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华北大地、进入京津。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百年来，对义和团一直是歧说纷见。赞扬或否定可能各有其理，但百年后的今天，对这一事件的作番冷静客观的分析可能比简单赞扬或否定更重要、也更有意义。
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官府与拳民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如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这三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裕禄都同情支持义和团。张汝梅还将各乡义和团编列保甲团防之内，毓贤调到山西后仍支持义和团，使义和团在山西也有很快发展。而袁世凯继毓贤之后升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态度。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尤其是以“扶清灭洋”为纲领，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1900年春夏，义和团发展更加迅猛，不仅行为更趋极端，而且逼近京津。对此，列强恐慌不已，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在这种情势下，对义和团是“抚”是“剿”，清政府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几经犹豫、反复权衡甚至派官员到义和团实地查看之后，慈禧最后决定支持、利用义和团。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6月中旬义和团大规模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对此，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痛劝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办过，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不久，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这五名敢于向慈禧廷争主和的大臣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
但是，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受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民众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以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总之，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官府与拳民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如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这三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裕禄都同情支持义和团。张汝梅还将各乡义和团编列保甲团防之内，毓贤调到山西后仍支持义和团，使义和团在山西也有很快发展。而袁世凯继毓贤之后升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态度。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尤其是以“扶清灭洋”为纲领，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1900年春夏，义和团发展更加迅猛，不仅行为更趋极端，而且逼近京津。对此，列强恐慌不已，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在这种情势下，对义和团是“抚”是“剿”，清政府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几经犹豫、反复权衡甚至派官员到义和团实地查看之后，慈禧最后决定支持、利用义和团。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6月中旬义和团大规模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对此，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痛劝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办过，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毁灭外国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不久，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这五名敢于向慈禧廷争主和的大臣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
但是，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受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民众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以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总之，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