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对宋朝的全面分析与翻案

出处：江湖论剑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 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
，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嗡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泼曰实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
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
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br>鹨┑募窃厥窃谕硖？；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AZTGB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
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
文章来源: 周广亮 于 2002-12-19 13:55:00: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 嗡 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 泼曰实 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 那 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宋室“滑铁卢”:文天祥与悲壮的崖海大决战
　　
按中国旧历计算，壬午年十二月初九(公元二00三年一月九日)，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舍身就义七百二十周年纪念日。七百多年前，在国灭身囚之际，他以生命和热血写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章。这些彪炳千秋的名句，犹如伶仃洋的拍岸惊涛，激荡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又似崖海古炮台火红的古棉树，散发着直冲云天的凛然正气。

　　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吉州庐陵(今吉安市)人。南宋宝佑进士，任宁海节度判官。咸谆十年，因讥讽丞相贾似道，被贬为赣州知州。德佑元年，蒙古军南下，长江沿线告急，南宋朝庭发出诏书，号召各地官绅勤王。文公即变卖家产充当军费，招募一万多人，决心入卫首都临安(现杭州)，中途被派到外围抗击元军。德祜二年被委为临安知府，不久封为右丞相，派往元营谈判。谈判中与元相伯颜抗争，被元方拘留，在押送元大都的路上逃脱。几经艰辛，到达福州，仍然担任右丞相，后改授枢密使，统都诸路军马。

　　文公是文武全才，雩都一战，大败元军，声威大振，收复州县多处。祥兴元年，朝廷加封文公为少保信国公，领兵由江西入广东，在潮阳一带阻击元军，不幸在海丰县五坡岭遭袭被俘。此后元军发动灭宋的最后一役--崖海大决战，元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把文公押至崖门海域，强迫他写信招降张世杰。遭文公拒绝，为明心迹，慨然写下《过伶仃洋》一诗，在崖海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

　　文公一生著有大量诗文，被后人编为《文山先生全集》。其诗大气磅礴，雄浑遒劲，犬以在崖海写就的《正气歌》、《过伶仃洋》和《海上大战》等诗篇最受后人推宠。

　　公元一二七九年阴历二月初，宋元崖海决战以宋室灭亡为结局，作为那场“滑铁卢”战争的见证人，文公在囚舰眼看宋军数以千计的楼船化为乌有，尸浮海上十万余人，文公“痛若酷罚，无以胜堪”。他在长诗中写道：“楼船千艘天下角，两雄相遇争奋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鹤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面对南海的腥风血浪和国破家亡的现实，他悲愤欲绝，下定死节的决心。文公在《哭崖山》中写道：“宝藏如山集六宗，楼船千叠水晶宫。吴儿进退寻常事，汉代兴亡顷刻中；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泪洒南风；早来朝市今何处？始悟人间万法空！”

　　《答张弘范》是文公拒绝张弘范诱降封相的诗，诗中可见燃烧的激情：“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智灭犹吞炭，商亡正采薇。岂因徼后福，其肯蹈危机？万古春秋义，悠悠只泪浑。”。史书载文公与张弘范辩驳，以大气磅礴、正义凛然的气势令张弘范无言可对。文公骨气，令人折服。

　　此后，文公被押送元大都土牢(今北京交道口内的文天祥寺)，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囚禁四年，坚贞不屈，宁死不降，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爱国者的英雄本色。壬午年十二月九日，在大都柴市口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七岁。 值得一提的是，文公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以史家之笔为现在的崖海考古工作提供了许多线索。从《文山诗文集》记载可知：宋元在崖海地区交战总兵力超过四十万人，交战古舰船超过四千艘，沉船超过千艘，海葬了宋王朝的海上行宫“楼船千叠水晶宫”。这些沉船及其所载之物，被当代考古专家称为“水下兵马俑”。

　　自一九九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崖海水下通过声纳扫描发现沉船疑点十九处，并找到二百多件南宋军队遗存物。目前，崖海水下考古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发展规划，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若干处水下遗址进行重点挖掘。今天，当我们纪念文天祥光荣就义七百二十周年之际，随着崖门寻宝考古工作的推进，一段尘封的历史将被展现在世人面前，当可告慰文公英灵于地下。(李白麟)

　　崖海大战

　　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

　　宋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进入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谢太后率百官向元军投降。杨淑妃则带着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及部分大臣南下闽、粤继续抗战，最后在江门新会崖山建立行朝，史称“二王南迁”。南迁途中，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号端宗。1278年3月端宗在湛江市硇州岛病逝。陆秀夫、张世杰等又立赵昺为帝，改景炎三年为祥兴元年。宋少帝赵昺驻崖山期间，建行宫、军屋，训练士卒，制造舰船、兵器，开辟集市方便交易。各地闻讯纷纷组织义军，运送军粮、物资，集结官民将士20多万人。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军都元帅张弘范会同副帅李恒，兵分水陆进攻崖山。张世杰作决战计，集结千多艘舰船，四周加固战栅，形成海上坚城。元军几次进攻，包括放火强攻都被打退。元帅威迫文天祥写信招降，遭到文天祥坚决拒绝，在狱中，文天祥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绝唱；又利用张世杰的外甥去劝降，被张世杰骂走。正月二十二元军占领崖山外围，截断了宋军的粮、水补给线。宋军吃干粮饮咸水，呕吐疲乏，战斗力下降。二月初六，天色晦暗，风雨交加，元军趁早、午海潮涨退的机会，李恒从北向南，张弘范从海上向北大举围攻。宋军虽整天苦战，终被攻破阵势，舰队崩溃。张世杰见大势已去，混战中又找不到少帝和丞相，便领少数战船，乘雾突围出海。少帝赵昰、丞相陆秀夫在崖山奇石上投海殉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


　　几天后，张世杰回来寻找帝室，才知少帝已死，只好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不幸遇飓风溺死海中。

　　崖海大战，两军对垒，两朝换代，是古代史上少有的一次大海战。

　　1999年4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和全国多名考古学者专程到江门参加崖门水下考古可行性研讨会。国家文物局决定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江门、新会市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探查队，展开“宋元崖门海战 ”遗址水下考古综合调查。如今，这个“宋元崖门海战”的古战场已成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新会人武部多年来把保护好古战场遗址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经常派出民兵分队和冲锋舟巡逻。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论宋代的市民文化zz
文章来源: TOP10 于 2002-11-29 18:58:00:

论宋代的市民文化

【内容提要】：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并非是以介绍市民文化为目的。而是试图透过市民文化来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
【关键词】：宋代 市民文化
1．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 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个论断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当的。
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附郭草市最早产生于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为了容纳南渡的大量人口。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样，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吸纳人口的弹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开放性。无疑“扩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是城市向近域推进的表现。” 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时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
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其中开封的总人口，在高峰时期，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南宋时期的临安也与开封不相上下。这样的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在世界的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两宋的几百年中，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这足以说明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军事职能比较强。但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而且，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经济职能开始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1085年开封的商税为55万缗，而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税更高达120万缗之多。
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
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认为：一个文化至少包括物质、动态、心理三个层面。 下面，本文就以此为线索，对笔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评析。
2．市民消费为中心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一文化内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状况；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转变，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附郭草市的大量兴起使宋代城市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话，那么，坊市制度的崩溃，则是宋代城市内部由封闭转向开放的标志。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而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这两道命令，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虽然宋代开始时仍然实行坊市制度，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终于走向崩溃。景佑年间，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坊市制度由于无法容纳商品经济发展后的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市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坊市制度的崩溃，使城市的商业布局更有灵活性，能根据市民的需要调整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 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
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民有着明显的不同。从个人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闲时间也比较多；从整体来说，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想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市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结果。
宋代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新增加的行当，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仅仅《梦粱录》卷13《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22种。 这就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经济中作为商品的成分越来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满足生产者自身和贵族阶级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业趋于瓦解，生产的对象，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广大的市民，这无疑是一大转变。饮食业的发展，则更加可以可以看见一种新的城市生活习惯的产生。据《梦粱录》卷13、16的记载，临安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 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 市民们越来越喜欢到遍布街头巷尾的饮食店去购买食品“以为便”。
笔者认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地愿意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处于一种比较单一的环节——也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密，一个人，在城市中，很难通过以自我为对象的生产来达到满足自身的目的，着就要求各种服务和生产行业从原本的个体生活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门新兴的行业，成为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这种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对这种城市体系的适应和以来程度越高，城市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种新兴的行业中，浴室行业则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开设公共浴室。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们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时沐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浴室规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筑有公共厕所，官府重视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妥善处理。临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有差船将道路上的淤泥运到乡下。每天有人打扫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则给一定的报酬。
大量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以及许多传统的行业逐渐因以市民为服务对象而出现新的发展，都充分说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质文化的发达。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发展，可以说是宋代市民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面。
饮酒和饮茶的风气虽然并非是开始与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 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同时，由于城市中多层封闭的坊市制度的破坏，商业市场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兴盛起来了。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 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 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 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市民世俗享乐为中心的动态文化
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所谓动态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着往往是一个文化的主导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动态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无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其中又以满足市民享乐为目的的市民文艺最具有代表意义。而宋代的市民文艺，是以宋代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说的：“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 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话本、唱本的发展。《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 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角 ，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在市民文艺发展中，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便是瓦子的兴起。瓦子，又叫“瓦肆”、“瓦舍”，名字的来源说法很多，没有定论，笔者也无意在此辨析。十分明确的是，宋代的瓦子的发展，已经非常兴旺。根据《东京梦华录》提到的瓦子有9个。 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盛录》等记载，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处，后来增加到23处。
瓦子的特点是：1、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员队伍；2、不受时间、气候限制；3、有灯光、气温调节、扩音等设施。 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场所。
固定的民间大型演艺场所的大量涌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社会条件。1：城市格局开放，没有坊市制度的约束，居住区、商业区和娱乐区相结合；2：居民的生产活动不受季节的限制，3：人口密集，并且有众多闲散人员，以保证观众经常满员。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瓦子的兴盛，与坊市制度的崩溃、附郭草市、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发展的结果的集中体现。
与演出场所的固定化相伴随的是职业队伍的固定与扩大，这促进了文化素质与技艺的日益提高。据《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记载，当时杭州已经有各种文化表演行当55项，市民艺人五百二十余人之多。……从事各种文化行业的同业组织也纷纷建立。
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绘革社（影戏）、绿华社（吟叫）等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娱乐组织。
演出场所和专业艺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市民文艺为代表（或主体）市民动态文化的繁荣。
“市民……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都是一种现世的、世俗的心态。” 我们从节日的庆祝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现世的、世俗的心态”的反映。
节日中，官府和民间举行庆祝活动，这些活动 “总的倾向是减少了迷信、禁忌、禳除的神秘气氛增加了娱乐的、体育活动的色彩。” 节日中，城镇商铺陈列上平销售，百姓观赏歌舞、百戏、杂技，制造节日食品，穿上新衣，等等。北宋，上元前后各有一日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市民观。 太平兴国五年，太宗“燃灯五夜著为令”，三天不禁夜，观游之盛，过于前代。 节日的庆祝有原来的对上苍的敬畏的企求，逐步变成人自我的欢娱，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种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对“天”的倚靠，逐渐转向对人性的重视，带有了一些人本精神苏醒的色彩呢？
宋代的“民间美术已经溶透到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娱、祀的诸多方面。” 这也可以看到宋代的市民生活的地位上升，艺术家们已经在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艺术的对象和来源，这不能不说是对市民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认识的新特征。绘画中的风俗画，如《七夕夜市图》、《清明上河图》就是反映实际的佳作，在艺术史上也有其不朽的地位。在文学作品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在今天都是文学与史料价值兼备的出色作品。
4．源于城市发展、基于商品经济的心理文化
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在起背后是深层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内所共享的知识、态度和价值，它实际上也就存在于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之中。
宋代城市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社会流动性得到很大加强，于是官民往往转化迅速、频繁，“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简直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在经济上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波动态；在文化上则是“贫富天定”的传统观念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宋代的商品经济思想有较大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论受到批判商人的地位提高。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总的来说趋向宽松，促进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宋代中后期，农业和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对各自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农业的重要，就在于它首先生产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资料，没有农业就没有一切。因此，在经过战乱之后，生产凋敝的时期，农业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会尤其突出。减少农业劳动力而阻碍农业发展的商业，自然就会遭到压制，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但是，当农业发展后，生产率提高，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甚至农产品有所剩余的时期，农业的地位就自然会下降。而使商业的作用，就在于使产品通过商品流动的方法实现资源的配置，以实现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时，就尤其重要了。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那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有人认识到：“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东都事略》中写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宋神宗宁熙年间，宰相韩琦也指出：“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比较激进如叶适者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在前文中提到的东京和临安的商业街的分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被认为是与皇帝的威望息息相关的御街上，允许原本被认为是十分低贱的商业的大量存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变化吗？这应该可以说明商业的价值已经为社会所认可。宋代商业的发展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这一方面是商品交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紧密的结果，社会分工的细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商品的要求，商业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从事商业的商人地位随之有所提高。
商人开始被看成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等的“齐民”。宋代的法律中，没有对商人犯罪加重惩罚的例律。 不仅如此，商人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斗争。开宝七月，东京有商人被冤枉杀害，引起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迫使官府做出一定的妥协。 尽管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罢市斗争的手段是简单落后的，要求也是比较原始和具有妥协性的。但是笔者认为，一个阶级或者是一个阶层，当他们开始独立斗争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就足以说明了他们的独立的阶级（阶层）意识的觉醒；在客观物质方面，也可以说明他们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已经拥有了一定范围的决定力量，尽管这种力量的大小和作用的空间范围有大有小，但是它确实存在着——就好象只有在一定工业化的社会中，工人的罢工才会有力量一样，只有在商人在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时，罢市才会有威力。而官府被迫作出的妥协，更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独立的阶层意识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承认。尽管他们还很幼稚，但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成长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上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因此宋代商人身份就比较复杂，商人被倾心接纳，以礼相待。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士人也积极投入经商逐利的行列，甚至有士子由于仕途不达，转而从事贸易经营，有些还是学术上有相当造诣的学者。
都城中的广大平民也纷纷“弃本逐末”。元丰年间，东京开封的工商业者大约有一万五千多家，约站总户数的十分之一。 南宋临安中则流行一句俗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封建经济讲究的是自给自足，因此农业就成为“本业”。在长期受到封建帝国统治的中国更是如此，统治者为了便于对人民进行管理，便以农业来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对于讲究流动的商业，历来是大大压制的。但是宋代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商业、商人的重视，是市民阶层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的否定，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扩散开来到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对整个封建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冲击。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对农民的排斥、贬低也出现了。宋代的市民文艺中，与农民的对立，就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其中以“杂扮”最为典型。他们的特点是丑化农民，夸张地表现乡野农民的拙朴和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将农民这些特点作为嘲笑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农民的那种朴鲁质厚，而且着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识，是市民从农民中蜕脱而出的必然否定过程。正是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是对封建重农思想的否定。”
这种冲击，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宋初对服式服色都有明确规定。到背诵中后期，就日益不受束缚。真宗在1008年曾经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以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 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日常器用也出现了“人自为制，无复纲纪”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种种越礼现象‘不特富家巨室为然’，更多的是来自平民百姓。着表明，以前经常发生在上层社会中的逾礼行为，如今已具有大众化的趋势，这是前此罕见的景象。”
宋代的薄葬蔚为风气。主张薄葬的人越来越多，官府也明文禁止后葬。纸钱和纸冥器开始流行，火葬的风气开始形成。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亲友不但不非难，反而纷纷带酒来慰问，主人也大摆宴席来招待。这与过去是大大不相同的。
以上这些，大致可以看出，随着城市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城市为主要空间的商业开始被重视起来。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也在这一氛围中看中自己的价值，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对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叛逆性。
5．宋代市民文化
中唐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居民的性质也在渐渐改变，产生了市民阶层。到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史上、尤其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预示了中国古代城市传统的职能和特色在宋代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当时乃至后世封建社会都不是那么十分明显。还内外史家大胆地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割据，进入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如果这结论成立，那么以工商业者为主题的、全新的城市居民的诞生，则毫无疑问是这个结论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涵。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用城市生态理论对南宋的杭州进行分析认为：杭州的城市中心为资本和金融店铺的集中点，而皇宫却在一隅，同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相似，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城市规则，是宋代城市革命的产物。
清朝的沈 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日本更有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英国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模式》一书，就把北宋到清称为“晚期帝国”1975年，美国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导言中，就写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度时期，这点现在已经几乎成为自明之理。”
笔者认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讲，宋代由于市民作为一个日益具有独立性的阶层的兴起，是宋代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在自秦朝就开始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宋代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他们一反传统的主张“静”、崇尚“神”的社会特征，提倡“动”和崇尚“人”。回顾世界历史，尽管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比较一下欧洲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宋代市民作为历史的一支新兴的进步势力的价值呢？
遗憾的是，宋代是以蒙古人的南征为结束的。尽管按照传统的看法，元朝是个城市经济发达的朝代，但是笔者有个怀疑，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入主中原以后，思想意识方面能够迅速地和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状况接轨吗？当然，他们已经尽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并非是儒家经典中所能够描述的。况且，作为“外来民族”，蒙古人对中原的“汉人”、“南人”有很深的防备，是以压制为主的——这也是他们会短命的重要原因。而城市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必然会以相对的自由思想为产物，这显然是皇帝和贵族们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笔者有个猜想，那就是，元朝的征服，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否有了一定的割断和转向的副作用呢？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猜想而已。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岳飞不是愚忠
文章来源: 转贴自《联合早报》 于 2003-1-9 22:51:00:
岳飞不是愚忠
puut_01 转贴自<联合早报>　

岳飞不是愚忠
寒于水先生，12月15日在论坛上发表的《也谈岳飞的“愚忠”及“中华”的概念》，以确凿的史实反驳了关于岳飞是愚忠的论调，请看：
(1)．公元1127年，宋朝靖康二年，金人的铁蹄踏碎了清明上河图上的汴梁梦华，遍地兵戈，北宋的徽钦二宗沦为俘虏。康王赵构被拥立称帝后一路南逃，这时有一个年轻的下级军官越级上书，要求赵构“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结果被以“妄议天下事”的罪名革职夺官。这个军官就是二十四岁的岳飞。
(2)．公元1139年，绍兴九年，南宋朝廷和金国达成第一个和议。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岳飞等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表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登时就给了高宗一个没脸。后来的事情又完全如岳飞所预料的那样，才过了一年，金国就撕毁和约，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
我查阅了一下历史，上述两事在宋史《岳飞传》中均有记载，通过这两件事，“就会发现，岳飞不仅没有所谓的“愚忠”，而且在同代的文臣武将中是最能坚持自己主张的一位”。大家应该知道赵构是最大的主和派，而岳飞却是主战派，敢于旗帜鲜明地和皇帝持不同政见，怎么会是愚忠？岳飞是“精忠报国”，可见岳飞的忠是和报国紧密相连的，而不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
据宋史《岳飞传》记载，赵构曾经召岳飞于寝阁中，对岳飞说“中兴之事，一以委卿”，但后来赵构又改变了主意，岳飞几次上表要求北伐，其中一次岳飞质问赵构“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这样敢于直言、有主见的大将，心中考虑的是如何收复失地，救民水火，怎么说是愚忠呢？中国历史敢于这样直言的有几人？这个“愚忠”的莫须有的罪名比秦桧给岳飞的罪名更恶毒！
岳飞的悲剧恰恰在于，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敢于坚持自己的政见，这难道不正是今天我们应该提倡的吗？自己主战，而皇帝主和。这必然会引起了皇帝的嫉恨，这种矛盾在岳飞即将取得战场上的巨大胜利时而白热化。徽、钦二帝一个是赵构的父亲，一个是赵构的哥哥，如果他们回来了，赵构的皇位的合法性就受到极大挑战，这是赵构12道金牌紧急调回岳飞的根本原因，秦桧只是一个执行者和帮凶，而主谋是赵构。然而为什么历史上，秦桧成了陷害岳飞的罪魁祸首呢？岳飞的冤狱是赵构的孙子给平反的，孙子当然不能说爷爷的不是，尤其作为开创南宋王朝的皇帝，秦桧是执行者和帮凶，自然称为最佳的替罪羊。
岳飞不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话虽这么说，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弄不好，就会称为国家的叛徒，祸灭九族。况且当时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北伐的军队，除岳飞外，还有张俊、杨沂，当时秦桧遣使臣召岳飞班师，岳飞认为 “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没有撤兵。后来，秦桧把张俊、杨沂调回，然后用十二道金牌，令岳飞撤兵。作为军事家的岳飞，知道孤军深入和后边没有朝廷支持的后果是什么，因此，撤兵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决不是岳飞愚忠。况且，十二道金牌，见金牌，如皇帝亲临，历史上能连拒11道金牌的，恐怕只有岳飞。
当然我们也不能奢求，岳飞自立为王，推翻送王朝，赶走金人，建立一个强盛的岳家王朝，好在还没有人埋怨岳飞没有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超越其历史局限，况且这也未必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民的意愿。
岳飞战功卓著，军纪严明，不贪财，不贪功，赵构曾经想为他营造府第，岳飞谢绝了，说“敌未灭，何以家为”。在封赏时，总是说“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
岳飞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于国家、热爱人民、孝敬父母、爱护士兵，敢于直言，胸怀坦荡。所以他赢得人民的热爱，千古传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反驳岳飞是民族英雄的人，一般是从民族英雄的定义出发，然后导出结论的。至于民族英雄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人民群众不关心，但似乎专家的定义和广大群众的不一样。是让专家修改定义，还是人民改变认识向专家看齐，值得探讨。但是一般来讲，在诸多英雄称号中，诸如打虎英雄、抗洪英雄，民族英雄的称号是最高的，我想凡是对于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并且具有巨大人格力量的人，都应该称作民族英雄。尤其是民族英雄深上所体现的爱国和献身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文化传承的关键内容。民族英雄的英雄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甚至敌我双方。所以康熙给袁崇焕平反，乾隆给史可法立祠，日本人给抗日英雄送葬。因此，有人所说的称岳飞为民族英雄，不利于民族团结，纯属无稽之谈、庸人自扰。事实上，好象也没有哪个少数民族对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提出过异议，或觉得伤害了谁的民族感情，金人的后代乾隆还拜谒过岳王庙呢。
而且民族英雄往往不只属于一个民族，民族英雄往往是国家英雄的代名词。孙中山、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当然也受之无愧。即以宋，南宋时，除了汉族以外，是否有少数民族(当然当时不叫少数民族)，也值得探讨，将岳飞局限于汉民族英雄是否合适也值得历史学家研究。我想当前，重要的是让民族英雄的定义与时俱进，而不应该死抱着民族英雄的定义不放，这倒颇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说各民族平等，也并不等于说，各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贡献一样，这就象说，尽管人人平等，但你说你的历史作用和孙中山、毛泽东一样，你肯定神经不正常。作为正在融合中的中华民族，还是应该坚持华夏文明的主体地位，如果我们连这句话都不敢说，中华民族不但不能融合，反而会很快四分五裂。如果把宋、金战争说成“兄弟打架”，那孙中山的“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就应该是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了。辛亥革命距今不到一百年，你去问满族兄弟，他们嫉恨孙中山吗？

于国清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西湖与南宋

黄仁宇

杭州（临安）在隋朝已负胜名。南北大运河开创后，它是南端终点。它与开封不同，后者大体上是一座消费城市，购买力操在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和随从手里。南宋的国都——杭州，则是制造业中心。造船业、丝织业、瓷器与纸张的制造在南宋尤其突飞猛进。

西湖胜景

对现代的旅游者而言，离杭州近在咫尺的西湖，是观光者必往的胜地，当初该处是杭州湾的一部分，迄至公元7世纪前期尚且如是，后来靠钱塘江的一面被阻塞，年久月深，湖中的盐水也就变成淡水而成了今日的西湖。

西湖在面积上只比杭州市略小。两座大堤将西方及西北方曲折的湖岸距离缩短。白堤以白居易而得名，直通孤山。苏堤则始于苏东坡，他是诗人、画家和散文作家，在11世纪曾剧烈反抗王安石的改革。虽说他和白居易两人之间相隔近300年，但他们前后都曾在杭州一带任地方官，也曾前后疏浚此湖。两座长堤即他们的工程所留下的遗迹。如此看来，中国传统政府以具有美术观念的人才为官僚，有其用心设计之奥妙，虽说两人同在西湖留名也算事出偶然，但其注重环境之保养与生态学则已胜过一般官吏。

中国一本歌剧称为“白蛇传”者，以西湖为背景，最近在美国风靡一时。揭幕时观众即面临湖岸。两只蛇之精灵，一白一青，已变成两个姣好的女子，名叫“白素贞”和“小青”。她们在白堤上邂逅一个年轻男子许仙。素贞与之一见钟情，结缡为夫妇之后，生有一子，小青即在他们家里伺候。可是金山寺里的方丈法海，发现了素贞的妖孽来历，即用一只法碗将她罩住，并且在碗上造雷峰塔。根据这段神话，只要雷峰塔在，白素贞免不了埋在万千吨的砖头之下。幸亏小青在当日大祸临头时逃脱，再回来时已率领着大批虾兵蟹将，而许仙与素贞所生子也已成年，加入战斗。他们的解放战终于使白素贞恢复自由。以后下文如何无人道及，只是雷峰塔则名不虚传确有此塔，而且在1924年崩溃，今日只有其痕迹残存。

即使是民间传说，中国人也保持传统观念，认为由浪漫邂逅而来的婚姻必大为不祥。不是蛇在引诱女子，而是女人本身即为蛇蝎。可是这篇故事之结局则表示着充溢生命之活力终能战胜权威，因为后者只能牺牲人本主义去迎合一般习惯，观众自此亦可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同。高级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小传统则以农民渔夫为标榜，如果那还不够，即搬出虾兵蟹将作为陪衬。

失势的英雄——岳飞

旅游者经过西冷桥畔，引入苏堤，附近有岳坟。葬在坟中的岳飞，也是宋朝的一位出色人物，从行伍出身，升为下级军官终成为宋朝最有名的大将。公元1141年他为宰相秦桧所诬构，以抗命罪死于狱中。当时秦桧与皇帝赵构密切合作准备与来犯的女真人议和。女真人已组织了一个汉化的朝代称为金，正长驱直入，迫着宋朝南退。岳飞的罪过乃是在这内外混乱之际还能约束部下，得到人民的支持，剿平盗匪，并且以步兵战术击破了来犯的金兵。他那时候只39岁，如若让他生存，则不仅几费周折谈判刚有头绪之和议可能变卦，而且这朝代南北奔波喘息未定，本身也会因为能将在旁而感到威胁。

岳飞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国人因崇拜失势英雄的习惯，将他崇敬得仅次于关羽。可是岳飞与关羽不同，他精通文墨，他将传统之忠孝观念与所受教养同时发挥。今日岳飞墓旁已建有庙宇，高14英尺，内中供奉他的神像及全部盔甲，上有匾额，据说“还我河山”四字系根据他本人书法描绘。事实上岳飞在最近几十年来，有鼓舞中国人民族思想功效。在他神像前有四个铸像向他跪列，此即宰相秦桧夫妇和两个同谋者。在30年代本地巡警很不容易才禁止游客溲溺于秦桧像上。也有人以粗硬之物包括枪柄去捣秦桧之像首。只有在二次大战时投降日本的汪精卫，才敢说岳飞是一个不能节制的军阀。

岳飞不是军阀，事实上他可以节制。要不然在华中大胜金人之后，不会因秦桧以皇帝的名义召他南归，即停止了与女真的战役而就死地。其实与敌人对抗时，在战与和两途徘徊乃宋代朝廷的一种惯习，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北宋时代（那时国都仍在开封）。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身造成的损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和与战的彷徨

这和战歧途，始于宋朝的第8个皇帝赵佶。他要不是被命运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话，大可以在书上绘插图或专心收藏艺术品而生活得比较妙曼，做皇帝实非所长。他御宇期间不仅有王安石的纠纷，而且有女真人的勃兴。女真发源于东北松花江上流，语言属通古斯（Tungusic）系，也与以后之满洲人相联。在公元1113年他们叛离宗主辽而独立，一年之后即自称“金”，当时北宋已向辽纳岁币110年。公元1118年的赵佶朝廷，炫惑于金人的成功，与之结盟攻辽，希望借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得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愿。金之攻辽，如摧枯折朽，全不费力。1125年不待宋朝援助而灭辽。翌年这些远在北方之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乘新胜之余威，对付北宋，于是大举南侵。赵佶在最后关头，传位于长子。金人旋即攻入开封，将宋朝当今皇帝与太上皇一并俘虏，送往东北，他们父子终身未得南还，同年（1126年）北宋灭亡。

赵佶的第9个儿子赵构自立为帝，也成了岳飞秦桧的主子，历史上称为南宋。可是赵构刚一行礼登极，立即就要逃命。往后4年之内，他从华中被金人追逐到长江之南，又从杭州逃到宁波，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寄身于沙船之上，沿着海岸线来往，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1132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当日称临安）。1138年杭州成为国都，可是仍称“行在”，因为开封为赵宋王室历代祖先陵寝所在，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弃。

公元1141年的和议使赵构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获）南下母子团圆，南宋及金以淮河为界，宋承认金为宗主国，宋主所着之冠服由金供给，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南宋既为附庸，每年向金纳岁币50万，半为银两，半为绢疋。

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

当日宋廷反对和议一派最有力之辩辞为：国君须向异族行臣下之礼乃大失体统之事。然则反对和议也使国君之母无法南归，此又不免与传统之忠孝观念相违。此处不少历史家尚且忽视了一段事实：此时长江中游一带大部为盗匪占领，金朝正准备在当中设立缓冲国，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汉人渗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难于应付的则是与金交兵的时候，南方的财政尚在混乱状态，招兵也感到困难，即算各军仓卒组成，临安的流亡政府对本身之存在并无信心。

公元1161年，即岳飞被平反那年，金人又准备南下攻宋，但战斗无定局，双方之和谈迁延了4年之久。几经冲折，金人容许南宋自此不称臣，每年岁币也减少10万。

韩tuo胄的悲剧下场

12世纪最后几年，韩tuo胄为南宋权臣，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人同情他。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在蒙古语内，这已相当于中国之天子，他的千秋功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tuo胄之头颅，却也真能如愿以偿（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tuo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总之，这次和议成功，宋之岁币又增至60万，宋主也在文书中自称“侄皇帝”而称金主为“叔皇帝”。

不出数年局势又大变。公元1214年宋廷乘着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无暇他顾之际，终止交纳岁币。1232年再有一个更好之机会使南宋朝廷得报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议夹攻金人。这时候有些朝臣尚记得114年皇帝赵佶在类似情况下约金攻辽，几陷朝廷于覆亡的惨况。可是宋人对金仇恨之深，历时之久，已容不得谨慎之告诫，于是结盟成功。不料蒙古之灭金，亦似以前金之灭辽，只费时两年，也丝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们已于1227年灭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便可以专心一致地对付中土内仅存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南宋的作为较金人略胜一筹，兹后他们仍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支撑了45年。

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

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极时，地方税收的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能保持适切之联系。开封行中央集权后，使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319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

况且提到这段史实，尚要顾虑到一种历史名词的问题。我们无法忽略在赵宋王朝期间，中国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初由少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及中国历史家效尤。革命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经发起见效，即不能逆转。西方产生商业革命时，影响到很多公众组织，法律上之系统此后即以商业习惯为依归，而中国近代史初期并未有这种体制上的改变。

可是宋朝也确能用它的统计数字和它留下来的水彩画，使以后的观者读者领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灿烂光辉。在绘画方面，当中首屈一指的无过于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这图描画开封极盛时期，可能是金人于1126年进攻之前数年。全画幅长18英尺，表现出一种乡村到城镇的全景，各节各段时间不同。它的右端有乡人赶着上载蔬菜的驴子上市，朝雾还在树顶。画之左端表现着黄昏到临，行人已有倦态，他们折着遮阳伞，收拾各物，带着一片懒洋洋的神情。这两端之间有城门、十字街头、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桥位于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身长不过1英寸；又有各色船舶二十余，有的船舱门窗之上加有凉篷，显系私人闲游之用；在街上有小贩发卖点心及刀剪，供应食物之处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头之摊担至三层楼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处皆张挂着一种旗帜，上有三条直线，好像现代的商标，甚可能因为当日酿造是由国家专利，此旗帜即为店铺之特许证。船舶、驮兽、骆驼、车辆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车上所载各种筐袋圆桶等，证实当日京城拥有大量之商业。各店铺之门招像是依实物描画，船舶与建筑物之构造全部逼真。各种物品之机械设计可以与时人文字之叙述互为印证。

《清明上河图》之为一种历史文件，举世无双。西方可与之比拟之图景，只有贝叶挂毯制作（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数。在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的已领先世界各国。张择端的杰作证实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国都）的繁华现象。开封并非制造场所，即已有如是之商业，则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为适宜，又有更多之资源，经济发展之最高点且在张图之一个半世纪之后，实际上其繁华可能超过图上之描绘远甚。由于绘图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厌其详，由此也证实了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情况（虽说这游客有他大肆夸张的性格）。

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而《清明上河图》上有一所医生的住宅，门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顾主，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

数字管理还没成熟

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食货志》会计部分，但文内并未提到此统计之性质。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流通。

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上述数字提出质问，我们也知道当时谎报数字和实际上通货膨胀都曾前后发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理者面临着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当中足使情况混淆上下脱节的原因甚多，有时候，有些仓库储藏逾量而其他地区则短缺。在宋朝的财政报告里，谷米之石，铜钱之缗，绢帛之疋认作可以互相交换。实际上物品的价格则各地悬殊，有时同一地尚因时间与季节而有不同。官方的历史即承认，所有兑换率通常由抽税人片面断定，致使“民无所诉”。当包税者与抽税人相持不下时，也不能断定税收应各依每处的预定数量或者根据实情而伸缩。有些抽税人本身也将款项分配开支。有时候应收数与实际已接收解库的名目混淆，遗失漂没免除的钱物也不除帐。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

因为上层的压力，以少报多乃是一般现象。同样的情形，军队各单位也虚报人数以便获得更多的粮饷，他们明知道发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打折扣，因此也不得不虚报。这一单位如此，另一单位也一样，否则只好吃亏。本千年的初叶，宋军总数即超过百万，朝廷屡次派员查“冗兵”，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

宋朝军队起先还经过甄选，在公元1035年兵士之薪饷还依据身长而有不同。那年之后这标准即被放弃，募兵入伍已无选择性，军队分为三级也成往事，只剩一些名目还照样保持。有时候募兵给安家费，因之收容入伍之新兵包括难民、乞丐和罪犯。如此一方面使得军费膨胀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能战之士日益短缺，在公元1126年金人来犯前夕，宋之军士甚至须在右臂刺字，以防止逃亡。

军队的情形也是国家财政的反映，而后者也应当与人民一般生活情形相协调。宋朝制度，虽说没有存心如此，却违反了这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它主要的问题乃是一方面有农民之纳税人，由它管制，一方面有农民的兵士，经它招募，两者之间的距离务须缩短。它的收入一度宣称出自“商业之来源”——主要为食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列入土地税之内，有时代替货币），其实仍是农产品及乡间工业的产物。而中央集权的管制，并没有缩短上述距离，相反的，它延长了两者间的距离，并且由于官僚主义之滥用职权，使得关系更为恶化。

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

一般人之了解：宋之强敌借着半游牧的背景，有了牧人凌驾于农夫之上的优势。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则是，华北一落入他们的掌握，他们也向境内汉人全面征兵。辽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宫）之下，如此一来每一部落，即宫卫及优秀部队都有汉人人力充实作数，以支持契丹之兵员。金则将因世袭而参与军事之女真人杂居在汉人户口之内。各地居民自50户至300户编成一“谋克”，8至10个谋克构成一个“猛安”（实际户数编法各地大有出入），原则上谋克与猛安之首长只能由女真人充当。因之税收与征发经过他们的职业武士密切监视，达到行政上最高之效率。而其动员时所具有之伸缩性，更是必须经常维持一个庞大常备军的宋朝所不能比拟。所以异族或少数民族之军事优势由来有自。

操纵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之盛衰有决定性的关系。《辽史》说得很清楚，与宋互市时，马与羊不许出境。同书也说及辽与金决战时不失去战马之来源关系极为重大。这限制马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看出，画幅上开封之大车都用黄牛水牛拖拉，可见马匹短少情景迫切。马匹原来也可以在华中繁殖，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其耗费极难维持，而且在精密耕作地区所育马匹一般较为瘠劣。

所以我们揭开中国历史近代篇之初年，所谓“经济枢纽区域”之解说，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但倒是可以看出中国地区因纬度不同可以分作几段地带：最北为畜牧地带；华北与之接壤，为农业地带，只是其内容仍相当的简单。与之成对照的则为华南，此乃茶叶谷米与水上交通之乡，却在工业化之前，此地带已相当复杂。综合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环境之不同，构成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斯族人长期角逐之背景。从长距离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来，则可发现，几经和战，当中一段地带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合。很显然的越是发展到现代，“汉人”这一名词文化内涵愈多，而不复如以前由血缘作主。

宋代向南后撤至少使朝廷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这地带的湖泊河流与运河，使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彻底发挥其长处。金人于公元1129至1130年间入侵江南，宋军以战舰遮断其退路，使其几乎遇到没顶的灾难。在局势淆乱时军事首长之自由行动也使作战之部署比较容易。譬如说岳飞的军队即以农民军、招降的盗匪和女真人征发之民兵编成，他有机会选择兵员并扩大部队。

可是皇帝赵构与宰相秦桧所经营的中央集权体制排除了军人拥兵自重的趋向。开封既已陷敌，南宋朝廷的军需问题极为紧迫。如果此时杭州拥有具实际力量的商业组织，毫无问题的，即会被接收过来，以作军队补给之后勤机构。而事实上朝廷只能以增税和临时挪用的办法解决刻下问题，此类权宜之计在短时间内一再出现：所谓“经制钱”者，即为经理节制一路财物之官经手的公费；“月账钱”为每月公费内强迫节省的余款，“板账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帐目，以各种附加混合编成。而事实上这些名目很少实质上的区别，凡是现有的各种税收，一律按成数另增附加，总数由各地方分摊。行政之收入，例如输款赎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状时之状贴费和许免证费也类似。这些办法仍不能供应时，只能以增发纸币对付。

马可.波罗眼中看来新奇之纸币，唐代即已出现。最初称为“飞钱”，乃是政府特许之汇票，使商人能在四川发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区收兑物价，以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北宋于公元1024年开始印刷此种可以划账之票据。其施用虽愈来愈广泛，但其制造发行仍只不过偶一为之。此种纸币有如公债，每种都有其兑现日期，通常为三年，收兑后此“界”即作废。南宋则以内地所征关税为担保；至1247年即任此种纸币永久通行，不再收兑。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纪录：其贬值为6000万比1。

科技的进步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装风帆12张，船上有甲板4层；火焰投掷器上装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现；以人力脚踏发动之轮船开始于匪徒杨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飞作战。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轮中，防碍其机制作用；公元1161年则有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出现。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宋朝的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了。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即由张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

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这种说法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从知识上的“宗谱”看来，宋代的理学家都受到一个称为华山道士陈搏的影响；以个人来讲，他们却都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之中。在北宋时，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要不是直接反对王安石就是间接地与反对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对与女真人议和，后来又改变立场与主战的韩tuo胄作对；陆象山因为一本向皇帝的奏书大言不惭而被参劾。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因对时局的意见而受到检举，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的意义，只是他们以含蓄的态度表现，不公开活动罢了。

分析比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论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事，其研究结果也已载入各种书刊。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后一次对宋战争采取一种大迂回的战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势贯穿至越南，次期的战斗指向襄阳樊城，围城之战即历经4年多的时间，从公元1268年的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这隔汉水对峙的双城陷落之后，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实质上困难，他的军队一路顺着长江而下。

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为贾似道，他是一个雍容大度而显有心计的人物，可是他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最终阶段，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最后采取了一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民间私田，所收购的以每户超过200至300亩之外土地的三分之一，实行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处既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近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确实掌握，所付代价只需少数现金，其他杂以各种不同的价券，这恐怕与征用没收区别不大。虽说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购田的计划仍如案完成。而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12年。但最后贾似道仍向忽必烈求和，只是没有反应。在1275年他亲往长江督师，因战局不利被撤职，最后被谋杀。次年元军入临安。再三年之后，元水师与宋之水师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此时宋主为一个幼童，因战局不利由臣下背负跳海而死。所以赵宋王朝亡于公元1279年。

当时人多不明了技术上复杂之处，也有人对贾似道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好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险及政策错误的后果。贾似道确曾在主持国计时有支吾之处，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军后撤，忽必烈北返筹措选举大可汗事。贾似道在此时虚张声势宣称宋军大胜而居功。传统的历史家借着这错误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其次，其为人可鄙之处，也被提出。贾似道年轻时喜欢享乐，不时在西湖上张灯设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灯烛辉煌，便说，看来贾似道必在潇洒自如。事实上也果真如此，不过这是他被派任为中国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位官职之前。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与常州

李 春 梅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逝世于常州，距今已经整整900年了。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中国人都时刻怀念着这位文坛巨子，罕见的全才、奇才。他兼擅诗词文、书法、绘画的非凡才华，至今为人们所称羡；他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浪迹天涯的人生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慨叹；他开朗豁达的胸襟、刚正不阿的气节，至今为人们所景慕；乃至他的传闻、轶事、佳话也是妇孺皆知。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i]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也是常州人的骄傲。900年前，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从此，他的一腔浩然正气在江南大地上回荡。常州作为苏轼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常州的各个角落，这正是“莹域所藏，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ii]。
　　
　　常州为我国江南的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早就有历史记载。自汉朝起，先后曾有毗陵、毗陵郡、晋陵之称。隋开皇九年(589)于常熟县置州，因县得名为常州，后移治于晋陵，废郡称常州，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苏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宜兴等县地。苏轼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买田宜兴、仙逝常州，常州可谓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吾归何处”
　　　　
　　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祐二年(1057)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iii]，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负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在初入仕途不久，他在《华阴寄子由》诗中就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iv]，可见苏轼对故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政见不和，出任地方官，通判杭州，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有卜居杭州之意，有诗云：“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v]苏轼也曾任徐州太守，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余为彭城二年(徐州又称彭城)，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vi]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有“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感叹[vii]。后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viii]这首诗把苏轼历尽颠沛离难，渴望一个宁静港湾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飘泊生涯中，苏轼还曾有卜居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等地的打算，在其诗文中屡屡可见，但均未如愿。而买田宜兴、卜居常州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并最终了却心愿，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宿命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份”吧。
　　　　
　　“殆是前缘”
　　
　　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中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其中路过常州，仅作短暂停留有六次，在常州停留较长，并有各种活动，留下不少诗文、佳话、遗迹的有五次。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到归老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青睐倍致。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即宜兴)，船入荆溪[ix]，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x]。在《又送叶淳老》中也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xi]可见一个“缘”字把苏轼与常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倾心畅谈，遂结成莫逆之交，并相约卜居阳羡。这可以说是苏轼与常州之缘的源头。继初次相约居常到苏轼首次过常相隔整整十四年。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在朝廷政见不合，自京师通判杭州。在赴任途中，苏轼第一次路过常州，但却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心情到早已心有所属的常州游历一番，而是后来在杭州任上常来往于常州、宜兴等地，赈灾、救饥、访友、游览，常州等地遍布了他的足迹，更有大量佳作传世。特别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畅游常州阳羡，尽情领略清山秀水，与好友饮酒作诗，不亦乐乎。后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卜居阳羡之约初步履行，心情舒畅，遂寄友人诗曰[xii]：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对此，周必大《省斋文稿》卷19《书东坡宜兴事》云：“公熙宁中倅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田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苏轼买田居常，也惹得章惇相约：“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xiii]然而苏轼并未能如愿所偿，因政治风云，官场动荡，展转颠沛又近十年。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量移汝州，途中不惜路途遥远绕道来到常州宜兴，再次买田置房，为移居常州作充分准备，可见苏轼在历经磨难之后归常的迫切心情。后苏轼于赴汝途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词意肯切：“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xiv]金人赵秉文《题东坡乞常州奏草》云：“唐卢坦有言，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材者必剥下以致之，……东坡奏稿以薄田粗给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后竟卒于常州，岂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贪饕之徒耳。然则无德而千驷者，亦可悲也夫!”[xv]“以薄田粗给饘粥”，真是一代清官，两袖清风。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五月，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xvi]，充分表达了他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小，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1085)六月，在过了一段时间虽短但极其舒适的田园生活之后，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此后苏轼又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竟然垂老投荒，远贬惠州、海南数年。苏轼将全家安顿在宜兴，只有朝云和三子苏过同赴贬所。常州仍然是苏轼赖以存活全家的故地。
　　
　　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幸获大赦后，经过数年凄苦的海南贬谪，踏上归途，下决心定居常州。对此，费衮在《梁溪漫志》卷4中载苏轼语友人曰：“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正象苏轼本人所说的“某缘在东南”，自从三十年前首次经过常州之后，九死一生，此时常州是其归老的最佳选择。周启隽说的好：“盖尝论之东坡赤壁，非不乐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处；惟阳羡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乐焉。”[xvii]
　　
　　“眷此邦之多君子”
　　　
　　自海南获赦北归之后，苏轼最终消逝人寰于常州顾唐桥北孙氏馆。“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常州)上下，咨叹之涕”[xviii]。一代人杰与世长辞。凡事必有因果，苏轼选择常州为归老之所，不是无故而为，而是有诸多的缘由在里面。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政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祐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煇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政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饘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政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
　　 “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仙逝常州距今已900年了，这位几十年来一直在逆旅奔波、席不暇暖、过着流亡生活的蜀山游子，终将一代才子之灵气永留于江南这座美丽的小城。至今苏轼与常州仍前缘不断，他为常州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咸淳重修毗陵志》卷23载苏轼有关常州的诗近二十首，为此志所载诗人的诗歌数量之首。清人阮升基赞叹道：“考公词翰所及，屡称阳羡，则阳羡境内何处非公吟魂浩气所往来耶?”[xxxiii]凡是苏轼足迹走过的地方，在民间都历代流传着对他的歌颂和传说。如今，还有多处有关苏轼的遗址胜迹供人们游览和瞻仰。如常州的苏文忠公祠、舣舟亭、洗砚池、藤花旧馆；宜兴的东坡海棠园、东坡书院等。此外，苏轼还留有许多轶闻、佳话，在各种史书、文集及方志中均有记载，为人们所传颂。常州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伟人，常州就是一代文坛巨子苏轼的第二故乡! 　　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

张邦炜


　　宋徽宗有艺术家的气质――风流、浪漫、玄想，无政治家的素养――睿智、务实、果断。阴差阳错，他竟君临天下。徽宗角色错位，对北宋历史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但不能夸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迅疾覆灭，原因相当复杂。从前有人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认为北宋覆灭的原因在于“朝议”不听章忄享之言，误立端王赵佶即徽宗为帝。他们如此假设：“设建辟之时，朝议从忄享，端王不帝，宋可无败乎！” [1] 其实，这一角色安排不能归咎于“朝议”，徽宗之立自有其前因后果。下面的讨论从宋哲宗之死开始。
　　
　　一、哲宗纵欲早逝
　　宋徽宗赵佶是宋哲宗赵煦的异母弟，哲宗生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徽宗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五月 [2] ，兄弟二人年龄相差不到6岁。在正常情况下，徽宗断无继承哲宗皇位的可能。徽宗继位有一线希望，是由于哲宗刚满23岁 [3] 便死去。
　　
　　哲宗的病情对外公开的说法是：“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弥留。” [4] 所幸，知枢密院事曾布的日记《曾公遗录》部分保存至今。从中可知，哲宗并非因伤风感冒而死，而是死于性生理疾病。两宋帝王患性生理与性心理病者，除哲宗而外，至少还有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金军袭击扬州，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矍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患下性无能症。其后果是丧失生育能力，“后宫皆不孕”。 [5]
　　
　　哲宗的病情及后果都比高宗严重得多。其症状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 [6] ，是致命的。其病因则是极度性放纵。哲宗宫中美女如云，宰相吕大防的夫人亲眼看见：哲宗“前后宫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样妆梳，衣服之类无少异。”“其服饰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睹。” [7] 哲宗9岁做皇帝，其管教者既有祖母英宗高皇后，又有嫡母神宗向皇后、生母神宗朱德妃。其中，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是位女强人，她对哲宗管束颇为严厉。哲宗年纪渐大，依然身不由己。他对其祖母“甚衔之” [8] ，但在行动上不敢为所欲为。当时人说：哲宗“天颜穆然，敬奉二宫，有不迩声色之意” [9] ，大体属实。元礻右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大权在握，再也不受管束。他立即反弹，不仅在政治上一反高太后所为，排斥旧党、废止旧法，起用新党、推行新法，而且在生活上肆无忌惮，纵欲无度。中书侍郎范百禄曾兼任侍读，很了解哲宗，对其健康状况深表关切。他在出知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时，为此专门上疏哲宗。奏疏引用孔子所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诫哲宗应注重“养生礻是身之道”、“福寿康宁之术”。 [10] 对于这类忠告，哲宗置若罔闻。加之宦官“起哲宗侈心” [11] ，于是哲宗变本加厉。“明艳冠后庭”的御侍刘氏“有盛宠” [12] ，与高太后所立孟皇后争宠。哲宗不顾大臣反对，断然将孟皇后废黜。刘氏取而代之，正位中宫。哲宗与刘氏如胶似漆，因此得下性生理疾病。御医秦○、孔元、耿愚束手无策，“深以为忧” [13] 。哲宗一病不起，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日深夜病故。
　　
　　元符二年八月，当时位号为贤妃的刘皇后虽然为哲宗生下一皇子，即所谓邓王，但两月后便夭折。哲宗撒手人寰，膝下无传宗继位之人。外界早知哲宗性命难保，他本人则对病情估计不足。哲宗短命，并未留下遗嘱。于是峰回路转，当时被封为端王的徽宗赵佶继位出现一线希望。
　　
　　二、太后“圣意先定”
　　端王赵佶继位虽有希望，但这线希望相当渺茫。哲宗有皇弟１３人，其中８人已死，５人尚在，即申王赵亻必、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亻思。5人之中，申王赵亻必年纪最大，但有目疾；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系当时被尊奉为皇太妃的神宗朱德妃所生。帝政时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亡故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或以长幼为序，立年长者。简王赵似无疑是一大热门人选。
　　
　　至于端王赵佶，系神宗第十一子，宫中称他为“十大王”，是由于“神宗第十子（仪王赵）伟 [14] 早世”。 [15] 其生母陈氏虽史称神宗钦慈皇后，但入宫之初，不过御侍而已，生下赵佶后，才母以子贵，先后进封才人、美人，并已于11年前死去。其钦慈皇后以及太妃、太后等头衔，均为死后多年追尊、追谥。赵佶既非嫡又非长，在通常情况下，继位的可能性极小。
　　
　　究竟由谁继位，身为皇太后的神宗向皇后必须面对这道难题。她本人无皇子，态度较超脱。与英宗高皇后不同，神宗向皇后是个以不贪恋权力闻名的弱女子，素不过问朝政，决断能力极差。她犹豫不决，只得就近在宫中，与宦官商议。
　　
　　向太后询问大宦官梁从政，得到的回答是：“第问章忄享。”向太后“疑之”，怀疑他交结外朝，再问道：“即忄享言非，奈何？”梁从政说：“忄享，宰相，其言安可不从！”两人话不投机，向太后“麾之去”。史称：“初，梁从政给事皇太妃（即神宗朱德妃）○，阴以简王属章忄享。” [16] 梁从政早已暗中勾结宰相章忄享，试图拥立简王。另一大宦官郝随，“本陈太妃（即徽宗生母）○中旧人”。 [17] 郝随与端王的关系，和梁从政与简王的关系完全相同。向太后是否事先咨询过他？郝随是否建议立端王？向太后是否采纳其建议？史籍虽无记载，但极有可能。下面两点即是其佐证。
　　
　　一是郝随素来干预宫廷事务乃至朝政。当年仅位居婕妤的刘皇后不甘屈居于孟皇后之下，郝随边劝慰边建议：“毋以此戚戚，愿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当为婕妤有也。” [18] 这一主意最终果然奏效。刘皇后为斗倒孟皇后，“阴造奇语以售谤，内侍郝随、刘友端为之用。” [19] 刘皇后一伙诬陷孟皇后厌魅 [20] ，侍御史董敦逸负责录问此案。他明知这是一桩苦打成招的冤案，“握笔弗忍书。郝随从旁胁之，乃不敢异。” [21] 于是孟皇后被废。郝随实属刘皇后争宠获胜的一大“功臣”，其主意与能量都在梁从政之上。向太后岂有仅询问梁从政，不咨询郝随之理？即便向太后不问，一向不甘寂寞的郝随势必主动进谏。以其三寸不烂之舌，自会说动向太后。
　　
　　二是徽宗后来百般庇护郝随。郝随不仅是孟皇后冤案的主要制造者之一，而且是个特大贪污犯。他负责宫中修缮，既浪费：“穷奢极侈，殚工尽巧，以粪土用邦财，以寇雠用民力”，又贪赃：“不经有司，擅自支费，因缘为奸，乾没无限，以至内帑珠金，率意取之，并无归着。” [22] 徽宗即位后，御史中丞席旦等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徽宗大事化小，称：“彼自乞宫观。” [23] 暂且将郝随调任延福宫使，以平众怒。史称：“内侍郝随娇横，（席）旦劾罢之，都人诵其直。” [24] 这一处分实在太轻，给事中龚原又上疏“论郝随得罪，不得居京师。” [25] 然而郝随与徽宗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知情者“或揣上意且起用”。 [26] 果不其然，郝随不久复官，并升任知入内内侍省。席旦、龚原等官员反因弹劾郝随而遭贬。郝随此后更是有恃无恐，动辄告御状，“泣诉于上”。而徽宗总是“慰勉之”。 [27]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十月，郝随死，“谥荣恪”， [28] “赠开府仪同三司”。 [29] 此职乃文臣寄禄官之首阶。郝随以何功何德享此殊荣，难道仅仅因为他曾侍候徽宗生母？这更让人怀疑郝随实乃徽宗的幕后拥立者。
　　
　　诚然也有反证，即郝随党同章忄享。史称：“章忄享专政，结内侍郝随，以固权宠。刘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济。” [30] 确实，哲宗后期，章忄享拜相，“结宦官郝为助”。哲宗的动向由郝随“觇知”，再“密语（章）忄享”。 [31] 然而北宋后期，政局变幻莫测，官员翻云覆雨，利益集团不断重组。官员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批变色龙中，以杨畏最负臭“名”，人称“杨三变”。 [32] 徽宗即位后，章忄享、郝随处境迥然不同，足见二人已分道扬镳。其原因也许正在于二人拥立对象不同。
　　
　　向太后询问梁从政后，深感事态之严重。她唯恐发生变故，于正月十三日黎明迅疾召集宰执大臣商议继位重事，并部署加强都城警戒，要求各地务必保持安定。向太后在召见大臣之前，已成竹在胸，即所谓“圣意先定，牢不可移”。 [33] 这位弱女子一改优柔寡断的旧习，顿时颇有决断，固然是形势所逼，或许也与郝随的策划和支持有关。
　　
　　三、“朝议” 流于形式
　　宋徽宗即位的合法依据是宋哲宗《元符遗制》。北宋前七帝的《遗制》至今仍保留在《宋大诏令集》卷七和《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中。其中，太祖《开宝遗制》为太宗伪造，或许尚嫌证据欠充足；哲宗《元符遗制》系冒名之作，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哲宗《元符遗制》称：“皇弟端王某，先帝之子，朕之爱弟也，仁孝恭俭，闻于天下，宜授神器，以昭前人之光，可于柩前即皇帝位。”这并非哲宗的临终遗言，而是向太后主持下的“朝议”即御前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其草拟者虽然是大臣，实则向太后之意。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上看，宋代的“朝议”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最高统治者遇到军国重事与烦难问题，往往召集大臣商议，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虚心倾听并加以吸取，以便作出正确决策。“朝议”实可视为古代政治中的现代政治因素，专制独裁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因素，尽管其范围极狭小、程度很有限。然而这次非常御前会议自有其非常之处，不仅主持者是代行皇权的皇太后，参加者仅宰执大臣，旁听者只限于宦官，而且完全流于形式。
　　
　　“朝议”的经过，当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九中记载较详尽。向太后“坐帘下，微出声发哭：‘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宰相章忄享首先发言，他傲视向太后，“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章忄享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其理由仅仅是哲宗生前曾对她说：“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 [34] 且口说无凭，死无对证，谁也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向太后陡然如此刚毅果断，为章忄享所始料不及。他仍不服气，公然顶撞向太后：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35] 知枢密院事曾布先斥责道：“章忄享，听太后处分。” [36] 赓即表白：“章忄享并不曾与众商量。”尚书左丞蔡卞顺水推舟，连忙表态：“在皇太后圣旨。”中书侍郎许将“亦唯唯”，章忄享“色沮”。 [37] 于是，皇位由端王赵佶继承成为决议。
　　
　　可见，这次御前会议堪称古代专制极权政治制度下所谓“民主”的典型。向太后视宰执为玩具，将“朝议”当儿戏。立端王为皇帝，事前早已定案，召集御前会议，走走过场而已。史称：“皇太后决策立端王”， [38] 记述准确无误。如果说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作出的非常错误的决定，那么责任不在“朝议”，而在一时皇权在握的向太后。章忄享所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虽然被历史所证实，但他本人后来为这句大实话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这次御前会议最终沦为政治陷阱。
　　
　　四、徽宗故作姿态
　　立端王赵佶为帝的决议形成后，向太后召端王入宫，他当天居然“请假”，一再宣召，许久未至。端王终于入宫，他一再谦让：“申王，兄也。”向太后再三开导：“申王有疾，王次当立，王不须辞。” 宰执大臣好言相劝：“天命所属，大王当上为宗庙社稷大计，不当辞。”年届18岁的端王才被推上皇帝宝座，史称宋徽宗。他再三恳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先拒绝：“皇帝年长、聪明，不须更如此”，后勉从其请。徽宗吩咐宰执：“遗制未下，可添入。”宰执盛赞徽宗：“陛下圣德，谦挹如此。” [39] 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据此撰就所谓哲宗《元符遗制》。难道徽宗做皇帝果真出于迫不得已吗？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看，他“心独自负” [40] ，并无自知之明，对于皇位觊觎已久，谦让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
　　
　　事前，徽宗大造舆论。其主要佐证有三，一是哲宗在其皇子即邓王夭折后，派宦官前往泰州（江苏今市）天庆观，求嗣于有“神翁”之称的道士徐守真（一作徐守信）。徐守真说：“上天已降嗣矣。”哲宗不解其意，“再三遣使迫询其故，即大书‘吉人’二字上之”。 [41] 徽宗名佶，拆开即是“吉人”二字。二是开肆于开封相国寺的算命先生陈彦号称“谈禄命如神”，徽宗急于得知自己的命运，“令人持生平密问之”。陈彦断言此“大横之兆，且云事应在两月后。” 所谓“大横之兆”，即“天子之命”。 [42] 三是徽宗“为端王，尝退朝”，方技之士郭天信“密遮白曰：‘王当有天下。’” [43] 此外，如当时每逢朝会，负责巡视队列的官员总是高呼：“端笏立”； [44] 宫中建一堂，哲宗取名为“迎端”。所有这些“端”字统统与端王挂钩，被解释为“迎事端而治之”。 [45] 当时人说：徽宗“时多征兆，心独自负”。 [46] 这些所谓“征兆”，有的固然是徽宗即位后人们的附会，有的则是徽宗通过其左右、亲近人等为其君临天下制造舆论。于是哲宗晚年，徽宗理当继位的呼声颇高。
　　
　　事后，徽宗论功行赏。徐守真因书“吉人”二字，被“召至都下”，徽宗“用太宗见陈抟故事，御绦褐，即便殿，以宾礼接之。” [47] 徐守真不久死去，徽宗“赐大中大夫，给葬用四品礼”。 [48] 陈彦因算命有功，徽宗“初欲官以京秩，继乃补西班，积官至节钺。” [49] 所谓“节钺”，即节度使。郭天信因曾预言“王当有天下”而“得亲匿，不数年，至枢密都承旨、节度观察留后。”“政和初，拜定武军节度使、礻右神观使，颇与闻外朝政事。”“其子中复为○门通事舍人，许陪进士径试大廷，擢秘书省校书郎。” [50] 曾布更是“以定策功” [51] ，于当年十月拜相，并在制词中备受褒奖：“肆朕纂临之始，大嘉翼戴之劳。” [52] 而梁从政则被贬职，其罪名是：“某受国厚恩，弗图忠报。方哲宗升遐之始，皇太后深念大计，召尔询焉。尔乃佐佑章忄享，请听其语。向非圣意先定，牢不可移，则忄享之所以异意者，将尔而售也。” [53] 章忄享所说实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更是被徽宗视为“奸言”，一直怀恨在心。章忄享于当年九月被罢相，此后一贬再贬，并死于贬所。其主要罪状之一便是：“方先帝奄弃天下，中外震惊。乃复于定策之际，阴怀异志，独倡奸言。赖母后圣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归。” [54] 章忄享与其当年的同党郝随，这时的处境实有天壤之别。徽宗奖惩如此分明，更是其推辞皇位并非真情实意的明证。
　　
　　五、一对风流才子
　　徽宗战胜简王而君临天下，固然仰仗于向太后，也由于他本人早已声名远播。徽宗的名气并非出自所谓“仁孝”，而是由于才华。而其名气与才华得益于其姑父王诜之处颇多。王诜对青少年时代的徽宗影响极大，他们二人实可称为一对风流才子。
　　
　　有关徽宗才华出众的记载俯拾即是，其中不乏吹捧之词。如蔡○《铁围山丛谈》卷一曰：“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礻右陵（即徽宗）在藩邸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蔡○《北狩行录》云：徽宗“天资好学，经传无不究览，尤精于班史，下笔洒洒，有西汉之风。”所谓“好学，经传无不究览”，肯定是假话。如孔子《春秋》一书，徽宗是在被金军俘虏北上后，穷极无聊，才“试取一观之”。他读后感叹道：“比取《春秋》读之，始知宣圣之深意，恨见此书之晚。自是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 [55] 亲王未曾读《春秋》，这在传统时代实属奇闻。仅由此也可见，当时普遍认为有益于治道的经史非徽宗所好，他早年无非是个“多嗜富贵”的花花太岁而已。其爱好在于当时被视为“雕虫小技”的艺术，其才华主要表现在书画方面。汤○《画鉴》称：“徽宗性嗜画，作花鸟、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间有入神品者。历代帝王画者，至徽宗可谓尽意。”这类记载大体属实，并为人所熟知。
　　
　　徽宗的画艺乃至于名气，都与王诜、赵令穰等人颇有关联。蔡☆《铁围山丛谈》卷一曰：徽宗“初与王晋卿诜、宗室赵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礻右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其《国史后补》云：徽宗“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时名。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 [56] 当时任端王府内知客的吴元瑜同王、赵两人一样，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书画家。吴“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礻右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 [57] 其实是受吴元瑜影响。
　　
　　在王、赵、吴三人当中，以王诜与徽宗关系最密切，徽宗受其影响亦最大。此人字晋卿，系北宋初年大将王全斌之后、北宋中期将领王凯之孙，娶英宗第二女、神宗之妹蜀国公主为妻。 [58] 他出身富贵之家，贵公子气十足，视官职如草芥，戏弄一切，风流蕴藉，能文会诗，喜文士，好交游，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米芾、李公麟等名流均很有交情。论年龄，王诜比徽宗大３０多岁；讲辈份，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与徽宗过从甚密，徽宗后来的亲信高俅便是当年从王诜处要来的。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8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礻右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王诜赠端王篦刀，派高俅奉上，“值王在园中蹴鞠”，于是两人“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端王派人传语王诜：“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仅由此亦可见，两人关系之深。画家韩拙则由王诜主动向徽宗推荐。据当时人张怀记述：绍圣年间，韩拙“至都下进艺，为都尉王晋所惬，荐于今圣国邸。继而上登宝座，授翰林书艺局祗候，累迁为直长秘书待诏，今已授忠训郎。” [59]
　　
　　王诜其人有三大突出之处。一是善画。王诜所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无不造妙，皆为词人墨客难状之景。二是豪侈。王诜作为驸马，他的宅第系神宗所赐，有园林之胜，宅内专建一堂名“宝绘”，藏古今法书名画。苏辙在《王诜都尉宝绘堂词》中描述道：“侯家玉食绣罗裳，弹丝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觞，白日一饱万事忘。…… 朱门甲第临康庄，生长介胄羞膏粱。四方宾客坐华堂，何用为乐非笙簧。 锦囊犀轴堆象床，竿叉连幅翻云光。手披横素风习扬，长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鸷禽猛兽舌○张，腾踏○腰联○○。…… [60] 从中不难看出，王诜生活十分豪华，并爱好奇花异石、珍禽怪兽。三是好色。王诜“不矜细行”，生活相当浪荡。他除有妾８人而外，宅第之中歌儿舞女不计其数，并不时外出寻花问柳。他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因“携妾出城” [61] 而受处分。此后仍不检点，其妻号称“性不妒忌” [62] ，但内心十分痛楚，年仅３０岁即抑郁而死。王诜因此在次年七月被贬往外地，神宗亲笔写下手诏，斥责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 [63] 所谓“朋淫”，即群聚作荒淫玩乐之事。神宗死后，王诜还朝，依旧“朋淫”。元符二年闰九月，又因“隐匿妇人刘氏” [64] 而被罚铜30斤。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们不难发现，徽宗酷似王诜。不仅“所好者古器、山石”，而且“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 [65] ，与王诜惟妙惟肖。徽宗当年一小青年而已，但与王诜一样，姬妾成群，其中一名姓彭。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四记载，“礻右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怜之。小故出嫁，为都人聂氏妇。上即位，颇思焉，复召入禁中。以其尝为民妻，无所称，但以彭婆目之,或呼为聂婆婆，其实未有年也。恩幸一时，举无与比。父党夫族，颇招权，顾金钱。士大夫亦有登门而进者。”徽宗当时是否是王诜“朋淫”即淫秽团伙中的一员，亦未可知。赵佶受其姑父王诜之大，显而易见。
　　
　　徽宗与王诜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的角色安排不同，人们的角色期待不同，因而两人的历史命运也不同。王诜这位浪荡驸马虽曾任职，多属虚衔，并未从政，“白日一饱万事忘”，潜心于绘画。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无非是个画家而已，生活豪侈之类属于“细行”。王诜在美术史上留下的是美名，《文物》杂志1961年在其925岁诞辰时，推出专辑以示纪念。 [66] 徽宗则由花花太岁一跃而为风流天子，他豪侈放荡的禀性与最高统治权力相结合而恶性发展，干出了“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 [67] 等坏事蠢事，坑害民众，危害社会。历史准确地将他定位为亡国昏君。一定意义上，似可如是说，宋徽宗“成也王诜，败也王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试论耶律楚材在蒙元时期汉化的历史作用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汉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 课税使人名
燕京 陈时可、赵肪
宣德 刘中、刘桓
西京 周立和、王贞
太原 吕振、刘子振
平阳 杨简、高廷英
真定 王晋、贾从
东平 张瑜、王锐
北京 王德亨、侯显
平州 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 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3.政治制度上的汉化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4.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 。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 枢密院 中书省 御史台
亲 万户府 六部 行省 殿 内 肃 行省
军 千户所 路总管府 中 察 政 察 廉
都 百户所 州府 司 院 廉 院 访
使 州 访 使
司 县 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64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对历史不懂，尤其是宋代历史不懂，但这样的文章是学术论文吗？不是吧？

人民富余生活的代价就是将来被蒙古骑兵成批的屠杀，国家富有的代价是变得软弱得让周围的国家都想将其据为己有。
有时候真是感叹于为什么中国人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保卫财富的能力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不知道那些为美国铺设铁路的中国人、那些为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是什么结局，不知道老外在赞扬中国人勤劳聪明的时候，是否在心里对中国人还有另一番评价。
现代文明的发展只是让弱者也可以生存，但世界仍然是个只有强者才可以持续发展的世界。