报道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很同意潘文的观点，媒体在两国的作用都被夸大了，而我们彼此又怀有很深的成见。就算我们写了一篇关于现代中国的报道，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人仍然会对这些高楼大厦惊叹不已。我只能说过去20年的报纸他们都白看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能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有些偏见实在是根深蒂固。我要强调，我们的报道不是宣传品，不能报喜不报忧。没有人会相信一切都是完美的，你们有的一些问题，美国也有，例如犯罪、毒品……但是你们从来不向外国记者承认毒品问题，因为这有损于中国的形象。但是承认中国有人吸毒就很丢脸吗？世界上许多国家像美国、英国、巴西都不避讳这个问题，并且报道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承认“我们的确有麻烦但是我们能好好处理”更有利于自己的形象，这才是正确的面对问题的态度。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我读到一些有关中国加入WTO的报道。有谈论和平的文章提到“应该让中国加入WTO吗”。这跟和平有什么关系？我想文章的作者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一般是基于美国政府的论调，他们跟记者批评中国、伊拉克、伊朗这些国家都是有一定目的的。而我们又无法从你们这一方获得更多的消息，我们总不能去问解放军“这事是你们干的，对吗？”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我们从来不可能从中国的国防部或者解放军获得任何消息，从来没有。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
其实，对于《时代》周刊来说，这些年来有一些变化，报道的真实度不是由纽约的编辑部来决定，现在我们更依赖于有经验的驻外记者。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殿求教授：
熊蕾女士说近两年来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比以前客观了,而这些报道大部分来自驻中国的记者。这是不是因为驻中国的记者对中国了解得更多一点，更客观一点？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这得问他们。１９９８年那次开会的时候，美国记者就说，社论和新闻之间经常有冲突，而往往前者更有影响力。但记者对此无能为力。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我想和在座各位研究媒体的专家探讨一个问题。我认为美国媒体的驻外记者的任务无非是采访和报道。例如驻华记者，我们采访政治、经济、商业以及社会新闻，并且遵循着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觉得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受到了任何不公平的对待。你们不妨考察一下美国媒体与自己政府间的矛盾，考察一下克林顿总统行为不端被媒体曝光的情形。不知道各位专家在研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有没有顺带对比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报道，看看有什么区别。
作为一名通讯社的记者，我不能决定我的报道会在哪里出现。但是有争议的新闻的确有助于提高报纸的销量，同样，那些不引起争议的报道很快被人们遗忘。当我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比如中国使馆被轰炸后北京爆发的示威游行，我写的有关报道发表在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假如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出版业的报道，当然也会被发表在美国报纸上，但是没有很多人会注意它。媒体是商业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尽管我们必须忠实地报道新闻，但是编辑们要把新闻编辑成读者爱看的报纸，发行商要把报纸卖出去，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中国政府官员都认为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常常通过电话，或者当面批评我们的报道。但是，中国政府本身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应该给予我们通畅的消息渠道，让我们可以接触作决策的官员。前几年，外交部设置了每周为我们提供新闻简报的国际新闻中心。但是我们在那里得到的信息和官方公开发布的一模一样。外交部官员或者其他官员在那里说的话在别处早已说过，在引用他们的讲话时，我们仍然不能公开他们的名字。我们不明白政府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原国家外文局局长林戊荪教授:
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看法，另一方面美国记者也可以知道我们对他们写的报道的评价与反映。这样的交流是很好的。我认为他们在中国采访的面窄了一些，他们也可能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我同意李希光教授的说话：对中国的妖魔化是存在的。美国的记者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的记者、老百姓和官员都有这样的感觉呢？这跟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差别有关系，甚至跟林少文所说的语言的含义的差别也有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就是受欺负的，所以中国人很敏感。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很宽容的。像李文和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纽约时报》实际上侵犯了李文和的人权，为什么没有美国人站出来说你侵犯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权呢？因为他是华裔。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美国的反映可以想象。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和在华的美国记者多接触，让他们了解我们的，也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们。我认为这种交流是很重要的。以后我们的研讨会可以把“美国媒体与中美关系”改为“中美媒体与中美关系”。因为中国的媒体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一些美国华裔学者也在研究中国媒体的美国报道。这样是很好的，我们要多沟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殿求:
去年９月份，我去访问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清华的老校友在当时压力很大，这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国庆节，一位清华校友被国家邀为国庆庆典嘉宾，但他压力太大，竟然不能来。这不由不令人思考媒体报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
两个星期以前，我在香港访问，那里的一位台湾记者说，“在很多年以前，台湾也存在被美国媒体妖魔化这个问题。而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反而希望被美国媒体妖魔化。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被妖魔化，才能增加他们的媒体曝光率。比如说泰国，他们特别喜欢媒体对他们进行妖魔化，说他们的无烟工业－－色情业发达，妓女、妓院特别多，这样就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游客。”印度是民族主义比较强烈的国家，但他们也在对美国媒体不满：为什么你们对中国的报道那么多，对我们的报道那么少了？他们也在争夺美国的版面。他们宁愿美国对他们的负面报道多一些，也要增加媒体曝光率。问题是，媒体丑化和妖魔化的性质是不同的。比如说台湾，美国媒体过去对它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批评的同时，台湾继续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中国大陆在经过媒体的妖魔化之后，特别经过像李文和这样的事件之后，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不会增强，只会削弱。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报道才构成妖魔化。并不是所有的负面报道都是妖魔化。说中国有妓女、吸毒、腐败问题，但所有这些都构不成妖魔化。关键是有关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负面报道。
新华社高级记者严文斌:
前几年我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故意不去读中国的报纸。结果逐渐发现美国的媒体说的有道理。等我回过头来再来看中国的报纸，发现还是中国的报道更有道理。所以说，媒体不管对每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还是中美关系，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平常见到的很多欧美人，如果是到过中国的，对中国会非常友好，非常客观。因为他们不是通过媒体，而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认识中国。这说明媒体的报道负面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西藏问题等等。如果经常报道这些，就会对人形成很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欧洲议员团来华访问，我与他们讨论法轮功问题时，发现很难与他们沟通。另外一点，媒体要有卖点，要有吸引人刺激人的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媒体报道的妖魔化。在这方面我们记者是有责任的。我想，我们能不能在“中国宣传”和“美国偏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经常思考这一点，因为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向海外读者报道中国。我经常关注在座的各位美国记者关于中国的报道，你们的写作风格，你们对一些小的问题的处理，我们都注意学习。我们努力使外国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的报道，爱读我们的报道，同时也把我们的观点表达出来。
对于大家刚才讨论的社论和新闻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正常的。社论表达的是媒体的看法，而新闻只是事实。我们把事实报道出来了，但我们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足为奇的。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制片人杨锐：
我认为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主要是写给美国政治层看的，而不是给中国政府。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很在意美国政府，美国人如何看待我们中国。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对美国媒体太过分关注。我很同意潘文关于大部分西方媒体都为商业利益驱动的说法。他们要提高报纸销量、提高收视率、他们爱凑热闹。因此我们不必太关注他们媒体的报道。我强调在讨论美国媒体和中美关系时必须考虑自己的国情，因为美国的政治层??民主党与共和党，他们都在充分地利用媒体，特别是2000年大选和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是个很好的例子，几个月前，我参加一个同样关于美国媒体和中美关系的内部会议。一名前《华尔街日报》记者说，所谓“台湾问题”纯粹是美国内政。他这么谈论中国人很关心的问题我感到十分惊讶。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特别是从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我想反过来看看中国人自己，我们总是摆脱不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央帝国情结，自视甚高。有时候我们过分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所以当中央电视台的官员去美国访问，他发现在那里看不到中国媒体的报道，换句话说，他看不到中央4台，他就觉得很失望。我在美国的时候并不在意别人如何看待我，尽管自得其乐好了。其实，我们何必太关注美国媒体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
我常常被人问道，作为一个记者，我的报道思路是怎么来的。当然，报道什么不是由我凭空想出来的，通常我在中国记者的报道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线索，然后自己进行采访。过去5年里，中国媒体有很大的进步，为我们的报道工作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这是个很好的趋势。我希望看到中国媒体在报道上更加独立。最近中国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闻事实，有助于人民了解我们的选举程序。但我还希望看到更多的评论，我希望看到文章说：“瞧这个所谓的西方民主是怎么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的！”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类似的评论文章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中国的媒体比较客观，但我也想看到一些主观的东西，比如，有的人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多么生机勃勃，他们民主能解决矛盾，美国人多么信任这种政治制度”；有的人说：“这也配叫做民主？他们竟然连自己的总统都选不出来，还敢对别人的民主指手划脚”。我很希望见到这样的文章，中国的媒体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希望你们的脚步迈得更大些。
另外，我想谈谈美国的新闻输出。电视网应该说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电视传播依靠的是画面，如果屏幕上没有画面，他们无法向受众进行传播。CNN的观众不会满足于看着播音员的脸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新闻，他们要看到新闻画面。比如，观众想看到法轮功教徒，观众想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被逮捕。因为在中国拍摄到这些镜头是很困难的。方才李希光提到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道，显然您很欣赏这篇报道。大约那个时候，我们的记者也在河南，我们的采访却一直受到警察的阻挠，他们甚至没让电视台的记者下火车。电视是依靠画面进行报道的，它越是难以拍摄到新闻，它对中国的报道就越是难以保持公正。如果有比较通畅的信息渠道，进行客观报道就容易得多。
有趣的是，我很少听到你们抱怨经济刊物对中国的报道。这些刊物的报道主要是关于中国加入WTO，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而他们在报道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是十分苛刻的。但是，他们很少受到指责。也许除了商人之外一般人并不注意这类刊物，也许《华尔街日报》的订费对高校来说过于昂贵，还是说他们的报道的确很公正，使大家都没话可说？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
新闻杂志不象报纸那么看重新闻报道，而更多的是报道社会事件。新闻杂志里的评论比报纸要多，我们对新闻的报道方式也不太一样。媒体对新闻报道采取的不同方式各有千秋。正因为如此，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是五花八门的。刚才一些发言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你们对这几年美国媒体的报道似乎比以前满意。但是我们这些记者始终都在这里，没有改变。虽然现在驻华记者的汉语比15年前要好得多，但是他们是不是就比较有经验比较有资格了呢？我看未必。因为中国也在变。美国和中国之间在政策上有很大的差异，各自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几年前，我们对美国媒体的表现也不很赞同。当时，李登辉访问美国、中国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人权问题的争议以及经济合作受到阻碍，美中关系陷入低潮。现在美中关系又恢复到比较好的水平，这当中的曲折与媒体的报道没有太大的关系。又比如李文和案，方才刘教授谈到这件事对美籍华人的影响。这种事情的确不应该发生，但是，媒体曝光李文和案的同时，也在报道克林顿和江泽民在新西兰会晤、美国将支持中国加入WTO、中国将有助于改善美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中国促进武器控制条约……也许美国人会因为李文和案而对华人产生暂时的抵触情绪。但是，我不认为这将对美中关系有深远的影响。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生乔沐：
如果说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的话，那么美国对台湾，对泰国，对苏联和日本都有过妖魔化。另外,不要夸大媒体的作用。说到妖魔化，最近美国有人提出，中国也存在妖魔化美国的问题。从国际关系来看，最重要的不是媒体如何报道，而是国家利益。再说媒体也是在变化的，例如９３年中国申奥的时候，美国媒体是极力反对的。可最近以来，美国媒体的态度变了，有一家大报还用一整版来客观报道中国申奥。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
你是在比较我们对中国先后两次申奥的报道。其实，中国只是比1993年更具有申办奥运的实力而已，并不是我们的报道方式有了什么变化，变化的是中国。我们的报道只不过反映了中国的变化。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关于妖魔化的问题，我不同意乔沐的观点。不能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也进行了妖魔化，就说妖魔化中国是对的。再说中国对美国“妖魔化”的问题。中国的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总体上是很客观的，你看这次美国大选，美国记者讲他们很想看到中国媒体对此事的评论，但看不到。因为中国媒体报道的基本上是事实，而很少有引导性的东西。至于科技、体育和生活方面的报道，就更客观了。科恩所说的中国妖魔化美国问题，所指只不过是《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美国威胁世界和平。这也是事实，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军售和军费开支数目大得惊人。这些都是事实，报道这些怎么就成了妖魔化美国呢？
国家外文局原局长林戊荪：
我们必须弄清楚，批评不是妖魔化。这是不同的概念。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包括华莱士采访江泽民，他所提出的证据也只有《中国日报》这一家的这一篇文章。其他中国的电视台、报纸，对美国美化的报道太多了。
《中国日报》评论部主任谭宏凯：
关于那篇文章，我想说明一下。这篇文章还是很讲道理的，至于说引人注目，是因为标题做得太醒目了。其实这个标题不是中方人员做的，而是外国专家做的。很多人也许猜测文章的背景，其实没有什么背景。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媒体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了。其实媒体的报道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中国的报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小，但是，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对政策的影响要大得多。
新华社记者黄燕：
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惑。我认识很多的美国人，我发现，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但是，当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时，我们立刻像成了对立的一样。我们一直在学习美国人的优点，比如我就跟美国人学会了对陌生人微笑。中国有份发行量非常大的杂志《读者》，其中的文章大部分是从美国选来了，主要内容就是介绍美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看美国人如何乐观地对等一切。也许中国人的苦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的电视剧中的人物全是哭。要不是一个美国人提醒我，我们也许还意识不到。而看美国的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全在笑。这也许是性格的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彼此沟通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互相尊重的理由。中国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意思是别人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你应该认为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会帮助你改善自己的行为。但现在我们正从美国人那里学会用一种更易为人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批评。现在来看，我们似乎正在调换位置，我们逐渐学会讲究方式方法，而美国媒体好象不是这样。比如我进入中国新闻学院以后，从一个美联社的美国老师那儿学会了新闻写作中的平衡。我目前负责北京市的对外报道，前两天我注意到故宫有个星巴克咖啡店，就让北京分社的记者写了篇稿子。在发这篇稿子之前，我们的记者也有争论：如果故宫里能够卖咖啡，麦当劳为什么不行？肯德基为什么不行？如果这样下去？故宫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只把事实报道了出去，我注意了平衡，只想把这件事摆出来让大家知道，而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进去。过了不久，我就看到了美联社的报道。如果我事先没有采访过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相信了你们的报道。但我发现很多方面被你们误解了。在你们的报道下，事情成了中国阻止一个美国来的咖啡店在故宫里开张。这件事让我看到了美国媒体的偏见。
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
我想我们不应该彼此冷漠，但是面对工作我们应该排除私人感情，保持公正的心态。我不准备回应您对美联社这篇报道的批评，因为我还没看过。一般来说，我们的报道是遵循一定的原则的，其中之一就是客观。尽管我们都知道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要尽量接近客观。刚才你们提到批评和妖魔化的区分。的确，批评是有益的，尤其对记者来说，我们报道人民关心的事实，我们很可能在报道中出现错误。批评帮助我们时刻注意改正错误。但是，在北京我常常碰到一些超出客观和公正范畴的情形。上星期，一个北京朋友，他在北京搞了一个项目，他要美联社给他写一篇稿子。他找我因为他觉得我比较友好。我说友好不友好你不应该考虑，你应该考虑公正不公正。但不光是这个朋友这样跟我说，我采访时常常听到人们说，你们对中国友好、或者不友好。这些是他们的价值判断，但我在工作中必须完全避免这些价值判断。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
我的看法和韩村乐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客观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希望我的文章是主观的。如果你读过我在《时代》周刊上的所有文章，你应该能了解我对中国的看法。当我们收集素材时，必须以客观为标准；当我们下结论时就应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与不同的观点讨论，假如这些观点很有道理，我们就接受这个观点，作出结论。文章是否客观公正不能成为判断文章好坏的唯一根据。纯粹的客观是难以实现的，所谓的客观总是难免有主观色彩。我的文章里有我的主观看法，前提是收集资料的过程是客观的，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公正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林少文：
我们经常关起门来批评人家如何如何，却很少检讨自己的问题。当然被人批评的感觉是不好受，我也不能平心静气地接受任何批评。不过，我的疑问是媒体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起作用吗？我们对这种作用很关注吗？中国媒体比美国媒体更关心这些问题，你们也许不同意我的看法。例如，中国记者往往比较注意媒体产生的效果，尽管这个不一定是记者的责任。或者我们的媒体本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美国媒体选择对中国的报道时，我们指责他们有选择性。但是什么样的新闻具有新闻价值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不一样。我们报道中国的进步，他们也报道但很少；我们报道中国好的方面，他们也报道但也很少；而中国坏的方面正是他们的所谓有争议的刺激性的新闻，这些新闻能提高报纸的销量。这就带来了选择性的问题，带来了新闻价值的问题。我们不是很理解美国媒体的选择标准。美国媒体是不是太受消费者的影响了呢？同时你们又在影响着你们的消费者。于是你们不断地去迎合热衷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的读者。你们引导着市场，反过来市场又引导着你们。如果我们的确是对负面报道过分敏感，那么你们就应该在报道中稍微注意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对今天的主题感兴趣的原因，我准备做一期题为《我们是否互相“妖魔化”》的节目。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
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媒体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媒体在塑造形象和引导舆论方面的作用。比如对魏京生的报道，一开始，你们把他塑造成民主英雄，现在，在美国媒体上，他又什么都不是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蕾：
有的发言提到富争议性的新闻能提高报纸销量。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尽管媒体也是企业，但是我们的运作还是在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对我来说这就是客观和公正。记者不能为追求争议性和刺激性而写作。记者必须考虑到报道在读者中造成的影响。但是，美中关系并不被媒体所左右，决定它的是国家利益。不过，媒体还是能制造一种环境，记者可以在其中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作为记者，我们有这个责任。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
听起来好象我们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一心想着发耸人听闻的报道，没有什么责任感。其实，只要了解稍微深入一些，你会发现我们都很喜欢在这里工作，我们和中国人相处得很好。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职业道德，公平地说，我们是有所不同。一些中国记者和新闻官员常常私下里跟我说，中国的媒体是政府或者说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记者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利益。而我们的理念不是这样的，虽然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也希望美中关系保持良好的态势，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美中友好而进行报道的。你们常常谈论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我们感到难以理解，媒体怎么可能在受政府官员领导的情况下再去监督他们呢？美国人关于媒体的功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制片人杨锐：
刚才你们很喜欢谈论客观和公正，我想问一下，在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个标志，一谈到中国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地叫“共产主义中国”。我请问在座各位，中国仍然是一个美国公众头脑里的那种“共产主义”国家吗？其实远的不谈，近的看看江主席的3个代表理论，在座各位肯定马上就能明白。实际上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一个历史的发展，都有不同的历史内涵。我们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党章。那么为什么西方记者反复在自己的报道当中使用“共产主义中国”？我问了一个美国人，他回答说：“你们的执政党是共产党，所以我们叫你们共产主义中国。”这是一个他认为比较幽默简单机智的回答。但是这是不顾事实的说法。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对自己党的纲领问题不在今天讨论之列。我只是说在新闻写作当中，是不是很负责任地使用这个词。这是一种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满足不了解外部世界的陈旧观念。很多美国人我们说他们无知是带有感情色彩，但他们只关心自己内部的事情那是真的。我在1995年参加怀柔世界妇女大会报道的时候，我很为妇女鸣不平。当时的西方记者，他们对那么严肃的事件几乎是视而不见，根本不进行任何报道，而百般挑剔中国作为组织者在怀柔出现的各种问题。我感到受到了侮辱。我不一定能代表妇女，但我很为她感到羞辱。我对这种抛开严肃主题的而玩命炒作新闻的做法非常瞧不起。从那以后我对西方记者的有了一些看法。我是学外语的，在学校接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西方的一切是比较让年轻人心动的。但是当我进入新闻行业，发现西方记者很多地方让我失望。我还想说一下，你们的客观和公正是自相矛盾的。有人说中国在2015年以前还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那么2015年以后，这个威胁到底是什么？黄色恐慌还是共产主义恐慌？如果不是共产主义恐慌为什么反复地使用共产主义？我最不理解的就是CNN的记者跑到新疆去做一个“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的系列报道。我去过新疆，采访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了解到新疆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的问题，根本就是原教旨主义和独立的问题。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我们前领导人犯的一些政策上的错误。但是CNN记者麦白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追求轰动效应，她把报道做成“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边界”。我们知道“边界”FRONTIER这个词在美国是有哲学含义的。他们喜欢谈比如西方边界，开发西部，还有高边疆，就是“OUTER SPACE”，他们把未知的世界形象地称之为边界。然后把这个跟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是不顾事实。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林少文：
我插一句，我们中国领导人在总结世妇会的时候，讲了10点成绩，最后说了一些不足之处。这个是长期报道中国的美国记者应该能理解的。而我发现在你们的报道中这些成绩没了，变成中国领导人承认了什么错误。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制片人杨锐：
我想在座各位没有能够非常自信地说自己是绝对公正的，不可能有。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客观公正。我们至少都有个人的成见，我希望我的个人成见可以获得认同。当然还有对新闻的炒作，商业利益，意识形态利益，个人的兴趣，老板的趣味爱好。所以我希望美国的同行们不要对自己的客观公正过分自信，好象自己做得很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不要低估了你们的中国同行你们的做法的判断。我的看法可能比较尖锐，但是我非常自信我谈的都是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曼丽:
我们有一份杂志，《国际新闻界》，我们在致力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现实问题。所以我非常赞赏这样的交流，它使我们能够互相沟通，互相学习。我认为，刚才有人提到的美国媒体对其它国家的非议确实存在，如对加拿大和意大利。但与对中国的报道相比，程度还是不同的。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总是围绕西藏和台湾大做文章。我在想，中国这么大，有那么悠久灿烂的文明，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可报道的事情很多。传播学中有议程设置理论，将一件新闻放在头条还是放在二条意义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问美国的朋友们，你们在处理新闻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样的取舍？
国务院新闻办国际局局长顾耀铭：
刚才华盛顿邮报的潘文先生讲到不要高估媒体的作用，对此我不能同意，你们太谦虚了。尤其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两份报纸对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中起得作用相当大。你们的报道和社论在美国的舆论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另外，这几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发生了几个变化：一是数量上的增多，二是重点有变化。过去的重点是政治，而政治范围比较狭隘，往往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这几年范围大了，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第三，态度上更加客观了。客观并不意味着没有批评，你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事情进行批评，中国的老百姓是欢迎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中国比过去更加开放了，给你们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比如这次江主席接受华莱士采访，在采访之前，江主席让我们给华莱士捎信，告诉他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国领导人很大的变化。中国对于外国记者的态度有了变化，你们的态度自然也有了变化。第二，发展中美关系，对中国有益，对美国也有益，在这几年的中美关系发展中，你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你们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第三，美国读者的兴趣也促使你们的报道更加客观。很多美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发现中国原来跟你们报道的不一样。这样的反映我们听到很多，包括一些美国议员。美国的记者不怕总统，但怕老板。对总统可以骂，但一旦得罪老板，饭碗就保不住了。有些报社只要有三封来信批评一篇文章，你们就要把这些信登出来。因此你们在写报道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读者的意见，一定要全面客观地报道中国。
但现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美国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都认为你们负面的报道太多了。为什么呢？一，中国还不够开放，给你们提供的采访自由度还不够。我们将会逐步开放，给你们提供更多的新闻发布和采访的机会。二，意识形态的差别。你们从小受的是反共教育，因此一提共产这个词你们就想到独裁和残忍，中国共产党要给人民办好事你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同时你们也分不清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区别，往往认为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还有一点，美国人往往自高自大，认为你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我认识的一个美国人说，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向我们学我们正在做的事。你们对待发展中国家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你们不会设身处地地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你们往往用讽刺的口吻批评中国残忍，但你们想一想，我们的可耕地只有你们的三分之一，人口是你们的六倍，如果按这个比例，美国现在有三十多亿人口的话，你们恐怕也不得不搞计划生育了。我曾问过一个美国记者，说心里话，你对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印象？他说：“我们可怜你们。”他的话代表了一些美国人的心态。如果你们带着这种心态来报道中国，在你们的报道中自然会流露出一种歧视。正因为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你们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多。当然我们不是怕批评，我们承认有不好的地方，不然不需要改革了。但对这些问题怎么看？我认为应该更客观一些。
（肖欣欣刘鉴强翻译整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